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绵阳永安安置点，在地震中失去女婿的王明洁一家5口人生活在一间板房里。失去亲人和生活压力积聚，是大多数北川家庭震后共同的阴影。 本报记者翁洹/摄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选择死亡的董玉飞是震后北川基层干部的一个缩影——在媒体眼里是抗震救灾中的英雄，在领导眼里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骨干，在群众眼里，是国家干部。而事实上，他们同样是在这场大地震中与别人并无分别的灾民。

失去儿子的伤心，左支右绌的生活，夫妻聚少离多，父母无暇照顾，除了沉重的工作压力，这些都构成董玉飞自杀的原因。而这些伤痛，与干部身份无关，实为震区普通灾民正在承受之伤痛。

在大地震的阴影下，董玉飞之死，不仅是一个北川干部之死，更是一个震区灾民之死。

尽管之前没有发现任何征兆，但董玉飞之死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10月3日，他以一种被警方认为极为“专业”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并非上吊身亡，而是借助一张不到一米高的床和一根棉绳，将自己勒死。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壮汉如何做到这点，至今让不少朋友深感困惑。惟一能肯定的是，“他当时是下了决心的”。

死前，董玉飞身兼三职：县农办主任、救灾办主任和后来成立的农房建设办主任。

10月3日，因前列腺炎到绵阳住院治疗后，董玉飞返回安昌镇北川县政府临时驻地。董玉飞先去了设在综合办公楼的农办办公室。当时只有下属曾国和在，曾正在打电话，董玉飞笑着向他招了下手，随即离开。

之后董玉飞又到了设在另一座楼上的农房办，和那里的值班人员见面，并从桌子上拿了一份灾后农房建设情况的报表离开。

下午三点左右，曾国和接到董玉飞之妻李照电话，说找不到董玉飞，曾国和随即赶到农办租住的那所二层楼房。李照正在打董玉飞的电话，铃声却从房间里传出来。

二人都没有钥匙，李照从房东家找了个梯子，从窗户里钻进董玉飞的宿舍。

在下面扶着梯子的曾国和，随即听到李照的哭声。

董玉飞为何选择死亡？此前官方解释与媒体报道，均将注意力投向董玉飞的干部身份，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除了沉重的工作压力，被地震撕碎的家庭和左支右绌的生活，更是董玉飞无法承受之重。

在大地震的阴影下，董玉飞之死，不仅是一个北川干部之死，更是一个震区灾民之死。

被忽略的“特殊灾民”

“在灾民眼里我们是干部，在领导眼里我们是干活的，谁都没把我们当灾民看”；“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乐趣，活着只是因为身上的责任”。

“5·12”地震发生瞬间，董玉飞和绝大多数北川县城居民一样，变得一无所有。不过，由于是农办主任，对于董玉飞遗书中提到的“生活压力”，多被外界解读为系指儿子遇难一事。在外界看来，身为农房办主任的董玉飞，在基本生活上不会有问题。

不过在一位同事看来，情况并非如此，董玉飞和普通干部一样，震后一直艰难生活。

地震时，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恰在杭州出差。他于16日返回，因熟悉关内地形，北川抗震指挥部派他和董玉飞为前来支援的部队带路。这是他震后第一次与董玉飞见面。据他回忆，当时看到董玉飞时吓了一跳，因为人“变形了”。

和部队一起吃饭时，董玉飞端起碗，忽然间流下了泪。“他跟我说，这是地震后吃的第一口热饭，喝的第一口热水。”赵说。

地震之后，北川农业局的临时驻地和抗震指挥部一起在任家坪。当时各单位自谋生路，农业局从农民那找了一口大锅，一位个体户捐了许多洋葱，于是天天吃洋葱煮方便面，“后来撒的尿都带洋葱味。”赵其洲说。

曾国和地震中被埋了四小时，爬出来后送到绵阳，结果医院不收，因为他的伤太轻了，医院需要先收治重伤员。曾国和自己抹了点消炎药，然后被派到九洲体育馆帮助安置灾民。结果工作两天下来没人招呼吃饭，厚着脸皮去问工作人员要，结果对方说饭是给灾民的，你是干部，没有。“5·12”地震中，北川干部和县城居民一样损失惨重，公务员遇难比例达20%以上，幸存者仅有的财产往往就是一身衣服。不过，由于特殊的身份，地震后他们身份尴尬，“在灾民眼里我们是干部，在领导眼里我们是干活的。”北川某乡一位副乡长说，“谁都没把我们当灾民看。”

据北川多位干部介绍，地震之后，北川一度要求，公务员家属也不能领取各种救灾物品。6月中旬，因北川原农办主任地震中遇难，董玉飞从农业局调至农办当主任。不过工作任务虽然重了，生活却一样艰苦。

据曾国和介绍，董玉飞虽为农办主任，但工资实际比他还要低。每月只有1400元。与妻子李照的工资加起来，不过两千多元。而吃饭一天一人至少要二十多元。董玉飞虽然配了车，但一向公私分明，周末到绵阳从来都是自己买票乘车，一来一回就是二十元。加上灾后许多生活物品都需购置，董跟多数北川普通公务员一样经济上捉襟见肘。

北川临时政府转到安县安昌镇后，由于各单位都要租房办公，致使房租爆涨，价格之高甚至超过了绵阳市区。迄今为止，多数北川公务员仍因经济拮据而过着“集体生活”，夫妻双方尚不能住在一起。

董玉飞亦是如此。其自杀所在地，是农办9月份刚分给他的一间房，此前一直和司机合住一间，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妻子李照则住农业局租住的另一所民房里，和两个女同事合住一间。

出事前一个月，负责农办后勤的刘开曙刚给董玉飞安排了他自杀所在的那间宿舍。刘是好意，想这样会方便董玉飞与妻子团聚。此前，因为宿舍紧张，董一直和司机两人合住一间。刘开曙回忆，董玉飞在这间屋子里，经常把门关上，一个人看报写东西。而因为工作关系，董玉飞妻子李照一直没能住过来。

“如果不给他安排那个单间，继续和司机住在一起，他不那么闷，也许不会出事。”事发后，刘开曙经常为此自责。

北川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地震前相当一部分在绵阳买了房子，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这次灾难中的幸运者。不过，董玉飞虽工作多年，但由于多在农口，一直没有能力在绵阳市区买房。据李照说，就在国庆节前，她还曾跟董玉飞提过，想在绵阳市区租一套房子，过上正常生活。

董玉飞的下属曾国和地震前刚刚在北川买了一套房子，为此负债15万元。地震之后，一无所有的曾国和除了要供本硕连读的女儿读大学，还得照料年过八旬的父母。重压之下，曾国和晚上常对妻子垂泪。“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乐趣，活着只是因为身上的责任。”

与如火如荼的农房建设工作不同，北川城镇居民的住房——自然也包括公务员住房问题至今未推出具体政策。

曾国和估计，受地震影响，北川公务员当中，可能要有三分之一的人今后永远无法恢复震前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