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兼任教授、八十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的张维为，近日在《学习时报》上发表长文“邓小平印象记”，回忆了邓小平1985年与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谈话，其中写道：“邓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是1926年抵达莫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政策的后期，邓在苏联期间可能亲身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务实一面，体会到了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完全抗拒资本主义中有益的东西，而是要把资本主义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都拿来发展社会主义。我后来至少两次听他对外宾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显示了他对苏联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反映了邓本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其实，如果把小平同志的改革思路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运行发展与苏共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相通相近相同的东西，虽然相距五六十年，然而即便是两个时期的那些著名的口号，在进行比较后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1921年，列宁领导的苏联由于国内战争给国家造成的极大破坏，到处都是饥饿与恐慌，使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列宁明智地认识到，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要在灾难中拯救国家，必须实行灵活的经济政策，有必要暂时放弃正统的共产主义的某些原理，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必要的妥协让步，哪怕是局部恢复以市场自由竞争为原则的私有制经济，加快工业化发展速度（对内搞活），在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交流与贸易（对外开放），以发展经济为基础求得国家的喘息生存（发展是硬道理）。但这些政策上的让步都是有限度的，而且是为了国家百废待兴时期（并非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致遭遇灭顶之灾的一种时空上的权宜之计，体现的是原则性基础上的灵活性。列宁始终把握了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原则。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在苏共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问题，列宁始终强调对外贸易国有化和国家垄断的重要性，认为放松或者取消外贸垄断制是对国家利益不能容忍的侵犯。虽遭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质疑，1922年5月22日，政治局还是接受了列宁关于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的意见。不过，争论在列宁逝世后很快又趋于激烈。在农业问题上，布哈林等人主张进一步减少对农民的限制，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使农村雇工合法化，减少农业税收，让农民种地较自由地生产和销售粮食，同时降低工业品价格，以求获得农民的支持，促进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改革也是先从农村开始）。布哈林还在1925年4月的苏共十四大前夕提出了有名的“发财致富吧！”的口号（与小平同志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异曲同工）。布哈林的这些观点受到反对派的批评，斯大林静观双方辩论的发展，他基本上赞同布哈林的思想，但保持着行动的自由。他一方面坚持要布哈林承认“发财致富吧”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激烈批评这一口号的文章发表。

    以上史实说明，小平同志在设计改革开放政策时基本上都保留了苏共上世纪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的印迹，不过他在采纳和继承政策时采取了对事不对人的方式，根据中国国情和他自己对政策优劣的判断有所选择，某种意义上是对苏联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的继承与借鉴。所以，原来盛传的“摸着石头过河”似是以讹传讹！张维为在“邓小平印象”一文中确切地说明小平1926年在苏联留学一年，对“新经济政策”记忆犹深的历史印证了这一结论。

    值得思考的是，原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克拉希科夫的养女、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克里姆林宫的生活〉一书作者莉季娅在书中写道：当然，不必把新经济政策理想化，希望能给国家带来繁荣，在俄国出现理想的福地。不，新经济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生活水平只是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相比较显得稍好一些。国家失业现象严重，街上到处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双亲的流浪儿，农民刚刚开始恢复元气，但生活非常艰苦，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就更低了。与此同时，私营企业者，当时被人们称为“耐波曼”（意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分子），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很快地富起来了。琳琅满目的高级商店都是为这些人开的，高档饭店甚至赌场及其它花天酒地的地方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光顾……。我们年轻人都厌恶这种社会现象及人民群众与那些“耐波曼”之间的差距……。“耐波曼”的那种只知发财不进道义的品行是我们感到厌恶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及付面影响，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与思想文化上的低俗化都是亟待破解的难题，如果我们轻视这种付面影响，改革开放的果实就有可能毁于一旦。这在苏联是有前车之鉴的：1932年，苏联对新经济政策的遗留问题实施极其残酷的处置方式，城市中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在新经济政策鼓励下发展经济获得的财富被没收，而且大部分人被逮捕；斯大林承认，在实施他的全盘集体化的计划中，镇压了一千万“富农”。

    这样的历史悲剧，我们不能重演！

    党的六中全会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把“发展是硬道理”转向“更加科学地发展”，以“和谐社会”代替“稳定压倒一切”。我以为，这是明智的、必要的。我们应当从列宁坚持国有经济必须占主导中领悟到一些道理。 

注：有关史料引自李忠杰所著《苏共十大历史公案》和莉季娅所著〈克里姆林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