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霖指出，哥本哈根大会的焦点集中于两个责任，第一，发达国家能否承担主要减排责任；第二，能否从资金和技术方面援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大规模减排。按照联合国有关方面的预期，在未来的中期阶段，若想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危险的红线之下，发达国家必须以1990年减排标准为起点，增加减排20%-40%，而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必须达到40%的高限。但是，目前发达国家均不积极增加减排，美国只承诺增加4%；日本虽然同意增加25%，但是，要与其他减排国家一起比照，实则混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界限；推进减排最积极的欧盟也只是承诺减排20%-30%，可见差距巨大。
此外，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但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不积极。发达国家曾承诺在2012年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4.1亿美元的减排援助，但是，迄今只落实了一成。发达国家预计2012年至2020年间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数千亿美元的减排资金，其中一半需要国际援助落实，但是，发达国家只泛泛谈论这笔资金缺口的规模，绝口不提谁来掏钱拿给发展中国家。哥本哈根大会前，联合国方面在巴塞罗那组织气候融资大会，5天的扯皮无果而终。所以，此次大会在消弭这两大分歧方面前景令人忧虑。
在回答部分发达国家将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挂钩，中国在短期内都会面临“绿色压力”这个问题时，马晓霖指出，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发达国家又是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中国既要顺应大势，也得参与这个游戏。其实，今天积累的温室排放，发达国家要承担80%的份额，发展中国家只有20%，中国的排放只是这20%中的一小部分。另外，发达国家的温室排放，特别是近60年的排放主要是“消费排放”和为了改善生活方式的“奢靡排放”，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属于“发展排放”和“生存排放”，这两种排放的结构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马晓霖支持，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推出大规模的减排计划，受到世界的欢迎，中国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实力在承担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表明中国打算在经过一定阶段和规模的经济快速增长后采取“弯道超车”的发展战略，即避免重蹈发达国家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污染的模式，大力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由以往的粗放型和耗能性、依赖资源性经济转向精细化发展，更加注重经济的增长方式、增长效益和增长质量，这本身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最好落实。退一万步说，就算不为全球气候承担责任，为了我们千秋万代能拥有一个健康洁净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我们也应该大力减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