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的不幸是有了这样一位“芳邻”，而遭受着空前的洗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用者的牺牲。

——郭沫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序》 

自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并开始在南京及其近郊进行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之后，南京就沦为了一座孤城、一个人间地狱。派驻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被要求在12月15日前撤离，日本方面一方面在本国媒体上刊发粉饰太平的假新闻——12月14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发来自南京的报道《妇女从公用防空洞里爬出来》，并配发大幅照片，报道南京妇女获得皇军“解放”后“欣喜与感激”的场面；一方面控制中国的舆论，要求自12月15日之后，上海所有的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不经检查的新闻一概不准登载，目的就在于掩盖日军在南京人神共怒的罪行。

但真相很快通过西方媒体公诸全世界：12月15日，在美军开往上海的瓦胡号炮舰上，《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司迪尔将题为“日军杀人盈万”的报道发回了美国，并在当天刊出，使得《芝加哥每日新闻》成为第一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西方媒体。但要论影响力，还数《纽约时报》，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该报记者德丁发自上海的报道《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一般平民亦遭屠戮，美国大使馆遭袭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德丁在报道中指出：“日军似乎想把恐怖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以便使中国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果抵抗日军，就会有这样可怕的结果。”

而在中国，反应最快的是不受送审制度制约的上海英文报纸。不过这些报纸的报道多半援引自西方媒体，刊出报道也已经是大屠杀发生十多天后。12月25日《字林西报》刊发题为“日军在华、在南京已失去了极大的声誉”的报道，已经算是比较早的了。要到1938年1月以后，以《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内媒体才开始集中报道南京大屠杀，使中国民众得以了解真相。

真相！真相！

尽管西方媒体记者在12月15日就被迫撤离，但他们在大屠杀头两天的所见所闻，已经骇人听闻。德丁在《纽约时报》12月18日的报道中写道：“记者在登上开赴上海的轮船的前一刻，在江边马路上看到两百个男子被屠杀。屠杀只花了十分钟。日本兵使男人们在墙壁前排成一列，加以枪杀，然后许多拿着手枪的日本兵，乱七八糟地在中国人尸体周围毫不在乎地用脚踢，如果手脚还有动的，就再给一枪。”“很多人在发现的现场就被杀死了，其中也有与军人毫无关系的人，有伤兵和普通市民。15日，记者在12个小时中，就三次目击集体屠杀俘虏。有一次是在交通部附近防空壕那里，用坦克炮对准一百余中国士兵开炮屠杀。”

    同样是12月18日，《泰晤士报》刊发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发自上海的报道，题为《南京的恐怖》，报道说：“城内无辜居民的尸体铺满了街道。靠近江边的城门口，尸体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车和载重汽车来来往往在尸体上碾过。”而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在《芝加哥论坛报》刊发的报道中写道：“我对南京的最后的记忆就是——垂死的中国人，垂死的中国人，垂死的中国人。”

日本方面则极力掩饰真相：12月20日，《东京朝日新闻》以半版的篇幅刊出四幅照片，分别题为《士兵买东西》、《皇军进城后，在城外安心耕种的农民》、《得到皇军保护的一群难民》、《和蔼可亲的理发师》。12月21日，《东京朝日新闻》刊发特派记者守山的报道，报道称南京市民过去一见日本人就躲，而现在完全变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们。日本特务机关直接创办和控制的上海《新申报》（日本《大陆新闻》中文版）更是编造假新闻的个中好手，该报12月22日编造了一则日军在南京救护中国伤病军人的消息，并称这些中国军人愿意为日本而战。后来该报刊发的一篇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更是堪称假新闻的巅峰之作。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美籍牧师费奇（Fitch）在日记中指出：“如果不是在南京发生的这些事不是如此悲惨，我们会被这些谎言逗得大笑。” 

西方人的作用

留守南京的西方友好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等组织，除了尽力救治中国难民，其成员还通过日记、影像、照片等各种手段记录亲身见闻。在南京沦为孤城的背景下，这些记录弥足珍贵。

1938年1月29日，费奇牧师获准离开南京，他秘密带走了马吉牧师在安全区和鼓楼医院拍下的记录日军暴行的影片。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从中选取了10幅图片，首次在世界范围内以图片报道的方式报道南京大屠杀。根据南京大屠杀研究学者、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的统计，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将日军自12月13日侵占南京起至1938 年二三月间暴行的一部分，作了文字记录，先后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交涉和抗议20余次，共列出暴行400余件。此外，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主席贝德士博士根据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建议，单独用打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反映日军在安全区内最大的收容所金陵大学校园内的犯罪事实：日军一般武装士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1720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提走647人，凌辱妇女290人，以及60余起杀伤事件。而拉贝本人当时的日记在1996年经张纯如的努力公诸于众，成为研究者们倚重的一手史料。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上海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主要根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报告，及其成员的信件、日记内容，于1938年3月编著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军在华暴行》一书，第一次完整地向全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该书中译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于1938年7月出版，郭沫若作序。1939年，《南京安全区档案》在香港出版。

田伯烈曾要求赴南京采访，遭到拒绝，于是他根据上海、南京等地的调查材料拟成报道电稿，“据可靠观察家称，在长江下游一带，被日军残杀之中国平民达30万人”。这是相关报道中较早提及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但该电稿被日方扣压。就在田伯烈电稿被扣压的次日，即1938年1月17日，美国情报中心截获了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名义从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密电中提及，“据可靠的目击者的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信函，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该密电于1994年解密，据华裔学者杨大庆考证，密电中所描述的直接见证人应该就是田伯烈。 

中国人的声音

因为无法进入南京，中国媒体在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时效性上不及西方媒体，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报道，是1937年12月22日中央社发出的电讯：“日军入城听任军队从事有组织的劫掠，并任意强奸妇女，继复大事屠杀，四日中被杀者约五万人。日军并侵入难民区，而将所有壮丁借口谓系中国士兵，悉数加以枪决，目前尸骸，堆积如山。”1938年1月23日，汉口《大公报》刊发《恐怖中之南京暴敌焚掠未已——拒绝外记者往观察》）；刚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刊出《恐怖的南京城大火三十九日未熄》。《新华日报》在1938年1月至5月间，刊发了十多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其中3月9日的报道以“日寇在南京兽行”为题，系统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野蛮行径。报道称：“13日晨，敌大部入城，全市悲惨黯淡，顿陷恐怖状态，初则任性烧杀，继则到处奸掠。”“综计旬日之间，死者六七万众。”

时效性不足，但中国媒体的报道多以从南京逃出来的目击者、幸存者为报道对象，个案式独家报道更为真实可信。1938年7月，汉口《大公报》连载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8月，西安《西京平报》连载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营长郭歧的《陷都血泪录》；几乎在同时，《宇宙风》杂志刊出记者林娜的报道《血泪话金陵》。林娜在报道中写道：“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5月20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南京守城部队军医蒋公谷的《陷京三月记》则于1938年7月在武汉出版。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中国媒体的不在场，仅凭难民的叙述，无法完整统计死难者的人数，于是在报道中就出现了死者“约五万”、“六七万”等不确切的描述。旅日工程师萨苏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因为1938年3月9日的《大公报》称死亡人数约六七万，日本方面至今有些人仍认为这就是实际的死亡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证、人证得以补充，到了1939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重庆《大公报》当天所发表的评论中提及“敌人在那里屠杀我们的同胞，仅经红十字会掩埋的尸体就有23万具”。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报》刊载的题为“南京大屠杀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的报道内明确指出，南京大屠杀中国遇难同胞人数为295884人（1947年中国军事法庭确认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总数为30万人以上）。

 （引自谭山山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