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飞越灾区采访路线图
▲在都江堰山东电力集团救援队驻地写稿，因为帐篷里很闷热，工作人员将桌子和椅子搬到了帐篷外。
在擂鼓镇一受灾群众安置点采访失去亲人的一个家庭。这个孩子的哥哥在地震中去世。
在去四川之前，我一直认为，人生精力有限，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和学习，所以或多或少忽略了身边的人和事。从灾区采访归来，我的认识有所改变——我感到人世间比“接受”更幸福的，是“给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会更宽容、更体贴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四川之行改变了我，教育了我，这或许将成为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在匆匆赶路的同时，我将忘不了体验路边的美景，热爱生命，宽容待人，满怀爱心地生活。
21日下午5点钟，我和晚报5名同事作为第二批特派记者，从济南飞往成都。一上飞机，我就感到了气氛的异常。飞机上乘客很少，大约三分之二的位子空着。飞机上大部分乘客是志愿者，很多人的衣服上打着“抗震救灾”的字样。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乘警，他在西装上系了一个绿色的丝带。
26日晚上从绵阳返回济南的飞机上，情形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很多老百姓拖家带口上了飞机。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坐飞机，空姐反复地向他们讲解乘机须知。许多孩子背着书包在飞机上，其中一个男孩告诉我，他的家就在唐家山堰塞湖附近，学校通知9月1日才能开学，他要来济南投奔在此打工的父母。
地震造成绵阳许多村镇停水停电。透过飞机窗户望下去，下面漆黑一片。我禁不住心头一酸，泪水涌了出来，我发自内心地祝愿四川同胞，能早日从伤痛中走出来，重建家园。
都江堰：灾后的平静出乎意料
22日上午，我和同事杨传忠到都江堰去采访。我们看到的情形与想象的有所不同：都江堰很平静，这里倒塌的房屋并不多，街道很干净，很多群众都已经转移了出去，只有楼房上的裂缝、阳台上东倒西歪的花盆，能看出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灾难。路边正在进行房屋安全检查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很多楼房没倒，但是事实上已经是危房。
在都江堰市区的映电花园，一支山东电力集团医疗救援队在此工作，他们负责救治从映秀镇电厂撤出的伤员。这里的医生告诉我，该电厂有300多名职工，只有100多人活下来。小区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声，空地里搭起了帐篷，有一些居民在里面睡觉，还有一些人在帐篷外静静地坐着。有一个孩子在小区里奔跑嬉戏。山东电力医院的赵刚说，地震已经发生10天了，现在人们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
晚上，我们住在了山东电力集团救援队的帐篷里。这是一个很美的度假区，但此时此刻无人消受，美丽的高尔夫球场上搭满了帐篷，高尔夫会馆变成了国家电网抗震救灾指挥部，我们在帐篷外边的桌子上写稿。
我与山东电力医院副院长李晓峰取得电话联系，当天他随成都电力抢修队进入了映秀镇，而映秀为防止疫情发生已经封锁。他告诉我，映秀很平静，没有横尸遍野的情景，但是没水没电，余震很频繁，一路飞石不断很危险。
成都：身边的人带给我感动
在“5·12”大地震中，成都市区没有房屋倒塌，成了整个四川安全感最强的地方。21日抵达成都的第一个晚上，接到大连警察杨忠文打来的电话。他提醒我注意安全。我在飞机上认识了他，他一个人筹集了30多万元的药品，在双流机场分别时，他还在忙碌着搬运药品。
让我感动的还有医护人员。晚上，前方传回不确定的消息说，映秀镇已经发现了坏疽病，一旦感染就面临着截肢手术。很快，山东电力医院的赵刚发来了短信，他在短信中说：“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明天进入映秀镇开展一线救治和防疫，恭喜我吧！”我想，作为一名医生，他远远比我们清楚危险的存在，此前他却一直为不能进入映秀而遗憾。
成都在这次震灾当中承担起了“大本营”的职责。在成都市各大体育场，安置了从各个灾区转移出来的受灾群众。许多成都市民自发地来这里送水送饭送药送衣服，均被拒之门外。在青羊区体育场，站岗的保安对一位市民说：“请您相信，灾民能得到很好的安置，只要成都市民能吃到的饭菜，他们会吃得更好。”在成都机场和火车站、汽车站，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者正拥入。
多难兴邦，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最美的。
绵阳：经历余震感受恐惧
24日早晨，我们跟随本报副总编辑胡忠华，前往绵阳采访。在这里我第一次经历地震，也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恐惧。
25日下午4点钟，我从北川县擂鼓镇采访回来，吃了一点饭就上楼了。我住在彩虹大酒店的401房间。我刚刚打开电脑，敲下第一行字，就感到房间和床都开始左右摇晃，还伴有“咣当咣当”节奏很慢的摇晃声。这该不是地震吧？我赶紧跳下床往窗边跑去，这时我看到楼下的院子里已站了一些人，还有一些人正尖叫着往外跑。于是我赶紧换衣服，同时给同事们打电话，但没有一个打通，此时通讯信号已经中断。不祥之感扑面而来，我抱起电脑，穿着拖鞋就往外跑。
在楼梯口，一名服务员正三步并作两步地匆匆跑下来，她对我喊“已经没人了，你赶紧走”。不知道地震停了，还是我的心情太紧张了，当我刚跑到二三楼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房屋的摇晃了。楼道里裂开的墙缝，脱落得满地都是墙皮，还有窗外传来的人群声，让我感到十分孤独，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万幸，在楼下的花园里，我遇到了已经跑出来的同事，没有见面的同事也打来了他们的平安电话。在来四川后的每一天，我每时每刻随身携带家门钥匙。我希望它能带给我平安、好运，保佑我回到家里，每天都能打开房门，快快乐乐地生活。
北川：令人流泪的手足之情
北川是“5·12”大地震的震中，也是人员伤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北川县城在完成救援之后就实行了“封城”。26日，我和同事杨传忠到达了北川擂鼓镇采访，这里房屋倒塌，大量的受灾群众也集中到这里安置。
在北川采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兄弟。这对兄弟分别叫杨文友和杨文成，他们从苏堡镇过来，又是走又是坐车的，辗转到这里来找自己的大哥杨文喜。老二杨文友又瘦又黑，穿着一双拖鞋走在泥浆里，肩上背了一个女士黑色提包。他告诉我，他们是三个孤儿，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老大当了兵，两只手没了，有一只眼睛也瞎了。他和老三住得近，因为家里穷，一直没找媳妇。这天早晨，他刚刚得知大哥安全，但还没能直接取得联系，于是千里迢迢跑过来，要见大哥一面。
让杨文友失望的是，他的大哥没在这里，而是在云安镇上。一位远房亲戚帮他们拨通了他大哥的电话，这时杨文友像疯了一样大叫起来，他在电话里声嘶力竭地问：你在哪里？你现在怎么样？电话挂了，这个50多岁的农民眼圈一红，忍了再忍的眼泪随即淌了下来。等他平静下来之后，我问他，跟大哥联系上，是不是很高兴？他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跟老三抱在了一起。
在北川，还有一个孩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叫陈科，13岁了。当我在他家的帐篷里采访他们的时候，隔壁的一个女人送来了一点腊肉，她递给了陈科的妈妈，陈科的妈妈递给了陈科，陈科接过来后，突然递到我的面前，说：“阿姨，吃！”
我被这个孩子感动了。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在得到食物的时候，竟然这么礼貌地递给别人先吃！他这时的表现，让我感觉就是一个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