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又见《韩玉娘》
            ———梅派名剧《生死恨》改编解读
            
    韩玉娘是梅派名剧《生死恨》的女主人公。多年来，该剧除偶有片断露演之外，好久不见演出全剧了，剧中人的名字也就显得有些生疏。最近，李瑞环同志对《生死恨》进行整理改编，十易其稿，新本的剧名就定为《韩玉娘》，读罢如见故人翩然归来，高兴而崭新的感受不禁油然而生。从《生死恨》到《韩玉娘》，有许多珍爱的保存，又有许多关键性的改进和提升，使名剧得以新貌重现于舞台，是传统剧目整理改编的又一新的收获。

    在多姿多彩的梅派代表剧目中，《生死恨》是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和深具社会影响的一出戏。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梅兰芳痛切感到“这片黑云也愈来愈大，笼罩着全中国，大部分的人民，都遭受着残杀、奴役……”“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１)。出于艺术家炽热的忧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他以自己的艺术溶入了抗日救国的时代洪流。

    据《梅兰芳年谱》记述：“(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为反映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遭遇，为激励全国人民的民族气节，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由齐如山根据明传奇《易鞋记》改编的京剧《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与观众见面。梅饰韩玉娘，姜妙香饰程鹏举……连续三日爆满。”(２)该剧反响之大，引起当时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的惊恐和不安，企图禁止上演，而梅兰芳以观众要求为理由，“严正拒绝，照演不误”。紧接着又赴南京大华戏院连演三天，“观众特别踊跃，排队购票竟至把票房的门窗都挤坏了”。由此可见该剧在广大观众中间激起的强烈共鸣。《生死恨》遂成为梅兰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出爱国名剧。

    像他创演的其他剧目一样，《生死恨》在声腔、表演上也有新的设计和创造。“纺纱”一场的大段[二黄]唱腔，深沉委婉，刚柔相济，把韩玉娘的一腔压抑、悲怨和期盼之情抒发得如泣如诉，感人至深，很快作为梅派的经典唱段流传开来，至今传唱不衰。

    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该剧以全剧的方式演出渐渐少了，舞台上见到的是剧中的一折或选段，以至近年出现了曲传而戏难传的趋向。究其原因，症结在于战争年代“为时而著”的作品，匆促间难免遗下粗疏之处，而观众对名家名剧的欣赏期待，则只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越来越高，越来越全面，于是这类作品的不足就显得越发突出。这并非是孤立的创作现象，一些在特殊历史时期曾经引起轰动的作品后来归于沉寂，大多与此有关。梅兰芳生前对《生死恨》的本子并不满意，曾经多次进行修改，“他认为，他的演出本始终不是理想的范本。”(３)现在看来，原剧本的缺憾主要表现在：一是重点情节设置。

    《生死恨》讲述的是北宋末年，金兵南犯，韩玉娘、程鹏举沦落敌营为奴，被敌将强令婚配后的离合悲欢、饱经劫难的不幸遭遇。新婚后，玉娘力劝鹏举回故国抗敌，后者恐为试探，曾三次向敌将告密，致使玉娘惨受折磨，也为后来的苦难埋下了祸根。此举尽管出于虎口求生的自我保护，但程鹏举的多疑、惧敌及其酿成的恶果难以被人谅解，人物不可爱也不值得同情，不仅影响到贯穿全剧的患难夫妻的感情基础，而且对之“生死”相恋，也有损于明理刚强的玉娘形象。二是人物性格前后不够统一。韩玉娘以及程鹏举都有自相矛盾的表现和唱词，造成玉娘的形象不够丰满、鲜明。另外，结尾玉娘与鹏举重逢，突染重病不治，含恨而终，也显得突然和生硬。三是故事冗长、拖沓。前半出戏基本上是交代宋、金交战的背景，两军的出场人物众多，与主人公缺乏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且多属于过场戏，没有重点唱段和表演，很难吸引观众看下去。

    对于《生死恨》这样一出主题鲜明，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并且演唱艺术也具有很高保留价值的流派代表剧目，任其走向沉寂是非常可惜的。好戏都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反复修改、锤炼加工才得以流传的。为了使名剧重现舞台，针对原剧本的不足，改编本《韩玉娘》从整体布局、人物性格到故事情节都做了较大的改动，方法似乎可以概括为４个字“保、减、加、改”：

    “保”是以极为珍惜的态度，保留原剧的艺术精华，并力求予以完成。“纺纱”一场(原剧本第１３场，改编本第５场)的[二黄]“导、碰、原”唱腔完整地保留下来，并把入梦的情节稍加渲染，这是韩玉娘苦命的一生唯一的一次欢乐场面，既表现她的疾心期盼，也与她的悲惨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令人为之酸楚和同情。还有，末场的一段别出心裁的[反四平调]唱腔也保留下来，唱词改写为“夫妻们分别数载，整日里盼他归来。到如今他功成名就来迎我，可怜我病入膏肓无力回天好不伤怀。怕只怕病重难等待，抱恨终身实在悲哀!但愿得夫妻们见上一面，求苍天发慈悲为我安排。”与原词相比，新词显然与戏剧情境、人物此时此刻的心境更为贴切，感情更为沉重和浓烈，与悲凉、哀婉的声腔旋律融为一体，道出了玉娘感伤、无奈与向往交织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