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必坚：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大变动 新觉醒

　　——从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变动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郑必坚

　　从1921年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波澜壮阔的90年，既是世界历史大变动的90年，也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90年。与世界历史大变动紧密相联的中国历史大变动在广度、深度上，在由此引起的冲击力、震撼力上，实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所仅有，也为世界历史所罕见。

　　这90年，中国开头是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今天则是昂首阔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开头是国家瓜分豆剖、人民积贫积弱，今天则是国家团结凝聚、人民充满希望；开头是饱受蹂躏、任人宰割，今天则是独立自主、和平崛起，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这90年，中国相继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二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三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这90年历史大变动由何而来？综观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在于有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并且一以贯之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领导核心；有了一个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能够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和亿万人民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持续获得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形成并不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主心骨和领路人。这个领导核心，这个主心骨和领路人，就是中国共产党。

　　从90年历史大变动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觉醒，是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学习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和中国的实际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新觉醒，是党的指导思想真正能够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各项历史性课题、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获得新解放并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福祉的新觉醒。

　　回溯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总体上获得了哪些真正能够救国救民、富国富民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呢？

　　第一，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状况，对1840年后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特点作出科学判断，鲜明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这个具有极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第二，提出鉴于中国特殊国情以及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首先经过民主革命，尔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战略观念。在此基础上，搞清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也只能由中国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根本战略方针。

　　第三，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中国资产阶级则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由此又提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战争时期，还实行对一部分抗日的大资产阶级也加以联合、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

　　第四，提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人民大革命。同时，进一步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军队必须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实行“党指挥枪”。

　　第五，提出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农村环境下建设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特殊艰巨性，需要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同时，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项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第六，经过延安整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统一了全党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

　　第七，新中国成立后，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引，有步骤、分阶段地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经过空前规模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第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深刻指出我国依然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经过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工作路线、工作方针上的拨乱反正，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种种严重失误特别是“文革”教训，进一步确认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由此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性、纲领性的基本命题。与此相联系，确认“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且确认直到21世纪中叶即2050年以前中国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第十一，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过程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从农村开始，进而发展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尔后又提出，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第十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立足时代特点和基本国情，提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三步走，即依次经过解决温饱问题、奔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尔后又把从21世纪初中国进入“小康”后到2020年的这20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第十三，面对21世纪全球性挑战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需要，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际国内发展，从而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第十四，通过把国内大局同国际大局结合起来、把国情意识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清醒估计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前期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独创性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世纪之交，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进入21世纪以后，进一步强调清醒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对的必须紧紧抓住而又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全方位地拓展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第十五，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出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使自己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与此同时，强调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更加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第十六，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之后，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以上这十六点归结起来，集中表明中国共产党在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动中获得了在以下五个根本性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心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又反对任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二是进行什么样的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中心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转变，而不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所谓“民主革命只能靠资产阶级领导”的陈腐公式和混淆革命阶段的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妄想。三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心点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中心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五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中心点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无视人的全面发展、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掠夺式的不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