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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访古之临清
2004-12-01 09:08:20SRC-78 |
数百年滔滔运河水，流淌出鲁西临清盛极一时的繁荣。而今，漫步临清，处处可见运河文化的遗痕，钞关、鳌头矶、舍利宝塔……仍在诉说着古城的故人往事。
前 言
有人统计过，京杭大运河比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长21倍，比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长10倍。京杭大运河历经两千多年岁月涤荡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底蕴，更令那两条运河望尘莫及。
京杭大运河是一条文化长河。它流经山东，不仅留下了一段昔日的经济辉煌，而且使运河流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探访齐鲁历史文化遗产，不能不把目光投向运河：临清的塔影钟声，聊城的会馆书阁，济宁的酱园茶楼，台儿庄的古镇民居，都折射着运河流淌的痕迹，沉浸着几多运河往事。
运河文化彰显着博大的包容与开放。它让山东向北，濡染了燕赵的慷慨激昂；向南，承接起吴越的风雅柔媚，东西流淌的黄河又与运河交会，为山东带来了秦晋的诚信与淳朴——多元文化被贯穿在这条波光粼粼的文化丝带上，熔铸出齐鲁文化崭新的一页。“运河访古”将带我们一起品读这道文化风景的五光十色。
临清自古为英雄辈出之地。明清两朝均建都北京，岁运南漕几百万石，而临清正好位于卫河与会通河的交汇处，每届漕运，“帆樯如林，百货山积”，成为商业的“佳丽之地”。然而，海运兴起后，临清的衰落再所难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发布漕粮改折诏，运河的漕运作用大大削弱，临清的航运则完全恶化，“满目劫灰，元气不复”。如果把临清看作运河漕运的“晴雨表”，解读之下，有许多运河故事让人感叹。
“安澜济运”说宋白
鳌头矶位于临清城内元代运河与明代运河的结合处，是一组结构精巧、古朴典雅的楼阁式明代建筑。现存古建筑一组，周围楼阁环合，在此可以远眺运河船闸和水闸。
临清运河闸始建于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时开凿山东运河，在卫河处建临清闸。当时河道浅窄，水源不足，只限150斛船只通航，超大船只无法通行。明朝建都北京后，新都皇城宫苑营建所需物资、南粮北运等都因运河淤塞陷于瘫痪。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派工部尚书宋礼督领济南、兖州、青州、东昌四府25万民役丁夫疏浚治理会通河。当时，会通河水源主要靠鲁中山地泉源补给，由于水源处理不当，河窄水浅，堤岸崩塌，河道淤塞，棘手的难题使宋礼束手无策，他便微服私访，去民间寻求治水方略，在彩山之阳（汶上县）遇到了当地人白英。
白英耕田为业，但喜问地理水势，常年在运河南北行船闯荡，见多识广，足迹踏遍汶河流域及南旺百里水道，勘察地势水向，对方圆数百里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熟谙于心。当宋礼屡屡受挫之际，白英毛遂自荐，详细陈述“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引山泉，修建水柜”的完整治水建议，还特别提出“修建戴村坝，遏汶至南旺，分水济运”的宏伟方略。宋礼得此指点喜出望外，决意全面采纳白英治理方案。此后，白英根据会通河的地势水情进一步提出了83字的“白英策”，解决了会通河水源不足、地势高低不平的难题，“相地置闸，以时蓄泄”，在会通河上筑建闸坝。当年会通河上建有31处船闸，至今仅有临清的戴家湾水闸、二闸口船闸保存完好，成为运河文化遗存中极为珍贵的一页。
永乐十五年（1417年），会通河水闸建成，以闸之启闭调节水位与水量，在汶上至临清高低相差90尺的300里水路上形成多台阶式的河道，每阶之间变成一个大水柜。通漕至临清时，关闭头闸，北往的漕船鱼贯进入闸河；然后开启头闸，关闭二闸，使水位降至与卫河持平，漕船转入卫河。南去的漕船再依次进入闸河，然后关闭头闸，开启二闸，使闸河水位升至与运河持平，漕船转入运河。这样，确保了漕船的顺利通行，“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舳舻相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江南的漕船又可直达通州了。那时，每年通过临清转输漕粮三四百万石，最多时达500万石，10倍于元代。
永乐十七年（1419年），会通河治理工程竣工，白英随宋礼进京复命，因劳累过度，行至德州桑园，不幸呕血去世，时年56岁，运河两岸百姓闻讯无不悲恸。明正德七年（1512年），明武宗追封白英为“功漕神”，建祠于南旺。后清雍正皇帝又追封白英为“永济神”，并赐“安澜济运”匾额，派御使专程送往临清，悬挂于头闸口大王庙正殿内。白英治理运河，以船闸启闭升降闸河水位，保障船只安全通过落差高峻河段的创举，至今在长江三峡、葛洲坝工程中沿用。
“漕运商舶”过钞关
临清钞关是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派驻临清督理漕运税收的直属机构，始建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明万历年间，临清钞关税收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税收占全国税收近四分之一。有人形容繁盛时期的临清：“科第接踵，舟车毕集，货财萃止，诚天下佳丽之地。”临清商业遂借助运河之力蓬勃兴起，势力范围，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如今，钞关旧址尚留存残石碑碣，细细研读，可以发现许多有关运河经济、税收的文献资料，而此处的“王烈士之碑”则记述着当年税收的另一种况味。
现今的历史教科书有这样的记载：在资本主义萌芽期，公元1601年葛贤领导苏州织工举行反税监斗争。而在此前，临清也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税监斗争。临清商贸的繁盛吸引各路税使到来，太监马堂统辖临清税务，他每年从山东抽税不下十五六万两，而上缴朝廷不过七八万两，余则中饱私囊。马堂一到临清，便在城区和水陆要道设立种种税卡，招募恶势力数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工商者的财产，拦截过路船只任意抽税，致使“家破者大半，远近罢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临清终于了爆发了驱逐税监马堂的民变，织筐手王朝佐率州民万余人“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
临清反税监斗争震动了朝廷，大臣们惊呼：“临清为运河咽喉，齐鲁要塞，民俗剽悍，加之东西南北之人贸易辐辏，乘乱一呼，云集雾合，此地一摇，则三齐震动，京师欲安枕不可得矣。”明神宗急令巡抚刘易“查为倡乱者”。刘易到临清后“诏捕首恶”，株连甚重，搞得人人自危，王朝佐挺身而出，声言：“首难者我也，请独当之，勿累无辜。”这样，王朝佐“一人承当，阖郡人民赖其保全”。王朝佐“临刑神色不变”，从容就义。数年后，州守陈一经嘉赏其义，建起了“王烈士祠”，后其祠倒坏，清道光年间，临清人民又为王朝佐立碑以示纪念。
塔影钟声犹可追
舍利宝塔位于临清北卫运河东岸，塔影一枝至今仍“秀聚中天”，它是临清的象征，当年各路客商见塔而识临清，闻钟而心生向往。明清两代，运河漕运鼎盛之时，文人骚客常登临塔楼眺望运河，见船来舟往、帆樯如林，寄情抒怀，赋诗唱和。500多年前，朝鲜人崔溥在海上遭遇风暴，后经运河北上回国，在他的《漂海录》中赞叹“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同时写道：“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巷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其实临清独特的市井文化是崔溥短短几天里读不懂的。
一部《金瓶梅》就是蘸着临清的运河水写成的，这是一部古代市井小说的巅峰之作，为世人提供了16世纪城市市井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其用意虽仁智各见，但以“市井”的眼光打量，则“明人伦，戒淫奔，分淑野，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保应轮回之事，如在眼前”。如果简言之为“俗”，那么，它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是市井生活的“风俗”，是市井文化的“通俗”，是运河流淌而来的“民俗”。据统计，明清小说流传的有500余部，有关运河的有300多部，这300多部小说大多与临清有关。遥想当年，临清运河两岸航船如梭，帆影入画，车水马龙，商贾联翩，还有文人学士、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赶考举子，只要是从南方进京，几乎无不通过临清，就连乾隆皇帝南巡，总经此地，龙舟十里，嫔从如云……正像明朝大学士李东阳写到的那样：“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这些一起构成了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几多流风余韵让人回味。
清代刘鹗在《老残游记》中生动地写下了民间艺人白妞、黑妞在济南大明湖畔演唱鼓书的情景，而白妞、黑妞正是从临清运河飘荡而来。今天，我们还能回味原本属于临清的山东快书、临清时调和临清琴曲，还能感受临清京剧票友看戏时挑剔的眼光，聆听大街小巷里传来的咿咿呀呀的曲调……毕竟，这是运河水滋养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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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走向世界文化遗产
□ 常诚
大约2500年前，吴王夫差挖邗沟、筑邗城，运河及运河文化由此衍生。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清中叶后，南北海运兴起，津浦铁路通车，加之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大运河作用逐渐缩小。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终杭州，长达1794公里，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承载了厚重的历史，留下了无数令人感慨不已的文化遗迹。
大运河于山东地段主要经德州、聊城、济宁、枣庄四市，其中济宁古运河较为古老。济宁古运河俗称运粮河，西起运河迤逦南流，经顺河门入南四湖，经流市区。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建大都于燕京之后，为了达到南粮北运的目的，便由济宁向北至东平开掘了一条“济州河”。3年之后又挖了一条东平至临清的人工河，始通“永济渠”。从此，运河便将山东与江南沟通，成为了中国南北运输的主航道。明永乐九年（1411年），运河之间又建造了上新、中新、下新三闸以调节运河的宣泄，同时还大规模疏浚“济州”、“会通”两河，四年之后竣工，称为“会通河”。从此，运河船只南往淮河而驶向江南杭州，北通临清入“卫运河”直达北京，京杭运河至此全部畅通。
京杭大运河连接了京、津、冀、鲁、苏、浙六省市，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也是中国惟一南北走向的长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它和长城一起被视为中国古代的两大工程奇迹。
在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有着丰富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比如万里长城、丝绸之路、玉石之路、茶马古道、剑门蜀道、太行古道等，京杭大运河是其中熠熠生辉的亮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流淌了2000余年的运河使两岸滋养起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流淌1700多公里的运河，沟通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造就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长廊。
作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珍品，大运河无疑值得我们珍藏。然而，根据以往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只涉及到三个层面：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这样的保护体系无法将运河文化长廊完整地纳入到保护的范畴中来。在今年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传出了国家有关部门已在酝酿将京杭大运河列为申遗备选项目的信息，京杭运河沿线17座城市拟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新一版《行动指南》中，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已经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类赫然在列。《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由此可期，不久的将来，大运河将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面目展示在世人面前。本报记者 常诚 本报通讯员 井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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