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崛起：世界地图上的新坐标

    新华网北京６月３０日电（记者　李云路　王建华　蔡敏　许晓青）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１８８９－１９７５）曾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说这番话时是在中共执掌政权之后。但如果他看到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的情形，也许会有另外的感想。

　　十九世纪末，很多生存维艰的中国人到海外谋生。据《美国华人史》记载，他们中许多通不过移民官挑剔刻薄的盘诘，被关押在旧金山天使岛的候审木屋，走投无路而自杀。一些人写下遗诗刻在板壁上，有数百首之多。

　　一首写道：“国弱被人多辱慢，俨然畜类任摧残。”

　　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１年７月在上海法租界一座石库门房子内秘密成立。它提出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改变这个国家人民的悲惨命运。

　　出席中共一大的有１３人，代表全国５０多名党员。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而那时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并不乐观。

　　９０年后，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到８０００多万，相当于德国的全国人口。他们领导的国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掌握着３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还拥有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石油和电信企业，甚至将可能成为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

　　今年利比亚发生动荡时，中国派出海陆空力量，１２天内接回３万多在利中国公民，保障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而在１９４９年前，中国中央政府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完全行使主权，很多决定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的。现在，中共把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重新带回了世界中心舞台。

　　但同时，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仍有它不尽如人意的一面。比如，台湾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使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人均ＧＤＰ还排在世界百位左右；因收入分配不公等导致的民生问题比较突出；它在现代还没有做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科技发现和发明；腐败现象正在一些地方蔓延，损害了党群关系。

　　从温饱到小康

　　与西方一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要对外扩张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到国外去占领过别人一寸领土。

　　很多人认为，中共最大的成功之一，是解决了国内庞大人口挨饿的问题，并以此获得人民长期的支持。

　　６３岁的严宏昌是安徽省小岗村的一名村民。他听父辈们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水利设施缺失、淮河连年水灾，很多村民要外出讨饭。解放战争时期，小岗位于国统区内，村民们听说共产党要给农民分田分地，能吃饱饭，都很兴奋。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小岗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进行了土改，每家每户第一次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证。加上没有了战乱，村民生产积极性很高，每家生活明显改善，还有了余粮上交国家。但在“文革”时期，“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显著下降。

　　严宏昌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人到处挖野菜，煮出来的野菜稀饭，先给老人、孩子吃，剩下的给干活的男人吃，主妇摸摸锅里，没有了就不吃了。所以，经常出现妇女饿昏、饿死的事情。严宏昌带着子女跑遍了邻近几个省，为了要到一口饭，放下了所有尊严。对于性格要强的老严来说“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折磨”。

　　１９７８年８月，“文革”已经结束，时为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和其他１７人一起，带头摁手印实行“大包干”，也就是把田地重新承包给农户，搞自主经营。次年，严宏昌家就解决了吃饭问题。１９８３年，一家七口３０多亩地，一年收粮食２万多斤，温饱不再愁。当时冒风险摁手印的，有４个人后来成了中共党员。

　　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广。１９７８年，中国农村仍有２．５亿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２０１０年，按照年人均纯收入１２７４元的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２６８８万人。

　　而在全球范围内，９．２５亿人正承受着饥饿的折磨。世界银行２００８年公布的贫困人口测算数据显示，在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０５年间，东亚以１．２５美元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从近８０％下降到１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过去２５年，全球减贫事业成就的７０％左右来自中国。

　　中国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根本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这成为政权不断更替和持续动荡的导火索，明末的战乱和灾荒就造成几千万人死亡。

　　然而，解决温饱问题后，中共仍然面临巨大挑战，那就是如何使人民过上全面小康生活，实现共同富裕。

　　２８岁的家庭主妇胡爱华最近才在认真考虑买一台电视机。她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月薪３０００多元。她的丈夫王鑫是驻京某部队的初级军官，月薪４０００多元。这样的收入在消费水平日趋上升的北京难言宽裕。

　　胡爱华和王鑫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屋子里除了一张床、一副可折叠衣架、一台电冰箱、两张桌子，几乎没有别的家用大件。两人都来自农村，和众多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一样，他们不仅要从头积攒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用于住房、教育、医疗、生儿育女等大项开支，还要把部分工资寄回老家。

　　今年３月，胡爱华看到一条新闻：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宣布，中国国防费预算要增长１２．７％，相当一部分将用于养兵过日子。“如果丈夫能涨工资，我们就可以买一台电视，”胡爱华说，“同样的钱，对富人和穷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中共对自己的发展保持谨慎乐观。大多数中共官员认为中国仍处于相对落后状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持续一百年。

　　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写道，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增长，绝不允许经济发展这一目标受到任何干扰。

　　从革命到改革

　　“革命”是中国人最常听到的词汇之一。中共长时间忙于解决革命和战争问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是《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描述中国军队攻入美国白宫，解放全世界的受压迫者。

　　但让人惊诧的，也正是这时，毛泽东却提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４０年后，人们讨论这件事时认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尝试了“使中国提前２０年走出冷战”。

　　“街上满是两轮、三轮脚踏车和手拉车，市中心一家商店窗户上贴着‘全世界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标语。”这是参加“乒乓外交”的美国兵乓球队员康尼·斯威里当年对北京的印象。

　　到了１９７９年，北京街头首次出现了美国商业广告——“可口可乐添欢笑”。曾在朝鲜战场交锋的中国与美国建交了。这时，“文革”已结束３年。西方媒体把中共干部称作“务实的共产主义者”。

　　中共把“革命党”的身份转换成了“执政党”，但国内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只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中共称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甚至是一场“战斗”——特别是正在进行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一轮改革，被称为“攻坚战”。

　　这对于５２岁的刘学斌来说就是“梦工厂”。“我的‘梦工厂’就要建成了，这可是当今全球最先进的集装箱生产线，全部自动化操作。我的一个老伙计说，现在能干到８０岁了。此前他抬了７年钢板，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现在坐着按键盘就行了。”这位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说。

　　“梦工厂”节能而环保，产量提高５０％，靠技术创新颠覆了传统生产模式，极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这家公司的业务遍布全球，在北美就有４家分公司。

　　广西北海的地角女子民兵们也在进行角色转换。这支娘子军组建于１９６３年，当时是为了抓台湾特务。

　　而现在，在渔船码头上，身穿迷彩服的２５岁女民兵陈其银正与同伴一起参加消防演习。姑娘们合力握住消防水枪，巨大的水流喷涌而出，准确地射向港口里停泊的“失火”渔船。

　　“这样的消防演练我们每周都要组织一次。这里停泊的渔船每艘价值在３００万元以上，是当地渔民们的全部家底。”陈其银说。

　　这正是中共把注意力全盘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真实写照。为此中共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各种力量。

　　“中共是唯一一个向社会各群体开放的共产党，它吸引了更多的阶层，也包括私营企业主的加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评价说，这些开放的做法表明它能够不断地适应变化，并积极采取策略成功迎接挑战。

　　无神论的中共还认为宗教的存在也有利于社会和谐。世界主要宗教在中国拥有大量信徒，比如基督教徒就有１６００多万人。中国已印刷了超过８０００万册圣经。

　　在成立后一段时间，中共只与外国的共产党打交道，资本主义政党被视为“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大家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按照五大洲的分布，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同世界上１６０多个国家的６００多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交往和联系……”“七一”前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把驻京外国记者请来，对照示意图向他们介绍中共“广结天下缘”。

　　中共与时俱进地完善着它对世界的一些认识。相对于以前更多地讲如何建立一个“国际政治新秩序”，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我不认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对全球会是一个威胁，西方不应担心中国的成功，而应该担心它的失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这样说。　　沈大伟说：“美国主流认为中共对中国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外国人应该欢迎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机遇。”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一书中说，中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做法和标准。“这些坐标并非十全十美，不少地方还有改进的余地，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坐标已经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自己的进步甚至整个世界的进步。”

　　从计划到市场

　　很长时间里，中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和苏联模式，追求打造一种经济模式——计划经济。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但在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的陈国兰这里，却留下了物资极度匮乏的困苦记忆。由于物资短缺，中国实施了商品统购统销政策，购买商品都要出具相应票证，“排队购买”和“凭票供应”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鲜明烙印。

　　“那时候，吃喝的有豆腐票、盐票、肉票等；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日用百货的有肥皂票、火柴票、蜂窝煤票、煤气票等。”陈国兰至今仍收藏着数十种、几百张票证。“现在很多年轻人已不知道这些票证为何物，但在当时，都是居家过日子的命根子。”今年５６岁的陈国兰说。

　　１９９１年，访华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自由化。”

　　但是，在苏联宣告解体后不久，１９９２年年初，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也许，一个国家机构名称的变迁可以提供中国变化的线索：１９５２年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在１９９８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２００３年，它被改组并命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一年，中国将自己的航天员送上了太空。

　　目前，中国９８％以上的商品、９５％以上的生产资料产品价格已由市场决定。

　　十多年前，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工作和生活，要从自己的国家带上从手纸、洗发水到巧克力和速食面在内的许多日用品，但他们面对北京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都觉得自找麻烦了。

　　国际金融危机２００８年下半年爆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率先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复苏。

　　外资企业是中共体制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位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罗氏制药旗下的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早在２００７年就试点建立起外企党支部，现在这个支部里有２０多名党员，相当一部分是拥有硕士博士学历的医药高新科技研发人员。

　　见证企业党支部成立的罗氏前任总经理安德利说：“我发现身边不少研发人员，特别是敢于承担重大新药研制项目的工作人员，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共党员，这令我对中共党员有了新的认识。”

　　东西方的学者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两支主要动力。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约为三分之一。中国促成了许多国家出口增长，全球消费品价格下降，使发达国家消费者受益，而中国需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初级消费者——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积极影响。

　　这形成了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格局，就是东西方都在全球大市场中利益紧密攸关了。但中共仍然认为，尽管中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一些关键领域，“市场取向”的改革仍未完成，尚需进一步推进。

　　从今天到未来

　　迄今为止，中共走过的道路曲曲折折却日渐亮敞开阔。但未来仍充满风险和考验。中共自己也认为它正面对不确定的、无法预计的诸多挑战。

　　因此，一系列改革仍在进行，包括对党自身的改革。干部竞选早已在乡村普及，现在正在更高层面尝试。

　　曾在农村和乡镇工作过的陈经勇今年６月竞选的是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县委书记一职。他不是第一次演讲，也不是第一次参加竞选。但当他作为第一位演讲人出现在阳江市委扩大会议上时，４３岁的他仍然由于紧张而忘记了向１００多位选举人介绍自己的姓名和职务。

　　“我现在就像一名考生，等候检验。”他最后在有７位候选人参与的竞选中落败了。以前，县委书记的职务是上级指定的。

　　中国今年正式宣布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它兼采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诸多做法，又有很多自己的独创。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地区行动与技术合作司司长安德尔斯·孔巴斯注意到了中国的司法进程。

　　“１９７８年，中国仅有３０００多名律师，如今，这个数字达到１５万；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省市县三级共有３２７４个法律援助机构和５８０３１个法律援助站。”他去年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说。

　　这意味着中共正在努力颠覆中国历史上最顽固的一种社会现象：人治。

　　很多人关注中共能否令经济奇迹持续下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他最担忧的是中国能否成功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中国不能实现这一转变，未来发展将逐渐减速，社会矛盾可能激化，发展的空间将变小。”

　　张立群认为，中国以往的改革采取了自下而上、由易到难的路径，现在随着改革难度加大，一些基层缺乏改革动力，一些需要改革的领域如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等都必须通过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推行才能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明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受到了瞩目。

　　中国需要进一步凝聚党的领导力量，包括吸引更多的年轻精英入党，同时，把它的基层组织建在社会的每一处。

　　中共党章规定，有３名以上正式党员的地方，就应该成立党的基层组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党支部，比如外企党支部、楼宇党支部、市场党支部、网上党支部、手机党支部、农民工党支部、建在企业项目和工地上的项目党支部、建在农村产业链和专业协会上的农产品党支部……

　　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说，将来中国有了自己的空间站，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也会坚持在太空过党组织生活，“如果我们在太空成立一个党支部，那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的党支部”。

　　在他看来，太空中，西方航天员可以向他们的上帝祷告，而中国人也有着自己的信仰，这可以并行不悖。

　　这可能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宇宙秩序。（参与采写的记者：季明、沈洋、明星、黄艳、王丽、段博、曹国厂、叶前、刘巍巍、孙奕、朱鸿亮、孟娜、黄歆、王亚光、陈畅、董爱波、石莹、陈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