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史》清代理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龚书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清代理学史》，是继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之后，又一部研究理学发展史的巨作。它不仅完整再现了清代理学的演变，使理学史研究终呈完整面貌，而且以多维的视角，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学术贡献。

    第一，该书不同于以西学来诠释中学的做法，不唯西是从，从史实出发，抓住了清代理学的历史特点，予清代理学以科学定位。

    研究清代理学，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定位清代理学的学术地位的问题，而这又与如何认识清代理学的学术成就相关。

    清末民初以来，清代学术史的奠基者首推梁启超、章太炎和钱穆。三位先生学术异趣，但对清代理学的总体评价则大体一致，即对清初的理学多持肯定态度，而于其后的理学则少有认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代理学在学术创新方面没有突破。现今的学术界基本继承了这一评价思路，除对清初理学有着较高的学术评价外，对于康熙以后的清代理学的学术成就基本不置一辞。

    《清代理学史》继承了学术界对清代理学的这种总体定位，认为清代理学“无主峰可指，无大脉可寻”，没有出现可比肩程朱陆王的著名学者，一些所谓的理学名臣、名家，也不过是守成多于创获。但是，清代理学在清初有了一个重要转向，即重视纲常伦理，强调躬行实践，这在事实上成为清代程朱理学演变的实际主调，也是清代理学与宋明理学有所区分的重要特征。同时，受清朝社会变化的影响，理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如清初理学的崇实与注重经世致用，严辨程朱陆王，清中期理学的沉寂以及与汉学的对峙，晚清理学的“复兴”、汉宋调和与中西冲突，对这些特征的归纳非常有助于了解理学的内在变化。

    第二，该书不同于就思想谈思想，就学术谈学术的做法，深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握清代理学的兴衰。

    儒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哲学，于程朱理学在宋、明、清等王朝的官方地位尤其可以见之。与此相对应，理学的命运就不可避免的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把握清代理学尤其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兴衰，就不能不考察清朝文化政策的影响。《清代理学史》于此着力甚多，在每一卷的开篇都有论述。

    如顺康两朝的崇儒重道，特别是康熙明确扶持程朱理学，并使之成为清朝的官方哲学，无疑为饱受批评而走向衰落中的理学注入了一注强心剂，而康熙本身的理学造诣以及对所谓真理学的提倡，则使程朱理学最终呈现了重视纲常伦理和道德实践的“崇实”面貌，其学术生命力进一步丧失。至乾隆中期，随着乾隆帝对程朱理学的怀疑以及对经学之士的赞赏，理学无论在庙堂还是民间都饱受汉学的冲击，其威信受到相当打击。至于晚清，理学虽依然高居庙堂，从朝廷到民间都有大量学者在尽力维护其地位，无奈时事迫人，它最终还是从文化政策的独尊地位逐渐滑落，并在西学和新学的冲击下仅具象征意义。

    第三，该书重视政治环境，也看重内在理路，注意从儒家学术内部学派关系的角度，观照清代理学的变化。

    《清代理学史》对于理学与儒学内部其他学派的关系作了全面而清晰的论述，主要涉及理学内部的程朱陆王关系、理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以及贯穿清代学术史主线的汉学和宋学的论争与调和。其中，该书对汉学和宋学的关系作了尤为详细的考究。

    诚如书中“绪论”所说：“汉宋关系是贯穿清代学术史的一条主线”。而论争与调和是双方关系的主要特征，这在乾嘉以降表现得非常明显。清代汉学兴起的原因多种，而清初学术界对理学末流的反思引发的“回归原典”的取向，以及清初和清中期清王朝提倡稽古右文与文化专制政策的交叉运用，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从汉学萌发阶段，它就显示了与宋学不同的学术特点，并对后者持批判态度。这在汉学处于辉煌时期的乾嘉时期，显得尤为突出。而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的面世，引起方东树的强烈不满，以《汉学商兑》进行回击，更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汉学和宋学争论的高峰。不过，从总体上看，汉学和宋学之间一直没有爆发直接交锋，以书面批评居多，主要是理学者不满汉学的取向，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戴震等汉学家的义理阐释。嘉道以后，清王朝面临统治危机，经世思想再度抬头，儒家学术也无暇内讧，终使调和成为汉宋关系的主流。在这一过程中，理学始终是双方关系的主角，而其主要意图则是对自身地位失落的一种维护。当然，理学自身也开始有了些许变化，如承认汉学治学方法的合理性，肯定汉学家的经学成就，并在治学时加以运用和吸收。

    第四，该书重视儒家学派间的关联，又不忘中西文化间的比较，从近代新文化的角度认知清代理学的保守。

    自明中期西方天主教士东来，西方的宗教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儒学（主要是理学）与西学的关系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清代前期和晚清时期显得尤为突出。在清前期，虽然受康熙帝偏好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学界出现了一些学贯中西的著名历算学家，也有一些理学者对西学表现出兴趣，但从总体上看，理学阵营对于西学，尤其是西方的宗教思想是持普遍的排斥态度的。这种取向在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得到延续。尽管这时随着经世思想的高扬，理学阵营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理学者在现实危机面前容纳了西学，但“中体西用”模式却支配了晚清理学对待西学的态度，反对容纳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以外的任何西学知识成为共识，而其中一部分极端的理学者甚至成为盲目排外的代表。所以，显现在我们面前的理学对待西学的态度，总是保守、顽固多于吸收和容纳。

    儒学思想体系内部不乏变易革新思想，但在面对西学冲击的时候，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没有显现出能够应对现实的足够的开创勇气和“有容乃大”的气魄，却逐渐成为保守的代名词，这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现出理学无力承担推进近代中国变革的历史任务，其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该书重视精英话语的分析，也强调大众文本的意义，扩大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范畴，考察清代理学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程朱理学在清代是官方哲学，“以学术正人心”、“化民导俗”一直是它的核心任务，因而它对清代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考察这一点也是研究清代理学史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清代理学史》在每一卷都对这个问题作了阐释，在中卷和下卷着墨犹多。我们看到，理学在悬为功令的科举考试中毫无疑问居于核心地位，它在以书院和私塾为中心的学校教育中不仅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引导士子修身的规条。在文学层面，桐城派使得理学成为“文以载道”的中心，并在清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民间社会生活层面，理学对于规范人们行为、塑造民间道德有着强烈的约束力，这在有着崇尚理学传统的徽州显得尤为彰著。

    从历史时段来考察，理学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则经历了一个从居于统治地位到逐渐消退的过程。由于统治者的推崇，理学尽管饱受汉学的挤压，仍然能够以庙堂之学的姿态成为影响社会的主流思想。但是，晚清社会之剧变为前所未有，西学的冲击力也远非儒学派别内部争论可比，理学虽极力想维护其核心地位，依顺“以学术正人心”的思路来展现其价值，但终究无力回天，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影响也自然呈衰退趋势。

    以上多种视角的合理运用，从多个层面为我们展现了清代理学的复杂面貌，对于从整体上认识清代理学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而这同时也是该书在体例上的创新之处，即在借鉴传统学案体的基础之上，吸纳新的研究理论和视角进行学术研究。

    总之，《清代理学史》的面世，为清代学术史和中国理学史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它不仅是一部总结之作，吸收借鉴了学术界关于清代学术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一部创新之作，在体例和观点方面多有突破，内容叙述也更有深度。当然，这部书不可能穷尽清代理学的所有内容，但它的出现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理学、清代学术史和整个理学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