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献血”的价值判断

2010-11-10 15:03:00    作者:   来源:网易  

有消息说,从明年起,北京市三大中心血站:北大医院输血科、阜外医院输血科和协和医院输血科将只负责采集街头无偿献血,不再采集单位指标献血。如果这只是一种“分工”安排的话,那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多年从事媒体评论员工作,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近年来为公民表达之时评文体之最有力倡导者。)
   

    有消息说,从明年起,北京市三大中心血站:北大医院输血科、阜外医院输血科和协和医院输血科将只负责采集街头无偿献血,不再采集单位指标献血。如果这只是一种“分工”安排的话,那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问题是,这样一个动态消息,是在北京市的单位献血指标逐年减少的背景下出现的;而且,就是这三家“自采自供”、总用血量约占整个北京市血液需求总量的1/5左右的医院,大部分依赖的都是指标献血,能够采集到的街头献血并不多,“采血车出去一天,有时只能采几袋血,甚至一袋都采不到。”

    因此,这就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社会安全的消息了,尽管它寄寓着我更愿意看到的价值信息。

    我自己在街头献过血,也做过单位的“献血指标”,感受反差很大:作为一个“献血指标”,在医院里排队,挤,感觉不到尊严。一位大夫对着挤着量血压的人们说:“你们就挤吧,再挤就不量了!”仿佛大家不是志愿来这里为旁人献血,而是像许多年前一样,在这里排队为自己家买大白菜。而在街头献血,你才会在医生的目光里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因此,在价值上,我总是乐见取消“指标献血”的消息,因为它恢复了人的自由、尊严、权利,恢复了献血这种行为本身的高尚和道义感。

    中国的血液供给,有这样三种现实的来源:血液买卖、“指标献血”和“街头献血”。当然第三种来源并不限于街头,但是其个体性、分散性和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以“街头”作为标志比较合适。

    第一种来源,血液买卖,为法律明确禁止,尽管它是“现实的”。国家禁止血液买卖,就像国家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一样,是当代人类文明规则的选择,是人道和理性的选择,社会公平的选择,对于血液本身来说,也是安全卫生的选择。否则,生活穷困的人,就会成为生活富足的人的造血机器。

    第二种来源,“指标献血”,是稳定的、大量的血源,它在法律上比较暖昧,没有任何明文禁止,但却包含着在法理上难以说得通的行政强制:它最终表现为法律所提倡的个人自愿献血,但却通过由政府加之于单位,由单位加之于个人的行政强制。许多道义的困窘、现实的矛盾,在这里产生,尽管它更为“现实”。

    第三种来源,“街头献血”,一提起它,就会感受到自由、人道、明亮、温暖,仿佛血液本身都格外纯洁。它体现了当代人类对血液供应的制度安排的思考,体现了这种制度安排的理性与文明,献血者的理性与文明,体现了《献血法》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三种现实的血液来源中,它可能是最靠不住的一种。

    血液供应是一种现实的社会需求,比其他现实的社会需求都更紧要,不是空讲道德理性就能填补的,也不是道德理性的逐渐培养能够救急于须臾的。当真正的自愿献血缓不济急、少不济多的情况下,一种基于国家干预的志愿献血机制——“指标献血”,就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这种国家干预不体现为国家对于公民个体自由意志的直接强制,但仍然体现为我们这个国家在社会生活中超强的支配力、超法律的支配力。因为,毕竟,国家的强制力通过它能够支配的单位,加之于只有公民个人才能够支配的自己分泌的血液。这对公民的尊严,是一种侮辱。

    作为一种生命体的稀缺资源,血液的来源,只能产生于个体的人。国家能够供应个人需要的许多价值:安全、温饱、自由,但是不能供应血液,因为没有一部“国家机器”能够生产血液,只有人自己的“生理机器”能够产生它。因此,血液的需求与供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血液的无偿供给,是现代人的自由基础之上的人道、文明而且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不一定依赖国家,如果人民自己就可以做得好的话。因为国家机器的运行不需要人的血液,需要人血的是人们自己。但是,国家对人的基本安全负责任,具体而言,它要对稳定的基本供血量负责。因此,当人民自愿形成的制度安排——完全意义上的无偿献血不可能满足需求的时候,通过国家的支配力,一种半强制、半自由的献血机制就不可避免了。

    随着进步,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许多来自国家的强制或迟或早都应该解除,而且我们正在看到有些已经在解除。比如对流浪人员的收容遣送,再比如婚检的强制。“指标献血”也是如此。但是解除这种半强制的现实困难和危险更大一些。这种危险不是国家肌体的危险,而就是人的肌体的危险,你我的危险。这种半强制,恐怕要等待完全自由、完全志愿的鲜血足够满足需求之后才能完全退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价值与事实相矛盾的困境。

当然,也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关系:国家和个人由于长期依赖于半强制的供血机制和半强制本身,自由的供血机制和自由本身就不发育。如果没有献血指标,有一些人也会走上“街头”;而有献血指标,这些人就会留着自己的血,以等着完成“指标”。这种“持血待征”的状态,是自由意志的尴尬,是对体制的适应。因此,半强制的指标献血的逐渐退出的过程,应该伴随着人的自由意志苏醒、张扬,人的自由权利得到尊重和尊严。自由的献血机制,只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充分生长。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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