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日益凸显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研究员表示，这次亚欧峰会议的召开，表明多边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现在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少数国家、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全球问题，必须通过协商解决，这就使得各个国家的内部协调加强了。

　　王逸舟说，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来，对多边主义的热情和参与越来越多。中国以前对多边主义不熟悉，对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场合感到陌生，后来逐渐主动扮演角色，从这次亚欧峰会来看，中国已经明确意识到参与这种多边外交有助于中国的发展。

　　中国扮演重要角色

　　王逸舟告诉记者，他认为中国在这次亚欧峰会中扮演三重角色。第一重是东道主角色。这次峰会突出了绿色环保的特点，就很好地说明这个角色中国扮演得不错。

　　第二重角色，中国经历了汶川地震、奥运之后全球又面临这种金融海啸。办奥运会的时候，中国提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开幕式里面有什么样的中国元素。现在大家也在看金融海啸中国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承诺还是比较可信的。

　　第三重角色就是30年经济发展后中国的角色。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遇到这么大坎坷的时候怎么办？怎么跟亚欧两大洲的朋友们、同行们互相交流渡过这个难关。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虽然总量不大，但是增长很快，因此大家对中国很期待。虽然在我们看来是过高的估计中国的救市能力。

　　应注意防范风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2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各方对在北京召开的此次亚欧首脑会议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日显重要。与此同时，中国也应防范类似于美国金融危机的风险。尤其在金融领域，因为中国的金融模式譬如说投资银行等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美国模式”，在会计、审计、监管方面均与美国有相似性，美国的此次金融危机也就如同给我们敲醒了一记警钟。

　　江涌教授强调，美国的问题说明，美国以及“向美国学习”的经济模式亟须一场改变，中国现在应该“防患于未然”。“譬如说，无论在金融业还是其他行业，职业经理人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过大，这不是一个好事，需要改变。”他如此说道。江涌还认为，中国股市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策略也应有所改变，大量热钱的进出造成股市跌宕太大，普通散户在资讯方面很容易陷入“信息不对称”的困境。

　　江涌还不无担忧地提及，如今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现象，也与我们一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关，“我们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总是贴牌，这就使得其承受能力十分脆弱，甚至是‘弱不禁风’。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经济领域进行战略调整的时机已经到了。”

　　金融风暴难撼北欧福利制度

　　本报讯 （特派记者李明波、赵夙岚）当北欧社会的高福利模式引起全世界的艳羡时，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却让它难以“独善其身”。在当前这场从美国蔓延开来的金融危机中，北欧国家同样没有幸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北欧，是否还会继续坚持自己的高福利政策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几位专家。

　　冲击难“立竿见影”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危机对北欧高福利政策的影响现在还看不出来。北欧的高福利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比较刚性的，很难在短时间内有什么大改变”。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的范勇鹏博士告诉记者，北欧国家中只有冰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相反被看作是北欧模式典范的瑞典，在这次危机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认为，金融风暴肯定会对北欧的福利制度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需要多久表现出来还不好说，起码不会有太大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江涌进一步认为，目前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都是与美国关系十分紧密的国家，而北欧诸国多与美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目前看来只有冰岛受影响较大，而冰岛对其他北欧国家而言并不具有联动效应。

　　改革只能渐进进行

　　范勇鹏说，北欧福利制度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但带来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无形中“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30多年前的石油危机时代，已经有人对北欧的福利制度提出批评。世纪之交时，欧盟首脑峰会曾提出的“里斯本战略”也提到，要提高欧盟的竞争力，必须改革现有的福利制度。

　　事实上，近年来，北欧国家已经在逐渐改革自己的福利制度。以芬兰为例，为避免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滋生“懒人和不劳而获者”，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芬兰要求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和发展条件的同时又要符合以下原则：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是合理的和满足基本需要的；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在满足公民生存基本需要的同时，能够激发其劳动热情和创造性等。

　　选举政治约束了政府

　　范勇鹏分析说，改革北欧的福利制度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选举政治的大背景下，政府高度重视选民的选票。对于政府来说，如果大幅调整国家的福利制度，带来的将是选票的大量流失。所以北欧国家的政府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

　　江涌也表示，正因选举政治的特殊性，北欧各国政府为争取选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削减福利政策，“事实上，北欧各国的国际援助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占到了联合国的7％，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先消减这方面的开支，有较大的腾挪余地。至于企业负担的那部分福利，因为有法律的约束，他们哪怕是通过减薪以缩减开支，也不会轻易拿员工的福利待遇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