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社会的发展既是经济的发展,更是社会的整体发展。这种发展观以唯物辩证法为根基,把“自然—社会—人”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要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实现“自然—社会—人”的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整体发展。社会的整体发展既体现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现了新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根本区别,也体现了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整体发展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内核。在当代中国,能否树立社会整体发展的观念,坚持走社会全面发展的道路,业已成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
整体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话题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资本、商品为核心的异化社会,为了扬弃这样一个“物性膨胀”的单向度社会,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必须实现整体发展。
马克思的社会整体发展思想源于对人类社会基本特征的把握,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社会整体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由于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由此决定了人类社会应该走整体发展的道路。
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圣西门、孔德、斯宾塞、黑格尔等人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为出发点,认为人类社会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实践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发源地。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他还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它表现为这些个人所具有的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这表明人类社会并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认为的是个体的人的机械组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整体。以后,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实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整体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人类社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整体,这一整体是人类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根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特征是人类社会在宇宙世界中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它的基本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作了详细的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表述。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可以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层面,表明人类社会主要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的。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进一步探索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他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由于社会有机体是由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部分构成的,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应该表现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发展,检验社会发展的标准应该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标准,社会发展规律应该体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诸要素的矛盾运动,所以,那种把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简单地解读为像物理、化学定律那样的机械决定论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恩格斯晚年十分清醒地指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片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错误,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用总体理论分析了社会结构,在他看来,“社会”是由“经济”、“法和国家”以及“纯粹的意识形态”三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来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社会批判理论。
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特征还表现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整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理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全面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也构成了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重要区别。
伴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不断产生新的需要:“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认为需要的产生“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这说明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在生产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需要,需要是推动生产发展的重要源泉。马克思非常重视“需要”,他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在他看来,旧哲学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在理解人和社会活动时“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人又会创造出新的需要。从现实的“人”出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出发。“需要”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人的利益。所以,从人的需要出发,也可以说是从人的利益出发。不同时代的人、同一时代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作为人类社会,只能从整体上满足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根本利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这说明“意识的生产”也应该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5个基本条件:物质资料的生产、需要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生产关系的生产和意识的生产。由此可见,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整体,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最基本的生产,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而意识的生产则是人类社会最高层次的生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需要的生产与其他4种生产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生产,而是一个互相作用、对立统一的关系。由于人具有不同的需要,并且这些需要又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所以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并且随着人的需要的发展而发展,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不断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的整体发展思想有其深厚的哲学底蕴,它以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性思维作为其内在依据。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整体性是宇宙世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人们惟有通过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才能认知世界并改变世界。卢卡奇、柯尔施十分赞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在他们看来,整体性思维(他们也叫“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而“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却背离了这一核心,因而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卢卡奇在《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总体范畴,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所以,整体性思维是辩证思维的重要方式,也是马克思社会整体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础。
由于马克思从整体性思维出发,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基本结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整体发展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话题。
整体发展:新旧发展观的根本分野
二战以后,一大批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相继产生了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其人口总和约占世界人口的74%。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发展,因而备受全世界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国民生产总值年增5%左右。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完全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经济的增长甚至还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尤其在拉美国家,情况更为严重。例如,20世纪60-70年代巴西经济增长率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跻身工业16国。但是到了80年代,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巴西1.3亿人口中有7000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正如巴西总统自己所说的:“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一方面说明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仍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并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那种只顾经济发展而牺牲其他因素发展、以经济指标作为社会发展唯一标准的传统发展观最终必然危害社会的发展,必然要被新发展观所取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不得不对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社会发展观进行反思。这种反思首先体现在人们对“社会发展”这个概念的再认识。波士顿大学教授、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Ｐ·斯特里登认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若按总增长率来衡量,则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若是按工作、公平和消除贫困来衡量,发展则是失败的或仅仅取得了局部成功”。因此在他看来,“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成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这说明社会的发展内含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是社会结构各个部分的整体发展,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发展应该被看成是复杂的多元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文化的……它必须具有一种综合的特点,即包括社会生活的多种表现形式,并符合植根于各国人民的历史财富和道德的文化的目的。”由此可见,社会的整体发展是人们在总结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共识,它凝聚着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新思考,也显现出150年前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新发展观不仅强调社会的整体发展,而且强调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社会的发展受到4个变量的支配,4个变量之间的互相作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4个变量包括两个政治变量和两个经济变量,两个政治变量分别是指政府能力(或权力)和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两个经济变量则是指经济的增长和分配。亨廷顿也认为,社会各因素之间、社会发展各种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所有好事一起发生。对于社会发展究竟受到哪些“变量”的制约我们暂且不作讨论,但是阿尔蒙德、亨廷顿给我们展示了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有机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各部分之间的互相制约,这就要求人们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速度与质量、发展与稳定等多种关系,合理平衡各个发展目标的顺序,合理平衡各个发展因素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的整体发展。
新发展观也非常强调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佩鲁认为:“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在当代社会“文化危机要比经济制度失灵更为深刻: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危机”。佩鲁还认为,物质利益绝不是造成社会冲突的唯一动因,调和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要比文化冲突更要容易些。这些观点足以说明西方学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会不断显现。
以整体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重大超越,是否坚持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构成了新旧发展观的根本区别。首先,新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强调这两者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经济发展是社会其他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包含着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方面与经济增长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次,新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综合的”,要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人口、环境、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其他相关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社会整体中的某一部分为代价,而应该协调发展。最后,新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要与人的发展相协调,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发展,所以,社会发展也不能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现代化中应该包括人的现代化。法国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深刻阐述了新发展观的基本特征:“这种新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他把整体性看成是新发展观的首要特征。佩鲁认为社会发展要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各种关系的发展:“我们所讲的发展是整体性的;这种发展使技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以社会整体发展为特征的新发展观。20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正当人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人类却又发现自己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耕地减少、人口膨胀、资源耗竭、能源危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类社会进入了“增长的极限”。于是人们不得不检讨自己的行为,不得不反思发展的模式。经过探索,在20世纪末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需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内核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追求资源、经济、生态、社会各个要素的整体发展,追求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的发展,它的根本目标是保证人类社会具有长期持续性发展的能力。显而易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核心是强调自然、社会和人的整体协调发展,这是因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没有自然界,劳动者什么也不能创造。所以,“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整体发展: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能否认由于受传统发展观的影响,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失衡”的现象,突出表现在:
第一,区域结构失衡,城乡差距拉大。近年来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沿海地区与内地差距越来越大。近年来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70744亿元、31385亿元和15891亿元。据《中国国情国力》2002年第1期报道,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由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1.9%,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基本保持在7%左右。从总体来看,2000年农民的消费水平大体只有1985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2002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3.2倍。我国虽然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但是亿万农民的人均收入、农村的公共卫生体系远远没有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所以,目前我国的小康社会仍然是不完全的、低水平的小康,“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持续发展的瓶颈。
第二,分配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1986年为0.19,1994年为0.37,1995年为0.43,2001年为0.39,而2002年为0.4,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农村基尼系数上升更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0.31,90年代中期为0.41。与此同时,发案率呈同比增长态势,仅杀人案件从80年代中期10万分之1.6上升为近年来的10万分之4.1,2003年上访人数骤增,说明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有一定的联系。目前我国高收入阶层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家、外企和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房地产开发商、歌星、影星等。同时低收入人群不断扩大,社会的弱势群体生活困难,整个社会出现收入上的两极分化。对于分配结构失衡还存在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结构不合理,科技人员在高收入群体中比例较小,以致于很多中学生长大以后宁可当歌星、影星而不愿意当科学家;二是在高收入中,还包含了一些非法收入,如偷税漏税、贪污受贿、制假售假等等。
第三,社会结构失衡,文化发展滞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有目共睹,相比之下,文化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大学毕业生不到人口总数的5%,文盲和半文盲却占了人口总数的9%,而在西方中等以上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一般占人口总数的30%左右。2001年《跨世纪上海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与研究》显示:上海市民1999年科学素养达标率为4.3%,相当于10年前欧洲共同体的水平,而美国在90年代初已经达到了6.9%。令人遗憾的是上海市的水平竟然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1倍。上海市大学以上学历人员科学素质达标率仅13.4%,而美国1990年为24.3%。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200名),这些都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极不相称。
在社会失衡若干表现中,文化的滞后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将会不断提升,而国民文化素质的相对落后,又会成为我国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生产力包括人—主体生产力和物—客体生产力两大要素。研究表明,在农业社会,主体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工业社会,客体生产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到了现代信息社会,掌握高科技的人—主体生产力对社会的发展又将起着重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而主体生产力的不断解放有赖于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所以列宁在晚年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反复强调:“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失衡也许是社会发展的代价,但是为了使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然要求我们自觉摒弃传统发展观,树立整体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时代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