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口丁氏家族富甲一方，却时刻不忘这样的族规家训：“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正是秉承这样的文化理念，丁氏家族文脉不断，学士文人辈出，丁佛言就是其中被誉为“鲁之灵光”的一位。

　　渤海岸畔的龙口至今还有一处宏大的四合院式古建筑群，壮阔的气势、清逸的神韵不同凡响。这就是清代名动胶东、声响京城的山东首富“丁百万”的故宅。当年，丁家豪华宅第里不仅丁香满园、清荷溢香，幽兰、松竹点缀其间，更有琅琅书声不时传来，一缕缕清逸闲适、幽静高雅的书香气息飘然而至。

　　“丁百万”的书香门第

　　据民国《黄县志》记载，龙口丁氏家族祖籍“沂州府日照县南沙河草马山”，明初当地发生饥荒，丁氏家族举家迁徙，路上丁公饥饿而死，夫人黎氏携二子历尽艰辛来到龙口一带。就这样，丁氏家族在龙口生根，到丁旺一代在县城西关买下房子。由于丁氏一家努力耕种，加之黄县久为胶东殷实之地，风调雨顺，兵匪也较少骚扰，所以丁氏的田园产业渐渐扩大了，而且丁氏又兼做贸易，北起东三省，南至江浙，11个省市都有丁家的当铺，所以丁氏很快成为当地首富，到乾隆年间又跃为山东首富。当时，丁氏财产折合白银五千四百余万两，等于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丁百万”的绰号由此而得。在食足钱丰的鼎盛时期，丁氏家族大兴土木，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宅第，房屋共2700余间，气势雄伟，冠绝于时。
　　就是这样一个家族，却不忘“延华驻彩怡情养性，陈书缀卷置酒弦琴”，丁氏祖先积德为善而发家致富，所以他们不忘根本，铺路筑桥，修筑城圩，赈灾济民，这种做法很为当地百姓称颂。同时，丁家也特别重视读书，据丁氏族谱记载，丁氏先祖常常攻读到深夜，为不影响妻儿休息便用被子蒙着窗子，以防诵读之声传出来，有的甚至因为苦读过度而死去。到了六世祖丁得实时，丁家读书中考就在当地有了名声。到十一世，丁际云、丁元鹏、丁元沂等于乾隆年间相继考中进士，丁氏家族成了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在丁际云的努力下，丁家设立私塾，聘请资深学富的老先生执教，从此，丁氏豪华大院里书声琅琅，书香一脉从此绵延不断。
　　据统计，有清一代丁氏家族共考取7名进士，20名举人，贡生、庠生不胜枚举。如今，走进丁家大院，丁宅檐前明柱上刻着这样的对联：“庭有余香谢草郑兰窦桂树；家无别况唐诗晋字汉文章。”在一个财富充盈的家族，他们不以财富傲人，却以文化夸人，这样的家族风范也嵌入了丁氏子孙的心中，使他们以“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为追求。到了清朝末年，丁家大院浓郁的诗书氛围中走出了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丁佛言。

　　出世曾为天下事

　　丁佛言（1878年-1931年）为龙口丁氏十五世孙，祖父丁培芬，父亲丁翰章，丁佛言即其三子。丁佛言幼年聪颖好学，1904年入济南师范学堂读书，1905年官费去日本留学，入东京政法学堂，1907年学成归国，1909年在山东政法学堂执教，翌年当选山东咨议局议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丁佛言与徐镜心、丁惟汾等谋促山东独立，当选为“各界联合会”秘书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丁佛言当选为国会议员，1913年任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他主编《中华杂志》，撰文针砭时政，反对专制，深得好评，但却为袁世凯所忌恨。1916年袁世凯死后，丁佛言再次任议员职，后任总统府秘书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丁佛言赴上海拜访孙中山，去南方游说，力促恢复国会，继续制宪。丁佛言从政以外，醉心于学问艺术，40岁后书艺日臻成熟，时有“南吴（昌硕）北丁”之称。丁佛言精于研究古文字的形、声、义，撰有《说文古籀补补》、《续字说》、《说文部首启明》、《说文抉微》、《松游庵印谱》等20余种著作，近百万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年仅21岁的丁佛言扼腕叹息，激奋地写下：“头颅无价康南海，笔墨有灵梁任公”的诗句，对国家前途表示担忧。当他读过《中国魂》、《中国脑》一类书后，拍案高呼：“中国事尚可为也！”从1910年到1922年13年间，丁佛言侧身于政客、军阀、官僚之间，反封建、反军阀，苦苦求索。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丁佛言当选为临时政府国会议员，他善为论证，颇多建议，深为南北议员推重。他曾任《亚细亚报》主笔，发表政论，启迪民智，鼓吹共和，报纸常常因此销售一空。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切言行与共和政体相违，丁佛言大胆发表意见，力图阻止发生内战。袁世凯说：“他们（国民党）要兴兵打仗就打吧！”丁佛言气愤地说：“兵衅一开，老百姓岂不要蒙受涂炭之苦？”袁世凯蛮横地说：“那也没有办法，谁叫他们是老百姓呢？”丁佛言闻听此说仰天长叹：“国事不可为也！”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为保住总统地位策划召开南京会议。当时丁佛言在济南，山东推举他参加会议，他以大局为重，不顾处境险恶出席会议。会上，丁佛言慷慨陈词，反对袁世凯的总统地位。安徽军阀倪嗣冲带兵冲进会场，弹压示威，但丁佛言威武不屈，激情演讲，大义凛然，以政治家、演说家的雄才大略，直指袁世凯的阴谋，使其计划彻底破灭。

　　退闲聊作水云身

　　1929年，丁佛言为避军阀张宗昌裹挟，到北京鲍家街定居，1930年任国民大学文字学教授，并与文化界名流结成“冰社”，共同研讨书法，生活开始走向稳定而惬意。丁佛言晚年虽称不介入政治、不谈革命，但无时不为国家前途、民族兴衰而担忧。这时，病魔不期而至，他染上流感，加之胃病复发，于1931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时年53岁。
　　丁佛言身后没有给妻子儿女留下任何遗产，年轻时他以逆子的姿态走出了富可敌国的丁宅投身社会，没有靠祖先的遗产生活，而是自食其力，晚年甚至以卖字为生。在丁佛言心中，“丁百万”已是十分遥远的年代，他已没有能力像祖先那样赈济灾民积德为善，而是争取从思想上启迪民众，为民众寻求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丁佛言也不像祖先们那样死读书、读死书，而是寓读书于丰富思想，有感而发为文章。丁佛言醉心于书法篆刻，却一直视此为小道，但他那研究古文字的独到创见，字字珠玑，历劫不磨，光辉长在。丁佛言病重期间曾说：“天若假我十年，即可完成著述计划，虽死无憾矣！”
　　丁佛言有一双儿女，儿少言，女孝佐。丁佛言对他俩管教甚严。丁少言16岁来京城，丁佛言没有送他去学校读书，而送他到啤酒厂当学徒，十几里路从不让他坐车，培养他吃苦耐劳的精神。丁少言在家乡读的是私塾，不识阿拉伯数字，丁佛言就送他到民国初年的教育部长雷道亨家，请雷的女儿帮助补习，丁佛言说：“孩子们不学点科学技术不行，一个国家科学技术不发达，非受欺负不可。”
　　丁少言兄妹还不能忘记一事：丁少言的一个同院小伙伴兢业，聪明伶俐，能写会画，丁佛言很喜欢他。一次，丁佛言摸着他的头问：“兢业，你长大了干什么呀？”兢业不假思索地回答：“做官发财呗！”丁佛言听言，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大声教训道：“做官不能发财，发财的官是赃官、贪官，不是好官！”等平静下来后，丁佛言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名字很好，兢兢业业，长大了干一番对国家、对百姓有益的事业。做官可以，要做为民做主的清官、好官，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丁佛言英年早逝曾使无数人哀伤，《大公报》等发表文章对其人品、气节大加褒扬，誉其为“鲁之灵光”、“一代之范”，有挽联写道：“平生具王佐奇才，出世曾为天下事；晚岁成著述大业，退闲聊作水云身。”这是他一生极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