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与我有关吗？”他参加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没有方向感的“新盲流”们
“我们鞋厂数我学历最高。看仓库的本科大学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国头一个？”
站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精旺鞋业有限公司的仓库门口，这个一头长发、颇有点艺术气质的大学生不忘给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学广告专业的，当过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会副会长，自诩在大学里算是个才气纵横的另类人物，简历中，他声称著有长篇小说一部。
其实，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过几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给他1400元／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大学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从合肥折腾到广州，又从广州、福州、深圳一路折腾到佛山。广州不少广告公司只给600元／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广告和销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给，只拿业绩提成。他两手空空来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进了这家鞋厂。现在，他的工资是每月800块钱。
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这股就业洪流由此变得曲折起来，一些就业支流甚至正在演变成胡良奎式的大学生找工“新盲流”。
“十元店”里的浮躁和勇气
历经几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宝安北路人才市场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费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应聘的十几家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几乎都不给底薪只给提成，远没有他在合肥放弃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认为大学生就业价格的这种“贱卖”，与来深圳、广州找工的大学生太多有关。“人才市场和“十元店”附近到处都是背着包、拿着地图、脸色沉重的大学生”，他住在一个挤了14人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整栋“十元店”旧楼里，聚集了几百名来深圳找工的应届大学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喝免费汤。胡良奎从旁人那里得知这是一位找工的大学生，现在没钱吃饭。胡良奎给她买了份快餐，结果女孩看着快餐就扒，痛哭失声。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应届专科生，父母已为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她不满意，就辞工来深圳找梦想。结果工没找到，手机又被偷，身无分文。胡良奎劝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就没有退回一步的勇气呢？”可她始终摇着头。
但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并没有胡良奎那样的从容与洒脱。
“十元店”里的应届生赵某，西安一所金融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是河南商丘的农村孩子。他说自己已在一家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资公司跑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拉到一单业务。“还想撑一个月，如果还没业务，那我真就弹尽粮绝了，只能先回学校再说。”他的大学4年是靠父亲刨地撑下来的，自己还申请了1万元的助学贷款。他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签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间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事后记者知道，当天他们按照报纸的招聘启事去徐汇区一家公司应聘，结果没找到，却晃到徐汇公园抽了半天烟。
3月30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记者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示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1204房间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离开的那个晚上，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与我有关吗？”记者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为何“宁要都市一张床，不要西部一套房”？
在这些外地找工大学生的意识中，京沪穗深这样的大都市，总是意味着机会、高薪和前途。以往他们的师兄师姐们以就业经验和日常信息，影响着他们产生一颗颗“都市心”。这无疑加剧了职业供给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少人问津，而都市的大学生求职者则人满为患。
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北京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就业的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郑惠忠看来，是高校的就业指导和人力资源市场没有发挥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开始就解决好这些学生与大城市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王明，因为专业不吃香，这位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大学生觉得，以考公务员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从去年开始，他数次参加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公务员考试，但最后总是被淘汰。前段时间，崇文区举办了一个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会。他去一看，有80％的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没有户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务处，硕士生的简历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简历更是好几摞。他最后连笔试机会都没得到。一星期前，他母亲打来电话：“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当时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记者见到他时，他手上的伤还没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网上和招聘会上投简历，一心想留在北京。现在的就业期望已降到有没有北京户口无所谓，只要能给2000元／月以上的工资就接受。他曾经想去山西，但他的母亲不同意。“村里人肯定会议论，谁谁家的孩子在北京念书，结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说。
“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学生们普遍的就业心态。中央民族大学就业中心一位负责人介绍，去年73％的毕业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业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像我们学校的学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会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立平也介绍，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学校很多涉及林业技术的专业在基层林场用得上”，可去基层林场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去了也养不住”。
岳昌君认为，大学生大量去农村还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业占很大比重，他认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吸纳大学生，这需要大学生转变“都市心态”的择业观念。
“我们鞋厂数我学历最高。看仓库的本科大学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国头一个？”
站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精旺鞋业有限公司的仓库门口，这个一头长发、颇有点艺术气质的大学生不忘给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学广告专业的，当过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会副会长，自诩在大学里算是个才气纵横的另类人物，简历中，他声称著有长篇小说一部。
其实，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过几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给他1400元／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大学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从合肥折腾到广州，又从广州、福州、深圳一路折腾到佛山。广州不少广告公司只给600元／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广告和销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给，只拿业绩提成。他两手空空来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进了这家鞋厂。现在，他的工资是每月800块钱。
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这股就业洪流由此变得曲折起来，一些就业支流甚至正在演变成胡良奎式的大学生找工“新盲流”。
“十元店”里的浮躁和勇气
历经几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宝安北路人才市场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费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应聘的十几家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几乎都不给底薪只给提成，远没有他在合肥放弃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认为大学生就业价格的这种“贱卖”，与来深圳、广州找工的大学生太多有关。“人才市场和“十元店”附近到处都是背着包、拿着地图、脸色沉重的大学生”，他住在一个挤了14人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整栋“十元店”旧楼里，聚集了几百名来深圳找工的应届大学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喝免费汤。胡良奎从旁人那里得知这是一位找工的大学生，现在没钱吃饭。胡良奎给她买了份快餐，结果女孩看着快餐就扒，痛哭失声。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应届专科生，父母已为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她不满意，就辞工来深圳找梦想。结果工没找到，手机又被偷，身无分文。胡良奎劝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就没有退回一步的勇气呢？”可她始终摇着头。
但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并没有胡良奎那样的从容与洒脱。
“十元店”里的应届生赵某，西安一所金融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是河南商丘的农村孩子。他说自己已在一家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资公司跑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拉到一单业务。“还想撑一个月，如果还没业务，那我真就弹尽粮绝了，只能先回学校再说。”他的大学4年是靠父亲刨地撑下来的，自己还申请了1万元的助学贷款。他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签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间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事后记者知道，当天他们按照报纸的招聘启事去徐汇区一家公司应聘，结果没找到，却晃到徐汇公园抽了半天烟。
3月30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记者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示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1204房间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离开的那个晚上，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与我有关吗？”记者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为何“宁要都市一张床，不要西部一套房”？
在这些外地找工大学生的意识中，京沪穗深这样的大都市，总是意味着机会、高薪和前途。以往他们的师兄师姐们以就业经验和日常信息，影响着他们产生一颗颗“都市心”。这无疑加剧了职业供给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少人问津，而都市的大学生求职者则人满为患。
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北京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就业的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郑惠忠看来，是高校的就业指导和人力资源市场没有发挥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开始就解决好这些学生与大城市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王明，因为专业不吃香，这位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大学生觉得，以考公务员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从去年开始，他数次参加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公务员考试，但最后总是被淘汰。前段时间，崇文区举办了一个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会。他去一看，有80％的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没有户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务处，硕士生的简历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简历更是好几摞。他最后连笔试机会都没得到。一星期前，他母亲打来电话：“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当时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记者见到他时，他手上的伤还没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网上和招聘会上投简历，一心想留在北京。现在的就业期望已降到有没有北京户口无所谓，只要能给2000元／月以上的工资就接受。他曾经想去山西，但他的母亲不同意。“村里人肯定会议论，谁谁家的孩子在北京念书，结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说。
“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学生们普遍的就业心态。中央民族大学就业中心一位负责人介绍，去年73％的毕业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业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像我们学校的学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会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立平也介绍，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学校很多涉及林业技术的专业在基层林场用得上”，可去基层林场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去了也养不住”。
岳昌君认为，大学生大量去农村还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业占很大比重，他认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吸纳大学生，这需要大学生转变“都市心态”的择业观念。
陶云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