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毕业钱伟长
钱伟长标准像
钱伟长标准像
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播出节目“著名力学家钱伟长”，以下是节目内容：
开场白：
主持人：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面临着许多次的选择。绝大多数人在做这样选择的时候，都会以他自身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所以当我们听到，有的人说他一生当中，所有重大的选择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一丝的不相信，但是假如您坐下来，静静地听钱伟长讲他过去的故事，也许您会发现，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了这样的选择，钱伟长才成就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解说]：
今年七月，我们来到了上海大学，假期的校园没有了平时的人来人往，在校园一角有一幢学校招待所,看上去十分的普通，但在二楼常年驻守的警卫却又让这里显得不同寻常。我们要采访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国著名的力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就住在这里。
[访谈]：
记者：其实我采访您之前，我看了您的很多材料，我对您有种感觉，就似乎你好像没有那个自我。
钱：我自己不考虑，我到现在也不考虑。我现在不拿工资，我上海大学不拿工资。
记者：在上大不拿工资。
钱：我不拿工资。
记者：我也听说你在上海连您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自己的家都没有。
钱：我住在学校。
记者：但我觉得还不是利益上的，我对您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您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我是搞国家需要，国家需要我干，我是这样的人。
记者：国家的需要就是您的专业？
钱：对，我就去干。
[解说]：
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一理念贯穿了钱伟长的一生，因此也才有了周恩来把他和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三钱”的赞誉。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三钱又一次不期而遇，虽然这时他们才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合影，但在二十二年前的1956年，“三钱”，这个科学界的说法早已广为人知。
[访谈]：
记者：“三钱”是怎么提出来的，您记得吗？
钱：“三钱”是这样的，那是1956年的事情，那时候搞科学规划，上面有周总理有指示，你搞的话要走群众路线，于是找很多教师来问，应该怎么规划。那时候我是清华的教务长，我当然不能不去。我的计划中间，只有5项是关于学科的，一个是原子能，一个是导弹、航天，还有一个是自动化，还有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这个提出来以后，这边老先生们都不同意，说我这数学、我的物理到哪儿去了？
记者：就是没有学科的计划？
钱：我也没学科，我自己也不提。
记者：你专业上，你也没提。
钱：这都不提，我是国家需要什么搞什么。
记者：您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说国家整体的科技实力会怎么样发展？
钱：对，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跟他们吵啊，这边有400多人呢，吵，只有两个人支持我了，他们都是刚回来，一个是钱三强，他是搞原子弹，他本身就需要这个东西，一个是钱学森，他是搞航天的。
记者：这“三钱”，就这么出来的？
钱：他们两个人帮我们谈判，吵了一年多了，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记者：不能够就专业去谈论专业的发展，而要看整体的需要。
钱：不能就专业来分，对，所以叫我们“三钱”。
记者：但是当时您跟这四百多个科学家，在争论的时候，应该说压力也很大，因为他们也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
钱：带头人。我怕得罪他们。
记者：也怕得罪他
钱：都是有权的。
记者：您怕得罪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坚持？
钱：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要说真话，国家应该怎么办，不能听这些话。
[解说]：
1931年，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七房桥一个清贫的教师之家，但是他却有个十分著名的四叔，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的钱穆。在钱伟长十六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之后他就一直跟随四叔生活，钱伟长受其耳濡目染，在十八岁那年的高考中，以中文和历史两个一百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园。
[访谈]：
钱：我这语文是很好的，假如重新考状元，我就要考状元对不对？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什么？您怎么答的吗？
钱：语文题目叫 《梦游清华园记》。
记者：《梦游清华园记》。
钱：就是说你没到过北京清华的，你怎么晓得要考这个学校？你想象清华是怎么样的?我写了一篇赋，四百五十字，四十五分钟。他们那个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
记者：一个字也改不了，那就只能得满分。
钱：满分。
记者：然后钱木先生看到，你四叔看到了。
钱：后来看见了，批评我了，他说你年青不要那么厉害。
记者：这个文章很好，他为什么批评你呢？
钱：他批评我写得太骄傲。
记者：就是因为您太骄傲了批评你？
钱：要不我看到人家没办法写，我一个人，45分钟写了一篇赋，我自己很得意对不对？
后来考历史我也满分。
记者：那历史的题目是什么？
钱：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多少卷、解释人是谁？这样一个题目，我考了一百分，没有错。
记者：当时您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考一百分？
钱：没有，好多人考零分。这样一个怪题目，当然零分了。
钱：其它四门课，数、理、化、英文，我一共考了25分。
记者：一共？
钱：一共考了25分。
记者：也就是这数、理、化、英文四门课，分数非常低？
钱：很低，我的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我根本没有学过，所以没分。
记者：当时很多人都认定，您要不上中文系，要不上历史系？
钱：是啊，都等着我。
[解说]：(4)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 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抗日。钱伟长当天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决定弃文从理。
[访谈]：
钱：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我要学飞机大炮。有老同学告诉我，你进物理系吧。但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他怎么也不肯。
记者：当时他知道您物理只考了5分？
钱：我这物理是一塌糊涂，5分考的。怎么办呢？我说坚决要学物理。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系主任泡，软磨硬泡，天天去。
记者：你怎么泡的呢？
钱：同学说让他办公，你就去，他一到你就跟他说，我要进物理系，我天天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他办公都没法儿办。他因为8点钟去上课，我6点三刻就到了。
记者：等着他。
钱：跟他泡。
记者：他不生气吗？
钱：后来他没办法，他说这样，你那么坚决，可以。可要有一个限制，因为现在想进物理系太多了。所以他得限制人家，说在一年中，这三门课，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
记者：能考70分才收你。
钱：那么我当然要答应了，先学了再说。对不对。
记者：但是当时有没有担心过，您长处在文史方面，如果你放弃了长处，去学一个自己只考了5分的物理，那将来一旦学不好怎么办？
钱：我这些都没有考虑。
记者：可是当时您的家庭支持你上大学，是因为希望您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能够很好地养家。
钱：我反正是要学这个，我将来造坦克，就是这样的思想。
记者：就自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那上学之后，物理学得怎么样？
钱：物理上了七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
记者：连续七周，您的考试测验都不及格？
钱：都不及格。
记者：那你是不是很着急？
钱：也不着急，我年轻嘛。
记者：还不着急？
钱：我当时也有点害怕，我怕学不好，学不好就不行了。那拼命，拼命学。
记者：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人比你更刻苦？
钱：有啊，那时候跟我同时去的，是华罗庚。我是很用功的，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去，可是华罗庚已经背完了。
记者：您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背完了。
钱：已经背完了。
钱：所以我和华罗庚是很熟的，我们同时学。
记者：就是俩个人比着看，看谁更用功。
钱：后来，我在物理系待了四年，我物理学得很好，变成全班最好的学生。
[解说]
当时和钱伟长一起而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五名，但是最后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1939年他考取了中英庚款会公费生留学生，但是留学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钱伟长的留学计划也被迫中止，但是三个月后，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时，他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
[访谈]：
钱：第二次是在年底，我们不用去英国，可以去加拿大。因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还有名教授，都逃难逃到加拿大去了。所以让我们到加拿大去，说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你们。船到了，那是俄国皇后五号，早上八点上船了，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就把护照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三天，没事，你可以到横滨去玩玩。
记者：也就说，护照上面有日本的签证，可以在日本玩三天。
钱：可是日本那时候占领了全国了，还没占领香港，还没占领上海租界。那么一看签证我们就不干了，当场有好多人，把护照扔在黄浦江里去了，21个人全下来了。
记者：但是我想作为你们这21个人，当时去加拿大读书，应该说对你们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
钱：是啊，我们不干，我们不干。它占领我们全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干什么？！结果中英庚款的管理负责人，是个英国人，他自己承认错了。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他自己那么说，你们先回去再说。
记者：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就没有再让您经过日本。
钱：第三次没有了。[解说]：
1940年的8月，钱伟长终于第三次出发，赴加拿大留学，在“俄国皇后号”邮船的甲板上，留学生们为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留下纪念，之后他们共同进入多伦多大学学习，其中钱伟长主攻弹性力学，不久他就和他的老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世界第一篇有关板壳内禀的理论，几十年来深受国际间的重视。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一本文集里，而那时钱伟长到加拿大还不到一年。
1942年他博士毕业后来到了美国，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门下，在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在母校清华大学做了一名普通的教授。
[访谈]：
钱：我46年回来，我是想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我一个礼拜讲十几次，谁也没上这么多，一般教授一个礼拜上六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回来是结婚来了。他回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记者：可是在回国之前，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钱：很不错。那是8万美金一年。钱学森说这样吧，美国特区研究所，就是美国的GPL，还希望我回去。
记者：当时您想回去吗？
钱：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艰苦了。
记者：所以当时您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选择了说我还是回去吧。
钱：于是要到外国大使馆，去申请注册，美国大使馆注册，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我是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是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记者：填这个NO的同时，就意味着你跟美国人讲，我不去你美国了。你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钱：是啊，我总不能忠于美国人，我是中国人。
记者：所以在这个签NO的时候，您毫不犹豫。
钱：我毫不犹豫，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我是忠于我祖国的。
[解说]
1957年6月，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已经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成了倍受攻击的对象，事情源于5个月前，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意见。但是这些主张，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背，并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大辩论。随着反右运动的愈演愈烈，清华报刊上开始长篇累牍地刊登批斗钱伟长的文章，最终他被打成了右派，唯一幸运的是，毛主席的一句话使他保留了教授资格。
[访谈]：
钱：毛主席说，他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就是说我还能讲课的，所以我还给工资的。
我这右派，是保留教授的右派。假如没有这个右派，我到北大荒去了。那时候所有教师是右派都要到北大荒去。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您还算是一个受优待的右派？
钱：这是毛主席保的。
记者：可是当时把您打成右派之后，您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钱：那很大变化，那无所谓。我告诉你，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子女儿都没上大学。
记者：当时学校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所以您在做些什么呢？
钱：我右派做我该做的工作。
记者：您都做了一些什么？
钱：我做了很多奇怪的事。
记者：您给我们讲讲，有多奇怪，这个事情？
钱：有一个事就是，我国在跟前苏联打仗，珍宝岛战役。我们开始俘虏了一个坦克，给我们拉走了，我们这个解放军很厉害的，用这个步枪把坦克拉下来了，后来陈列了出来，我一看，我说这个坦克设计的很笨啊，你们迎头打，打不坏它，你们让它过去的时候，从侧面打，侧面打它有一块，这一块打中，就一直打到里头去了，它很薄这个防护板，我一看就晓得。
记者：您从它的结构上，做了一个分析？
钱：所以后来，第二天，他们又带了两个坦克来，也陈列在苏联展览馆里头，我再去看，就打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说话是很有效的。我还晓得，我们的坦克只能走几十公里顶多了，再远走不了，因为我们的坦克电瓶啊，用铅酸电瓶，坦克启动的时候，需要电力很大的，需要四个电瓶，只能启动15次，这个电就不够了。所以坦克打打停停是经常的事情。
记者：在那个时候，您想到了要给坦克搞一个更有效的电池。
钱：我们想法子自己做高能电池，叫高能电池。
记者：这些东西都不是您原来学的力学的那个专业？
钱：都不是，我就找化学系，普通化学的教师，他们都同意很我一起搞。
记者：后来这个做的结果怎么样？
钱：一样大的一个电瓶，就是足够两千回发动。
记者：两千次。
钱：我们把这个放在汽车后头，架子后头，就可以从清华开汽车到天安门再回来，它这个能量很高，所以我们叫高能电池。
记者：那您当时有没有担心，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我也并不了解，我可能做不成？
钱：我这个人是搞什么学什么，我有这个能力。
记者：你不担心做不成？
钱：我不管，我什么都敢做。所以我学的东西多，我回国以后，就干过十几桩事情，我就是这样。
记者：而且专业有时候并不是一样？
钱：不同专业，奇奇怪怪的专业，所以有人骂我说，钱伟长是万能科学家。
记者：万能科学家。
钱：这样骂我。
记者：那您怎么反应呢？
钱：我不理，他爱骂我就骂吧。
记者：您还是坚持？
钱：我还是坚持。我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国家需要的，我都干。
[解说]
从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到1966的八年间，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的事例总共有一百多件。没多久这些校园内的地下科研活动被迫停止。1968年，这位已经五十五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首都特钢做了一名炉前工。
[访谈]：
钱：炉前工很苦的，那个铁棒是52公斤，晓得不？一般人拿不起来，我就拿不起来，那么我就想，我无论如何把这个炉前工这个铁条拿起来。我是学力学的，那我把一头放在地下，一头拿起来，不是省了26公斤吗？
记者：这时候把力学的原理用上了。
钱：我就一头拿起来，放在一个架子，一个铁架子，再到另一头去，把它拿起来，这个高度跟炉子高度一样，就只有一个往前捅，这不很省事？工人说很好，谁都没想到这个。好家伙，十个炉子，三班倒很多人，每个炉子前面做一个这个，大家都舒服。我变成一个发明家了。
记者：您一定还记得首钢，那些和您一块儿劳动的工人？
钱：这些工人还在，大概还在。
记者：我们前段时间，专门去找了一下这些老工人。我给你读几个名字看你记不记得。他们有叫张洪鹏的。
钱：对。
记者：还有闫德信
钱：对。
记者：富守忠
钱：对。
记者：都记得吧？
钱：他是我那小组的。
记者：是您一个小组的，当时他跟你一块，做过液压机是吗？
钱：对。
记者：还有一个刘生贵的。
钱：刘生贵是干部。
记者：他们几个都特意向您问好！
钱：呦。
记者：他们到现在，对您在那段生活都记得非常的清楚。
钱：他们都很欢迎。
[解说]：
三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和钱老一起工作过的特钢工人都已经退休，但是直到现在，钱老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段无法忘怀的记忆。
[同期]：
记者：其实您现在也很少能够看到钱老了，偶尔在电视上看到。
工人闫德信：在电视上我看见，政协副主席啊。
记者：您看到之后你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
闫：挺亲近的 ，挺亲热。还是当年那个劲儿，我看钱老怎么样，嘿！还挺精神！我心里头就特别高兴。
[解说]：
对于闫师傅和其他工友来说，他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们一起白手起家建造的热处理车间。
[同期]：
工人石金铎：从开始挖那个坑，从那边到这边，挖那么一大坑，大着呐，咱一块劳动。就拿铁锨在那儿，就跟我们一块劳动。所谓的劳动，主要就是挖那大坑，有五米深吧。
记者：钱老跟你们一块挖？
工人闫德信：一块挖 ，一块劳动。
记者：那时候他五十多岁，您是三十多岁？
工人闫德信：对 。他说那个杠杆，拿铁掀杠杆捅炉鼓那个，省力啊，就是在这儿。
工人富守忠：这个当时什么东西都没有
记者：全部都是由你们自己来弄的？
工人富守忠：对 。这个整个都是咱们干的。
[解说]：
除了热处理车间，钱伟长和工人们还设计建成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同期]：
工人富守忠：作用大！大齿轮都上这儿来，还有甚至于外单位的，都上这儿来压。大吨位的，压不了就上这儿来压。
[解说]：
当时还有一批清华年青的教师和钱伟长一起来到特钢，他们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水平。那时作为右派的钱伟长教授已经不能再上讲台，但就在这个车间里，工人们们却破了一次例。
[同期]：
工人闫德信：就是我们师傅让他讲课，他特别感动啊！不容易啊！我也能给师傅们讲课了。那是感动得痛哭流涕，那哭啊， 感动的。好像是当时来说，有的教师不同意他站讲台，因为他那时候是右派。所以他感动得不得了。
[访谈]：
记者：您后来，我听说有一段时间，学校让你到南方去参加劳动改造，结果首钢的工人把您给留下了？
钱：清华教授全部到江西鲤鱼州，江西鲤鱼州是血吸虫很厉害的这么一个地方。清华去了八百人，北大去了八百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结果去了以后，死了五六百人。
记者：当时首钢的工人是怎么留下您的？
钱：他们说你们不是说他没改造，不让回去吗？没改造好，不让我回去，不放！
记者：首钢工人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钱：他们叮嘱这样，没改造不让回去。我说好了，才让你回去。
钱伟长--校园故事
1931年的9月，中国正处于九一八风暴前的一个星期。这时钱伟长在江苏老家做好了准备，即将赶赴北京的清华大学。这一年钱伟长十八岁，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穿得体面一些去北京。
钱：我去的时候，我家里没钱。我那时候长袍都没有了。我去找我母亲，母亲没办法，我没长袍。
记者：那时候穿长袍上学很有体面？
钱：上学都是穿长袍。结果她都找我的婶母，我婶母是会裁衣服的，她正好这里有客材，要求我给他做衣服，有料子，她说先拿这个做了再说，我穿的我婶母给别人做的衣服来的。别人比我高，所以折了一个褶，做好了，围着腰的。
记者：缩短一点？
钱：做缩短一点，穿这个到了北京的。
当时钱伟长从老家去北京走的就是这条水路，家境贫困的他曾经常在这里摸鱼捉虾，采摘野菜，以补家中食物的不足，这种艰苦的生活，使他从小就体弱多病。当他来到清华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身高竟然创下了一个记录。
钱： 去了以后，先是体格检查，清华是这样，量量身高，量量体重，量量握力，最后要跑，在操场转四个圈，转一个圈400米，完了就完了。那个量尺寸，他是说洋文的，马约翰，说洋文的。他量体高时说 out of scale.
记者：out of scale.
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不合格。
记者：不够尺寸。
钱：不够尺寸，因为这个尺寸在1米50。我是1米49
记者：还差一点，
钱：还差一点。
记者：你当时是这些学生里头，最矮的一个。
钱：对，后来他让跑了一圈。我以为体格不合格也不行，我就拼命跑，我是农村出来的，田埂上跑惯了。我撒开脚丫子跑，跑四百米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当场就躺下了。
记者：当场就躺下了。
钱：当时喘气喘得，躺下了。
记者：实际上当时您的身体很不好，
钱：很不好。
记者：但是您又怕这个身高不够他不要您。
钱：所以拼命。
记者：所以拼命跑，后来这个马约翰老师后来看到你，这样子。
钱：这个人好，很能拼命，他是一句话能拼命好，
记者：就因为这个要你。
钱：我就算合格了。这是一个笑话。
记者：但这个笑话，很体现了你的这种劲头，这种精神。
当时能进清华学堂，对于贫家用子弟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钱伟长是幸亏有四叔的支持，才有了深造的机会，他的四叔，就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仅有初中毕业的他，依靠刻苦自学，在学术上卓有成就，一生的著作多达76部，是我国最富盛名的国学大师。而在钱伟长来到清华之前，钱穆就已经名震史学界，并被燕京大学和后来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钱：胡适之在北大，说这个现在你们讲历史，讲断代史不行，要讲通史。这样全北京没有人答应，因为过去都讲断代史。
记者：没有人讲过通史。
钱：那么后来我叔父也厉害的，就是我行，我先过来讲，因为他二十四史是能背的。他是礼拜三下午讲，钱穆是礼拜四上午讲的。这两个老师，各开各的课，就在红楼底下，30个人听，只有30个人听。因为这样听的人就传，就是钱穆怎么讲，胡适之是怎么讲。两个人意见不同。后来搬到100人的教室，最后搬到北大礼堂，听到300坐满了。窗户都是人，他是这样，钱穆历史熟，史料熟，胡适之道理是对，道理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史料不够。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 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抗日。钱伟长当天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决定弃文从理。
钱：那么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我要学飞机大炮，所以我坚决要进学物理系。物理系主任是吴有训，他怎么也不肯。
记者：你说物理才考了5分，
钱：我这物理是一塌糊涂，5分考的。
记者：所以他不让你进物理系是有道理的。
钱：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系主任泡。
记者：软磨硬泡。
钱：天天去。
记者：你怎么泡的呢？
钱：让他办公，办公你就去，他一到你就跟他说，我要进物理系，我天天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他办公都没法儿办。他因为8点钟，大学…8点去上课，他请领导，我6点都到了
记者：等着他。`
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面对这些学生，系主任吴有训十分为难。
钱：后来他没办法，他说这样，你那么坚决，可以。可要有一个限制，因为现在想进物理系太多了。所以他得限制人家，说一年这三门课，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
记者：能考70分才收你。
钱：那么我当然要答应了，先学了再说。对不对。
记者：但是当时有没有担心过，您长处在文史方面，如果你放弃了长处，去学一个自己只考了5分的物理，那将来一旦学不好。
钱：我这些都没有考虑。
记者：可是当时您的家庭支持你上大学，是因为希望你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将来能够很好地养家。
钱：我脑子里，我反正是20岁，我将来造坦克，就是这样的思想。其实学了也不一定能造。
记者：就自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1940年1月，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即将在上海登船，赴加拿大留学。在出发前，四叔特地从苏州赶来上海，为他送行，钱伟长告诉四叔，他出国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和钱伟长一起出国留学的学生，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钱伟长回忆说，当时大家在甲板上都立下誓言，凡是每人出去所学的那门学科，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去留学了。
1940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研究生的身影，而到校的第一天钱伟长就发现，他和导师辛吉都在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立即合作，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随即论文寄到了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手中，并发表在他六十岁的祝寿文集里。
钱：为什么我在美国有名，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记者：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钱：那时非常有名的，爱因斯坦看见了，他也有一篇的，一共有24篇，我跟我导师辛集是合写的一篇，他们都晓得。发表的文章，有好多都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还有冯诺尔门，那时候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院长，普林斯顿大学，本身就很有名。那么他看见我这篇文章了，他看见我提这个，他说好，我这一辈子，就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研究相对论是在1905年发表相对论第二篇文章，从那发表之后，相对论起了很大作用，人们说他第一个科学家，而且得了诺贝尔奖金的。他说我一直睡不了觉，一直在研究，好像我这个还不对，还有东西没弄清楚。他说我弄清楚了。
钱伟长，在留学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竟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这让他从此竖立了自信，同时这位论文集中唯一的青年学生，也引起了冯卡门教授的注意，两年后，在他的欢迎下，钱伟长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跟随冯卡门作博士后。之后，他又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在导师的引领下，钱伟长非常重视科学实验，不辞劳苦地奔走于研究室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和导弹试验，并且从中深入地进行了理论研究，撰写出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从国内传来了中国取得抗日胜利的消息，1946年，钱伟长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回国！
1946年，钱伟长怀着出国前立下的誓言，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清华大学，担任了机械系的一名教授。同时他还在其它三所大学里兼职任教，几乎包下了这些学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程。
钱：一个礼拜讲十几次，谁也没上这么多，一般教授一个礼拜上六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我是想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我觉得从前的学校都不行。
但在那个时期，教师的日子十分清苦，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钱伟长竟不得不靠，向同事借钱度日。1948年，钱学森归国探亲，在看到了钱伟长的生活窘状后，建议他全家移居美国。
钱：他看我很可怜，说这样吧，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就是美国的JPL，还希望我回去。
记者：当时您想回去吗？
钱：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艰苦了。那时我的工资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记者：可是在回国之前，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钱：很不错。那是8万美金一年。
记者：所以当时您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选择了说我还是回去吧。
钱：要到外国大使馆，去申请注册，美国大使馆注册，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是这样，你填孔教吧，我是孔教。到了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不填YES，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记者：填这个NO的同时，就意味着你跟美国人讲，我不去你美国了，您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钱：是啊，我就不去了，我总不能忠于美国人。
记者：当时您毫不犹豫。
钱：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回国就是为了中国的。
1956年，钱伟长参加了我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并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总理公开赞誉为“三钱”。也在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当时他不会料到，他在这个位子上的时间竟会十分的短暂。
五十年代，正是我国全面照搬苏联模式的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选择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和专才教育。1957年 1月，钱伟长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一文，反对苏联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并且提出要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等意见。
钱：反对学习苏联，苏联那一套不是我们需要的一套，它对这个基础课很不重视。
记者：当时您能够，敢于明确地提出来，反对学苏联？
钱：我明确提出来了。
记者：当时苏联是老大哥。
钱：老大哥我不管，你那东西我晓得，我对苏联的文献很熟，他们的工作不好。我是很清楚的。
钱伟长的教育理念，一经提出便在清华园内引起了长达三个月的大讨论，在随后而来的反右运动中，这种讨论却以政治方式而告终，1957年6月钱伟长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记者：不去上课对您来讲，是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钱：我当然没有办法，我是不上课，不上课他让我做，做实验室助理。
记者：做实验室助理。
钱：就是让我扫地，我扫了一年，晓得吗。
记者：当时您在这一年当中，您还是坚持您的看法。
钱：我坚持我的看法。我想总有人会理解的。
记者：可是当时把您打成右派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钱：那无所谓，我被打成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女都没有进大学。
记者：就是因为您要坚持您的这种教育上这种观点？
钱：这我坚持的，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主抓文化教育工作，使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之后他又提出，要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于是人才培养就成为了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就在1983年的一天，已经七十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钱：教育部规定的，超过六十不允许再当校长。
记者：当时你已经七十二？
钱：我后来问了，我看这个调令，这个调令很奇怪，这个叫汪道涵，那个是上海市长，汪道涵告诉我，给我调令看，他说你这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字。而且下面写了，予中央组织部调遣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下面又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记者：不受年龄限制。
钱：汪道涵说你可不能辞职。你这是终生教职，终生校长，不受年龄限制。
记者：所以您到现在还当着校长。
解说：而当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学校已经两年没有校长，全校的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
记者：当时钱老，您是一个全国著名的科学家了，这个地位也很高，让您到这样一个很破败的这样一个学校来，你当时心里头能接受吗？
钱：我不愿意到北京了。北京有些人岂有此理。
记者：所以您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创业？
钱：我不怕，我哪儿都敢去的，可以重头开始。所以我提出了拆除四堵墙。
钱：你看大学从来不跟家长有联系的对不对？我们学校面对社会，就是家长，还有将来的用人单位，让他来体现，但是这从来没人管的。
记者：所以这是第一个，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
钱：第二个就是教师跟学校不接触的，对不对？
记者：只管上课？
钱：只管上课，上完课跑了，教师也找不了，你办公室，不是每天8小时，你要在办公室里头，你可以搞科研也可以自己备课。第三个，我们科研跟教学要结合的，对不对？刚才说了上六堂课，还有34小时，你干科研，给你办公室。
记者：就是作为教授、教师不能只教课，必须还得有做科研的能力？
钱：对。还有就是学科之间有关系。我们加了很多课，这种课都是广泛的。还有我们允许学别的学的课。3、4年级，选别的系的必修课。
记者：一二年级呢？
钱：一二年级是集体的，叫加强班。
记者：一二年级不分系、不分专业。
钱：不分专业，还有我们规定学生四个人一个房间，要不同专业的。
记者：要不同专业的人在一块住。
钱：是规定的，不许中文系的老在一起。
记者：打破专业的界限。
钱：打破专业的界限。
记者：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要拆除四堵墙
钱：拆除四堵墙，这是墙。
改革开始的时候，周哲玮正在跟随钱老读博士，之后又长期从事学校的管理工作，他对那时候的改革情形十分了解。
周：阻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上海工业大学，基本的情况还是以教学为主。那个时候教师要求不要逼我们去搞研究，我们这么多年只熟悉教学，让我们做我们擅长的事情，甚至也有教师说不要逼我们学外语，我们国学没有这个基础，希望按照他原来的生活方法继续下去。
记者：实际上您也是跟上海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实际上您也是跟这个上海工业大学，或者教育界的一些传统的教育教学的教法，一些习惯的斗。
钱：不一样的不习惯。
记者：那您怎么斗？
钱：淘汰，大概淘汰了1/3，换了1/3，重新我到外头去找人来。
记者：淘汰到1/3。
1992年钱伟长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刚开始时压力重重，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凭借这种求实创新的教育改革和独特的教育理念，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四所学校，成立为现在的上海大学，从原来只有八百名学生，发展为目前的在校学生三万人， 1996年上海大学又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同时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今年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从72岁到92岁，钱伟长用二十年的晚年岁月，实现着自己一生的梦想，直到现在，学校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还总是放在心上，最近校园中一些学生沉迷于网络和流行文学，这让他很是着急，今天，他就是要选出十位中国近代文学家的名著，编辑成书，来作为学生的课余读本。
钱：回国了，我就要为国家做工作，对不对，我只要有精神，我照样做，我这个学校还没办得百分之一百好。还有很多不听话的老师，我这批老师解决了。这里有个计划，我这计划要办得比现在还好。
钱伟长所说的计划就是要把上海大学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他说当好这年大学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义务，的确，自从来到上海他就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
钱：我对自己从来不考虑的，我在上海大学不拿工资的。
记者：我听说您在这里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钱：我住在学校的。这种种经历我都过过，我不在乎。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你同意不？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