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头发又少了几根，但脸上却多了许多笑容，中午１２点半已过，他不敢去用饭，一本正经地坐在房间里等待，看来，这位平时并不喜欢接受采访的作家没把记者当成工作对象，而是当作老乡来接待的。
　　著名作家莫言已在北京呆了数十年，但他每次回到山东都像刚从老家离开似的，此次回来做文博会嘉宾也是如此。一说北京就是去“打工”，一提回家明白他是指“高密”，三言两语后就要提到“猫腔”，真是标准的山东人。
　　谈家乡：
　　一听“猫腔”热泪盈眶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新作《生死疲劳》又是以高密作为发生地，您出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小说都以高密作为背景呢？
　　莫言（以下简称莫）：我离开高密很多年了吗？我怎么感觉自己始终没有离开高密？我的家仍然在那里，到北京只是去打工。
　　记：您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北京人的感觉啊？
　　莫：在北京，人家问我是哪里人呀？我说是山东人，人家再问是山东哪里人啊？我说是高密人。我怎么不是高密人，我每年都回家过年。
　　记：你颇以是山东人自豪啊。
　　莫：我的一切都跟山东有关，写的是山东人，吃的是山东饭，以自己是山东人感到自豪。
　　记：在您的作品里经常看到高密的“猫腔戏”，老实说，很多人都听不惯，为什么在您笔下就描写得那么美呢？
　　莫：我一听“猫腔”就感觉热泪盈眶，这是乡音，让我记起了我的童年，想到已经逝去的少年时代，“猫腔”和我的童年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记：所以您就听着特别亲切特别好听？
　　莫：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里面的人物有些脸谱化，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仍然愿意看、被感动，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童年时光，就像我们的青春又回来了一样。
　　谈创作：
　　主人公原型就在我们村
　　记：您的新作《生死疲劳》是以高密为背景，主人公的原型也在那里吗？
　　莫：主人公蓝脸的原型是我们村的一个“单干户”，上世纪６０年代，我还上小学，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他的小脚老婆赶着一头毛驴，从我们面前经过。木轮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在乡间的土路上，轧出深深的辙印。在“文革”期间，因为他坚持单干，闹了个妻离子散，后来我就是以他为原型写的。
　　记：跟他接触多不多？
　　莫：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应该是跟在他身后扔石头、吐口水的那种，很调皮的孩子，呵呵……
　　记：您怎么评价您笔下的主人公，也就是这个“单干户”？
　　莫：上世纪６０年代，我认为他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后来我慢慢改变了认识，他是个有个性、有远见的人物，他的个性有价值，懂得坚守，短时期违背了社会，但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记：于是您想写他？
　　莫：我想了几十年，几十年没变过的想法，我对他的印象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一直坚守着自己这点想法。
　　谈新作：
　　我跳动着写史诗的“野心”
　　记：您对《生死疲劳》是怎么评价的？
　　莫：我写这部作品时是抱着很大“野心”的，是要写一部史诗的“野心”，我想概括中国５０年的农民历史，从人物出发，塑造出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我部分地实现了目的，但也存在很多遗憾。
　　记：什么遗憾？
　　莫：语言应该再打磨得精练一些，各种人物、动物性格应该再均衡一点……我觉得我还应该再写十几万字，被枪毙的地主已经经历了几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但他在变成猴子后我就收住了，其实应该再写他做猴子之后的事情。本来我以为这部作品已写了４９万字，再写就太长了，但现在想来，小说不能虎头蛇尾，该多长就写多长。
　　谈乡土文学：
　　写乡土、写高密是种惯性
　　记：去年，您获得了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您的作品大多是乡土文学，为什么外国人会如此认可呢？
　　莫：我也很奇怪，我想我是表现了一些人们共同的东西，打动他们的不是作品表现了中国落后、愚昧的东西，而是让所有人得到心灵感应，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我得奖并不表示我的作品比别人好，这是一种错觉。
　　记：您怎么看待乡土文学？
　　莫：乡土文学很宽泛，并不是荒郊野外、刁民寡妇才是乡土文学，乡土是无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土。
　　记：那您的乡土文学为什么一定放在高密呢？
　　莫：其实高密只是一个文学概念，发生在香港、台湾、法国、美国甚至梦幻里的事情都可以放到高密来写，放到北京来写也无所谓啊，但我已进入这种惯性，放到高密我习惯了。
　　谈文坛：
　　写作就像踢足球
　　记：今年是长篇小说的丰收年，很多封笔多年的作家都发表了作品，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莫：这是大家长期积累的结果，有人说这些长篇不好，没出精品，可以理解，但如果１０００部长篇小说都是经典，那真是经典灾难了。这就像是足球赛，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意识，不停地奔跑、射门，但进的球只是一两个，甚至是０比０，进球需要技术，也需要运气，这和文学创作有一点相似，真正的经典产生于机缘凑巧。
　　记：还有，您对现在的“８０后”出书热怎么看？
　　莫：再过十年二十年，如果还有文坛的话，文坛主力军就有可能是这帮人，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也有前辈对我们有疑虑，但２０年后，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学随着时代在发展，明天什么样，谁知道呢？本报记者　张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