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之本：善待他者，和解共生

钱 宏

　　“民生”问题，是从哪里来，又如何解决？这让我想起了曾经与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的一段对话。

　　他的《上学记》出版那年，我去看他。我们从他书中一个话题“贵适潮流，而不贵适国情”，谈到另一个话题：“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

　　他微笑对我说，“英谚有云：live and let live，译成中文，‘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这个谚语，强调的就是共生的法则，鼓励生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他接着说，“亚当·斯密说了，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大。’你看，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学家最吃香，而这句话，就是经济学得以成立和我们的经济学家有没有金饭碗的一个基本假设。即人是为自己活，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还不够，还要你不去要求，特别是不苛求他人为自己而活，就是你得承认他人也必须为自己活，所以还要善待他人，甚至善待一切他者。”

　　为自己活，善待他者，和解共生。所谓“善待他者”，就是公正地对待、兼相爱地对待、无私地对待、真诚地对待、平等地对待、自主地对待、无差别地对待、无障碍地对待。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和解共生，真正体现出人类“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和“他者高于一切”的哲学伦理原则。我想，如果这就是伦理学家出身的亚当·斯密所说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理性经济人作为个人，总有其局限性，总有兼顾不到的地方，于是，就需要组织起来成为“组织经济人”，乃至“组织政治人”和“组织文化人”。

　　通过组织获得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传统中国和传统政治的意义上，归结为“民本”问题，是孟子率先提出来的，中国人用“武死战、文死谏”的方式讲了两千年；从共和制国家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意义上，就是从孙中山肇始，讲了一百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越来越成为每年人大、政协“两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即“民生”问题。

　　所以，要讲清民本问题、民生问题，还得倒回来先说清集体是什么，特别是国家是什么，国家包括哪些内容？

　　主权国家由国民或公民组成，按照“权责对称法则”，国民作为个体，是独立享有民事责任和民事权利的主体，国民作为“有生命的个人”，是人权、事权、物权“三权”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国民意味着对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并在这种组织或非组织的公共参与中不断完善自我教育，因而，国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我们中国，已然在19世纪开始被迫融入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国民再次选择了共和国这一现代文明范畴的政治制度。这里再说说“政权与治权”这一划分现实意义。所谓政权，就是“执政权”，是保障政治制度性质的权力。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讲的是执政权，即“政权”。他要求的是高标准的“善政”，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把善政落到实处的，则是行政权，即“治权”。善政对于治权的要求，当然就是“良治”。良治的要求，保障国民的生存、生活与发展，或者可以叫做“行政为生，勤政为活”。治权的核心，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或叫公共服务。这就回到我们讨论的民生问题来了。

　　当下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一部分通过资源垄断先富起来的人，不甘心只是“先富起来”，更不会去“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如果这样，所有的人身心灵都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就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最后，连解决“民生问题”，本身也就成了每年人大政协“两会”的一个突出议题。

　　而依我拙见，解决民生问题，确实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但这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回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的立法机制上来。作为一个公民，我期待有权力提议案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中间，有人正式提出最能体现“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这一共生法则的《国民事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