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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社原社长、党委书记韩喜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张 中 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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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逢春阶
“在报社这段经历虽然很短,两年多一点,但我终生难忘!”
10月23日上午,大众日报社老社长韩喜凯同志在家中接受采访时,满含深情地来了个开场白。“首先,我对大众日报的历史有感情,她一诞生,根就深深扎在人民中间。一张报纸 70年,为了她牺牲了 530多个同志和 160多个乡亲,中国、世界上有哪张报纸付出过这么大的代价?这是用鲜血染红的报纸!其次,我对这张报纸本身有感情,从识字起,就读大众日报,从会写稿起,就给大众日报当通讯员,是大众日报培养了我,给了我历练的平台。还有,我对大众日报这拨人有感情,跟他们一起共事,很愉快,心情舒畅。看着报社一茬茬出色成长的年轻人,我真是高兴!”
大家都热爱这个集体
记者(以下简称记):省委决定您来报社担任社长、党委书记的时间是 1989年 12月。当时您有没有思想准备?
韩喜凯(以下简称韩):我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没想到要去报社干。当时好多同志都劝我别干,报社是个文人聚集的地方,遗留的问题又不少。我当时的想法是,虽没办过报,但当过通讯员,省委这么信任我,没有理由不干好。可以说,我是迎着改革的春风来到了报社。
记:听说你刚来的时候,搞了一次民意测验?
韩:我到报社不久就在全社职工中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请大家谈谈对人事问题的看法。测验结果出来,大家都表达了强烈的责任感。这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坚定了我的信心,信心来自于大家都热爱这个集体,都有一颗公平、正义的心。
记:听说您还倡议报社职工举办了个舞会?
韩: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缺乏文艺细胞(笑),也不会跳舞。但我看到报社编辑、记者每天都是埋头弄稿子,缺乏活跃气氛,就提议,咱报社职工是不是办个舞会啊?当时在报社活跃职工文化生活也需要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党员干部要带个头。这样一发动,结果舞会办起来,一下子来了二百多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我这个不会跳舞的人竟然提议办了个舞会,回家一说,家人都不信(笑)。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不管大事小事,党员只要带好头,立竿见影!
大家认识报社、了解报社,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也就是说,从一个个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那里认识和了解的。 不要小看一篇稿子,不要小看一个细节,从小处说,关乎报社脸面,从大处讲,关乎党的形象。
记:您曾多次对大家说过,一个人上一个台阶不容易,但思想道德上的滑坡很容易。大家要警惕,要过好金钱关、色情关、名利关。
韩:作为一个领导者,不管到哪个地方,都要注意那个地方的风气,要树正气,刹歪风!我在报社的时候,过一段时间,就敲打敲打,把话讲清楚。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也算是警钟长鸣吧!
记:为了信息公开,您还提议创办了《社讯》。
韩:当时,为解决报社职工住房问题,决定建设职工宿舍,还没开始建,就议论纷纷,小广播发达,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缺乏沟通啊!我提议办个报中报《社讯》,不定期出版。把建房的图纸,全部在《社讯》上登出来,让大家讨论。我明确跟大家讲,《社讯》上没有的小道消息全是假的,结果下班后,大家不拿样报,专门去找《社讯》了(笑)。后来社讯一直办了下去。
守好、守牢舆论阵地
记:1990年 5月2日您主持了报纸版面调整。
韩:当时就是针对头版会议报道、领导人活动报道过多的现状。我们首先给省委打报告,争取支持,省委省府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支持报社的做法,改进会议报道和领导人活动报道,稿件字数,一般都控制在800 字以内。这样,大量的版面让给了群众、让给了基层,增加了信息量。报纸版面焕然一新。
记:您曾经说省报记者就得站在省领导的高度想问题,也就是要胸有全局。
韩:所谓记者的独具慧眼,说白了就是把握大局的能力,这是基本功。有了这个基本功,我们的记者在任何复杂问题面前,都能理智地、清晰地作出正确判断。党报是吃政治饭的,要守好、守牢舆论阵地,就得时刻装着大局。
记:您能举个例子吗?
韩:上世纪90 年代初,有些地方“左”的东西还没有彻底清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发展企业的政策,但有些地方贯彻力度不够,比如企业可以根据利税数额,抽取 1% 作为宣传费用,好多企业用这笔费用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产品、 塑造企业自身的形象,但有些部门则认为企业违规,有的企业家甚至被隔离审查,被作为违法违纪来对待。这就大大挫伤了企业家的积极性。省委发现这个苗头,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纠正一些地方的做法。报社紧密配合,组织报道,还安排了评论。
那天晚上(注:1990年 3月28日),我到报社夜班室去,看到了那篇为企业家鼓劲的评论。 我当时觉得,稿子很好,题目鼓劲的味道不足。我说,企业家有那么多的苦水难倒,咱就是要用温暖的话来给他们鼓劲,不如直接用“厂长经理们,辛苦了”当标题。
结果评论就在头版用这个题目发了。没想到的是,编辑部收到了不少来信,好多是厂长经理写来的,说大众日报理解他们,给他们撑了腰。人民日报负责同志看了这篇评论后,评价说很不一般。 我们就是在关键时候,说了关键的话。而关键的“关键”是把握住了大局。
记:您对重头戏报道很重视。
韩:就是要推重大典型啊,这是党报的优势。比如反映九间棚村的《九柱擎天》、比如写莱芜房干村的《帅旗为什么这样红》,还有“开放大潮中的山东”系列报道等等,很多很多。为此专门抽调骨干记者,成立了个特派记者组,对省委省政府的重大部署迅速作出反应,写重头稿件。
记:还主动策划了一些报道。
韩:我记得,对新的区划,有好多人不理解,甚至说些风凉话,就拿威海来说,威海划出去后发展速度惊人。为了让读者了解威海,说明区划的意义,大众日报组织重头戏报道,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 5000 多字的长篇通讯《威海市:扬威奋进奔小康》(注:刊发日期是1990年 12月14日),这篇报道,反映了新建威海市三年来用一流精神,一流效率,创一流业绩的感人故事。 我们的稿子针对性很强啊,就是用事实说明省委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记:考核上,把职称跟效益挂钩。
韩:就是什么职称写出什么样的稿子。高级职称,你得写,不写,谁知道你高在哪啊!有人以为是开玩笑,结果考核下来,有人只得了三块钱,有人得了上千。奖罚分明,玩真的,来实的,你生活困难,那可以救济,但考核不行。这一下子提高了大家钻研业务的积极性。
下大力气培植晚报
记:您到报社的时候,齐鲁晚报刚刚创办不久。
韩:齐鲁晚报创办初期,缺乏经验,有时严肃性有余,活泼性不足,老板着面孔说话,不会微笑服务。新记者则有点随心所欲,写一些与报纸身份不相称的报道,乱评判是非,引起读者的不满。报社有人提出,干脆撤掉、不办算了,免得老给省委和报社添乱。
还有一个问题是,齐鲁晚报经济上相当困难,全是大众日报养着,年年亏空,成了整个报社的负担。
记:当时晚报是个爬坡阶段,办不办都成问题了。
韩:齐鲁晚报的发展确实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不仅经常去了解情况,开座谈会,还专门订了全国各家晚报,仔细分析。当时《今晚报》办得不错。我专门去参观、考察过。我总觉得,人家能办好咱也能办好。
记:抓晚报有没有让您感触深的事?
韩: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是报社搞了一个编采人员手稿展览,我发现齐鲁晚报一些年轻人稿件写得好,字写得也很漂亮。 第二是当时北京举办亚运会,全国、全省都很重视。 派记者采访,只有大众日报有证件,齐鲁晚报是硬塞进去的。我就发现,晚报记者写的稿子很活,很生动。这两件事促使我下决心,必须办好齐鲁晚报。这张年轻的报纸很有活力,很有潜力。问题是怎么培养,往哪里培养。
当时农村大众搞得很红火。办得很活,比如评明星乡镇啊,帮农民购买物资啊等等。这是在经营报纸,农村大众的路子,对晚报发展有启发。
随后,报社党委调整充实了晚报的班子,拿钱给晚报支持,一次性投资,三年内,报社不要齐鲁晚报一分钱,用这个钱来滚动发展。我跟新班子成员讲,只允许办好,办不好就走人。后来,晚报发展起来,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主动把铁饭碗砸了
记:1990年,报社实现由财政拨款向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转变。“断奶”的时候,是不是阻力很大?
韩:相当不容易!报社原来是靠财政拨款过日子,很舒服,旱涝保收。后来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趋势,将来的改革路子就是自我发展。能不能不吃财政饭,为山东财政作点贡献呢?结果断奶的想法一提出来,思想交锋很激烈,有人骂得很厉害,有人写信告。但报社党委一班人看准了这是个潮流,迎潮流而上。
记:改革越早,越主动。
韩:儿子跟老子分家时,没有吃不上饭的,都吃得很好,过去是国家给的铁饭碗,我们主动把铁饭碗砸了,端起自己的饭碗,这个饭碗,是自己的素质锻造的,可能是泥的,但更可能是金的!是金是泥,就看你自己!
记:当时您肯定压力很大。
韩:那当然了,牵扯到职工吃饭的问题啊!当时我提出两手抓,一手抓稿,一手抓钱。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齐头并进。
报社要有经营意识,但好多人还在担心。我就讲,要为大家理直气壮地挣钱,怎么不能挣钱?怎么还怕说钱字?!当然,不能让我们的党报沾染上不该有的铜臭,不该挣的钱,坚决不挣。
记:广告公司就是在那个背景下成立的。
韩:报社当时的机构设置,计划经济痕迹很浓。我们将经理部撤销,单独成立广告发行处,计财处、行政管理处。广告发行处没有程控电话,谈广告都得总机转分机。广告处长来找我,反映这个情况。报社领导当时配有直拨电话,我说我没有那么多事儿,把我的电话给广告处吧,就把我的电话拿去了。
告别铅与火时代
记:您来的时候还是铅版印刷。
韩:就跟今年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字模一样。印刷工人每天要搬动好重的一盒字模,然后每天化铅、铸字,这样纯手工,很麻烦。
记:后来是一个什么契机,促使我们改进印刷条件的?
韩:当时咱们的印刷厂代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已经实行胶版印刷,我们的印刷质量不行,报纸不清晰,人民日报不准备让我们代印了。这里面还有个笑话,人民日报的总编来山东,当时的省委领导人会见时,抱怨人民日报印刷不清晰。 结果人民日报的总编说,我正要找你呢,这是你们大众日报给印的(笑)!
代印人民日报这个活,是我们报社的一笔收入。能养活报社第二印刷厂的职工,我们不能放弃。
这样形势逼着我们,必须上胶版印刷,先是购买了解放军报社淘汰的4台机器,从铅字印刷改到树脂版印刷,树脂是一种液体材料,树脂代替了铅,但还属于凸版印刷。
后来,我们筹措了2000 万元人民币,找中国银行帮忙看着人民币对日元达到最高值的时候,开始兑换日元,然后购买了日本高斯公司生产的高速轮转机,我们还专门派出20 多个技术工人到日本去考察、培训操作技术。这样印刷厂实现了报纸印刷全部胶印化,真正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
记:我们记者主要精力是写稿,对印刷这些事不很在意。
韩:说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一张报纸的发展壮大,都是一点点积累的,是一代代人努力的,报纸从石印、油印、到铅印、胶印,从黑白版,到彩版,倾注了多少人的血水、汗水和泪水啊!记者、 编辑付出了,普通印刷工人也付出了,编辑、 记者如今还有个名字,普通拣字工、 化铅字工留下什么,天天就那么干,我们不能忘记为这张报纸付出的每一个人。
怀亲思源 铭记当年
记:1990年,您和报社的几个同志到大众日报创刊地寻根。
韩:那次寻根,对我触动太大了!我见到了刘茂菊老大娘。我真是很惊讶!1938 年底,新媳妇刘茂菊把她和丈夫居住的结婚新房让给即将创刊的大众日报做印刷厂,夫妻俩搬到一间小耳屋子里去住,小耳屋子透风撒气,是很简陋的那种。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啊,可人家刘茂菊就能把新房让出来。50 多年过去了,刘茂菊老大娘还住在当年给大众日报用的房子里。70多岁的刘大娘已经头发花白,我握着老人家的手,心里很难受。这是咱们的恩人哪!我们鸟枪换炮了,进城了,可人家还依然住着那个房子,依然是见到党的干部的那种深情。但她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 咱对得起谁呀?!
云头峪村子穷,是因为自然条件差,旱田占多数,当时有个小塘坝,把山水截住,用来浇地,但水塘底子不好,渗漏得很厉害。我先后去过两次,请县里的几个明白人商量,帮着先解决渗漏问题,保证了农田和果园用水,后来,我们报社筹集了部分钱,一大部分修水库,水库修起来,当地干部让我题个字,我写了“怀亲思源”。另外,小部分钱给刘茂菊老人盖房子。刘大娘让我写个字,就叫我写上“大众日报老房东”。我写了“铭记当年”四个字。
从那时开始,大众日报形成了一个制度:凡新进报社的记者都要到创刊地进行一次寻根活动。我跟当地的干部说过,我们要当亲戚走!
1992 年3月,韩喜凯同志离开大众日报,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 但他依然非常关心、 支持大众日报的发展。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又去了一趟大众日报诞生地,看了群众宽敞的住房,看了现代化的学校和正在读书的学生。 老社长高兴地说:“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才使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采访结束时,老社长语重心长地说:“报社 70年风风雨雨真不容易,如果让我给大家捎句话,我就说:珍惜来之不易的饭碗!”
韩喜凯同志简历
1939年 10 月生,山东荣成人。中共党员。1958年 7月参加工作。 曾任山东省委宣传部副处长、 处长、副部长,大众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1992年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93年任山东省委副书记。1998年 4 月任山东省政协主席。2002年 3月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 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2008年 3月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