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长虹
那个时候在我们那里，女人一旦嫁了人，其姓名基本上就被束之高阁了。
小时候在乡下老家，全村里男人的姓名，无论老少，十有八九，都能叫上来；但对于已结婚女人的姓名，却十有八九叫不上来。
叫不上村里女人们的名字，并不是记性不好，也不是和她们不熟，而是村里几乎没有人对她们称名道姓，而常常用一种特殊的叫法来代替。
刚结婚的女人，村里习惯称呼是，其男人的名字(大名或小名)，加上“媳妇”两个字，称作“某某媳妇”；而当儿女长大以后，称呼又变了，是大儿子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妈”字，成了“某某妈”了；有的甚至用这个女人娘家所在的村加上个“的”来称呼，比如，倘若娘家在上姚村，人们就叫她为“上姚的”。
在家里，自家男人也很少直呼其名，而是用女儿的名字来替代，或者白搭话，叫一声“哎”字就行了。给别人介绍时也很特别，说“这是我屋里的”，或说“是我女人”，说是自己媳妇的少，说是自己老婆的更少，至于名字，就更不会说了。
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那里，女人一旦嫁了人，其姓名基本上就被束之高阁了。对她们的称呼，或依附于自家男人，或依附于自家儿女，或依附于自己原来的村子，唯独没了自己独立的称呼，她们仿佛是他人的私物，要么属于这个，要么属于那个，而唯独不属于她们自己。
这些称呼上，是不是也反映了这些女人从经济到人格的依附关系：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是不是也应了“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个古训？
小时候，村里重男轻女的现象十分严重，生个男孩，全家人欢天喜地，生个女孩，个个垂头丧气。给女孩子起的名字也充满了期望，如：招弟、引弟、盼弟、拉弟等。实在生不下男孩，那就必定要招一个过门女婿。
不过，现在回到村里，情形早已大变了，女人们真正成了半边天了。她们的姓名越来越多地被响当当地叫着，她们，在崭新敞亮地宅院里，在充满希冀的田野里，她们自信地欢笑着，劳作着，创造着，行走着，她们实实在在地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并将自己的姓名融入时代的交响乐中。
那个时候在我们那里，女人一旦嫁了人，其姓名基本上就被束之高阁了。
小时候在乡下老家，全村里男人的姓名，无论老少，十有八九，都能叫上来；但对于已结婚女人的姓名，却十有八九叫不上来。
叫不上村里女人们的名字，并不是记性不好，也不是和她们不熟，而是村里几乎没有人对她们称名道姓，而常常用一种特殊的叫法来代替。
刚结婚的女人，村里习惯称呼是，其男人的名字(大名或小名)，加上“媳妇”两个字，称作“某某媳妇”；而当儿女长大以后，称呼又变了，是大儿子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妈”字，成了“某某妈”了；有的甚至用这个女人娘家所在的村加上个“的”来称呼，比如，倘若娘家在上姚村，人们就叫她为“上姚的”。
在家里，自家男人也很少直呼其名，而是用女儿的名字来替代，或者白搭话，叫一声“哎”字就行了。给别人介绍时也很特别，说“这是我屋里的”，或说“是我女人”，说是自己媳妇的少，说是自己老婆的更少，至于名字，就更不会说了。
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那里，女人一旦嫁了人，其姓名基本上就被束之高阁了。对她们的称呼，或依附于自家男人，或依附于自家儿女，或依附于自己原来的村子，唯独没了自己独立的称呼，她们仿佛是他人的私物，要么属于这个，要么属于那个，而唯独不属于她们自己。
这些称呼上，是不是也反映了这些女人从经济到人格的依附关系：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是不是也应了“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个古训？
小时候，村里重男轻女的现象十分严重，生个男孩，全家人欢天喜地，生个女孩，个个垂头丧气。给女孩子起的名字也充满了期望，如：招弟、引弟、盼弟、拉弟等。实在生不下男孩，那就必定要招一个过门女婿。
不过，现在回到村里，情形早已大变了，女人们真正成了半边天了。她们的姓名越来越多地被响当当地叫着，她们，在崭新敞亮地宅院里，在充满希冀的田野里，她们自信地欢笑着，劳作着，创造着，行走着，她们实实在在地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并将自己的姓名融入时代的交响乐中。
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