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12 16:09:00 我要评论
施晓亮 施晓亮 来源: 大众网
9年前施晓亮与亚历山大兄弟们合影(右为当年的司机弯豆)。
9年前施晓亮与俄罗斯朋友尕丽娜、阿里克山德夫妇合影,如今尕丽娜辞世,阿里克山德孤独地生活着。
9年前亚历山大和他的2个天使般的女儿。
9年前亚历山大在他的手风琴修理铺里与前来向他学琴的各族朋友快乐地演唱。
亚历山大·扎祖林在他的手风琴铺子里为远道而来的我们拉起手风琴唱起那些熟悉的俄罗斯民歌。
小记者莹莹对这些俄罗斯传统乐器非常感兴趣。
伊犁河畔的俄罗斯族人
大众网特约记者 施晓亮 伊犁日报记者 燕玲
十年后重返伊宁市,市容市貌已经变得有些陌生,到处起高楼。地处市中心的东正教老教堂原址依然是一片待建的废墟,据说这块转卖了多次、闲置几十年的地皮有扯不清的纠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最终会是一片新的建筑,但不会再是教堂。这,只是早晚的问题。
而在这片地的旁边,亚历山大·扎祖林的手风琴维修工作间几乎一点没变,这间顶多十平米的破旧的平房,与相连的那两间做面包房的破旧平房,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中,显得格外落寞和另类。
在隔壁飘来的面包的诱人香味中,亚历山大·扎祖林拉起他心爱的手风琴,为我们唱起那些熟悉又遥远的歌谣: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正是我心爱……”“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这些歌曲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不过了。我们唱着这些歌长大,唱着这些歌体味着人生的悲欢离合。还有托尔斯泰、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些俄罗斯文学巨匠,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人生。
九年前,我来到伊犁河谷,曾经接触过亚历山大和他的俄罗斯族同胞,粗浅地知道了他们的一些故事。时隔九年,带着真诚再次走近他们,我承认自己带着很大的好奇心,这一点和大多数朋友一样: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和传奇?这些长着外国脸的中国人,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否如他们的外表一样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亚历山大们是百分百的中国公民,他们的身份证上与我们不一样的是民族一栏:“俄罗斯族”。俄罗斯族是最后一个移居伊犁的外来民族。据伊犁文史研究专家赖洪波考证,俄罗斯族人从16世纪逐步东进,进入中亚,至19世纪70年代,伊犁河谷已有3.5万人。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伊犁俄罗斯族人的数量在中国都是最多的。俄罗斯人散居在伊犁州直、塔城、阿勒泰,其中伊犁河谷最多。上世纪60年代,由于种种不便说得太直白的原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返回了俄罗斯,后来又有一些人陆续迁往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据了解,目前,全疆有俄罗斯人800余人,在伊犁的有650多人。
在历史上,俄罗斯族人大规模迁入伊犁有两次。先是清咸丰元年(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翌年,沙俄首任领事扎哈罗夫驻伊犁惠远城。惠远城西门外建有住房及俄商贸易圈,当年有13队俄国商贩来伊犁开展贸易,贩来的货物有喀拉洋布等,后来有86个俄商留在了伊犁。这是俄罗斯族人来伊犁居住最早的记录,但这—时期俄罗斯族人还未形成移民。
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后,俄罗斯族人开始移居伊犁。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大批的白军将领被赶到了中亚,有一些人就进入了新疆境内的伊犁。据民国28年(1939年)伊犁区行政长官公署的统计,伊犁区有俄罗斯人9008人,约占地区总人口的2%,仅次于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族,居第5位。
俄罗斯族人当时多数居住在伊犁城镇近郊或水草丰美的地方,如伊宁市的艾林巴克,尼勒克县的乌宗布拉克、则库,新源县的阿拉托别,巩留县的莫乎尔、吉尔格朗,昭苏县的阿克达拉,霍城县的大西沟、芦草沟、果子沟,伊宁县的吉里于孜、托乎拉克等地。
俄罗斯移民虽迁入较晚,但其文化影响十分广泛深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俄罗斯文化风靡伊犁。伊犁上岁数的老人都清楚地记得,当时俄语作为通用语言之一,被当地各民族居民广泛使用,在汉语中也引入了大量的俄语借词;俄国商品、俄文书籍、俄语电影随处可见;街上跑着俄式四轮马车,俄式建筑是伊宁市特别的风景,就连各机关会计使用的也是十进位的俄式算盘。不少俄罗斯族人在政府任要职,就连伊犁军区司令和市公安局长也是俄罗斯人。
州经协办干部梁刚从小和俄罗斯族人一起长大,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维吾尔语,被称为“俄罗斯通”。他回忆说,当时,全市有4所俄罗斯学校,现在伊宁市规模最大的医院——州友谊医院的前身就是前苏联建立的医院。
俄罗斯族人性格热情奔放,入夜,他们就拉起手风琴、弹起吉他,又跳又唱,原伊犁军区俱乐部有个大舞台,可容纳1万人,俄罗斯族人经常在这里举办各种演出活动。
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当年,这群手捧圣母玛莉亚像,穿着西装裙子的“白俄”来到伊犁时,几乎一无所有。
但是,俄罗斯族人的勤劳和智慧使他们很快走出了困境。解放前,居住在城镇的俄罗斯族人大多从事各种修理业、运输业和手工业,有的还兼营农业。有些人专门经营园艺,饲养家畜、养蜂等。在农村的俄罗斯族人,大多是数十户聚居在一起,独自成为一个村落。他们在伊犁河、特克斯河两岸垦荒种地,在接近牧区的地方,从事畜牧业生产。
1933年,亚历山大·扎祖林的爷爷来到伊犁,后来,他的父亲出生在新源县,母亲出生在巩留县。亚历山大·扎祖林的父母共生了16个孩子,亚历山大是老四,他的父母早上开荒种土豆,晚上拉手风琴、跳舞,在辛苦中养大了这些孩子。
如今,年过半百的亚历山大·扎祖林开着手风琴修理铺,凭着精湛的手艺养活一家人。
亚历山大·扎祖林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对音乐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感和悟性,他的手风琴演奏水平使专业的手风琴演奏家都感到惊异。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中,只要他的手风琴一响,气氛马上就会活跃起来。
亚历山大是伊宁市首屈一指的手风琴修理师,同时也是伊宁最出色的手风琴演奏家,无论春夏秋冬,每天从早到晚,地处阿合买提江街上的亚历山大的乐器修理铺里都飘荡着动听的乐曲声,每次刚刚为顾客修理、调试好一架手风琴,亚历山大都会以娴熟的指法即兴拉上一段外国民歌,以检验手风琴的音阶是否准确,工作之余 ,亚历山大也会随意为朋友和顾客拉上一段他自己创作的曲目,修理铺小小的空间顿时充满着音乐之声,鲜明的节奏,跳跃的音符,路过门前的行人常常被深深吸引驻足良久。
伊宁市纯种的俄罗斯人数量已经很少了,尽管远离家乡,然而血管里流动的血质是难以改变的,在以往的岁月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伊宁市的俄罗斯家庭常常聚在一起,来到伊犁河圉,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高歌,围着篝火跳舞。
亚历山大从15岁就开始演习修理手风琴,30年来他都以此为生,因为职业的便利,他也是一位手风琴收藏家,目前已收藏了100多架世界各地的手风琴。他十分乐于向朋友介绍他的收藏,小铺里一排排货架上挤挤挨挨的手风琴。他会详细地为客人讲哪一架是德国的,哪一架是波兰的,当然还是俄罗斯的最地道,他一边讲一边逐个弹奏一番,讲解三排鍵双排鍵和单排鍵各有什么特点,乐此不疲。有些手风琴尽管式样陈旧,年代久远,甚至有上世纪中叶制造的老古董,从搁架上取下来,拂去浮尘,照样可以拉出悦耳的音乐。
亚历山大·扎祖林不但拉一手好琴,而且会自己作词、谱曲,他在自己谱写的《伊犁河波浪》里写道:“伊犁河啊,你的面庞明如镜,你的身姿美如仙,比世界上最美的多瑙河还要美……”
因为天性散淡,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亚历山大·扎祖林放弃了进入专业歌舞团的机会。他这小小的手风琴修理铺成了音乐爱好者们的沙龙,俄罗斯、塔塔尔、锡伯、维吾尔、汉族等民族的音乐爱好者们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悠扬的手风琴声和欢乐的笑声在小屋中回荡。
为了谋生,很早以前,俄罗斯族人就在伊犁河畔建起碾小麦的水磨,烘烤出俄罗斯列巴拿出去卖。
与手风琴店一墙之隔的就是在伊宁市很有名气的俄罗斯列巴店,这个小店也很不起眼,低矮的土坯房缩在路边上,一个小小的招牌很容易被树荫遮蔽,睁大眼睛找也容易错过。
九年前我来采访时,在面包房里忙活的是亚历山大的叔叔和妹妹薇娜。叔叔主内,烤制;妹妹主外,打下手兼售卖。如今再来这里,面包房里的主人换了,叔叔已经赋闲,由其儿子也就是亚历山大的侄子巴犁当“主烤官”,而薇娜已经另立门户,在不远处的一个贸易市场内另开了一家列巴店,现在前台售卖的是巴犁的媳妇,一位俄罗斯和中国维吾尔族的混血女孩,漂亮开朗,而巴犁的妈妈,一位幽默开朗的俄罗斯大妈,与儿媳妇一起给儿子打下手。
这个1988年开张的列巴店,在伊犁无人不知。33年来,他们坚持用祖传的手艺加工制作传统的面点,从不用机器做面包,而且也不用发酵粉,坚持用自制的啤酒花发酵,保持了传统风味。每天都有人专程从邻县赶来购买。烤制工作都是晚上进行,一晚上做的列巴顶多卖到中午就没了,下午就休息。香甜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轻松地复制着。
一位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特地赶来买列巴的中年女人告诉我,她十几年来一直吃这里的列巴。因为这里的列巴是正宗俄罗斯手工制作的,用的是粗粮,有助于消化,吃起来酸中有甜,而且这里货真价实,一个列巴足有500克重,才卖3元钱。
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一间大房子,把生意做大,他说,列巴生意本小利薄,挣的钱刚够生活费,没有多余的资金扩大生产。
他们似乎也没有想过挣更多的钱。有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他们对眼下轻松、自由、快乐的生活似乎已经很满意了。我们到的当天是星期天,列巴店和手风琴店都关门,周一再去采访时,他们告诉我:礼拜天是他们上帝赋予的休息日,没有任何理由工作。这让陪同我们的当地媒体记者很有感慨:我们一天到晚挣命一样地工作,所为何来?
伊犁的俄罗斯族人数稀少,其中纯种的俄罗斯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民族间的通婚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亚历山大告诉我,“现在全伊宁纯种的俄罗斯家庭只有五家,全都住在被当地称为‘俄罗斯大院’的俄罗斯族祖坟地里。这五个家庭,全是亲戚,能够联姻的关系全都联姻了,再下一代,就不可能找到本民族的了。”纯俄罗斯血统的人把不纯的也就是与外族通婚所生育的后代叫“二转子”,但他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几乎毫无疑义地将成为他们纠结的“二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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