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东乡族民族教育

　　一个民族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该民族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进程，对东乡族教育而言亦如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处理好伊斯兰教育和普通教育间的关系，加快发展现代普通民族教育发展的步伐，提高东乡族劳动者素质等问题，是摆在东乡族现代化建设发展道路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应当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东乡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之一，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中国境内共有51.38万人，居住在甘肃省境内的东乡族人口为45.16万人，占全国该民族总人口的88.39%，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境内，其余人口分布在新疆、宁夏等省区。伊斯兰教在东乡族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至今伊斯兰教与东乡族社会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本文仅就伊斯兰教与东乡族教育问题谈点个人的认识，并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

　　伊斯兰教育作为伊斯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求知和终身接受教育构成了伊斯兰的教育观，成为伊斯兰教育的指导原则。其教育目标明确，就是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合格的穆斯林，教育内容主要是伊斯兰信仰、价值观、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教育，强调宗教伦理道德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相结合。教育方法灵活，提倡自由讨论，确立了“尊师重教”的原则。早期中国伊斯兰教育大体遵循伊斯兰教育理论，结合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形，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育体制——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

　　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育是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而开始的，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作为伊斯兰文化载体的穆斯林身份由侨民变为中国公民，清真寺逐渐成为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和信息交流的中心，进而演变为早期中国伊斯兰教育基地和中心，从而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育体制:“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方式和教育理念，即将伊斯兰教育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免费招收学员，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经典，用经堂语（即古汉语、阿语、波斯语单词混合而成的独特表达形式）口译和讲解伊斯兰经典，并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考核学业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制度，奠定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基础和体制，东乡族作为中国穆斯林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早期中国伊斯兰教育的形式——经堂教育，从而翻开了东乡族民族教育史上的第一页。

　　东乡族民族教育经历了伊斯兰经堂教育→近代新式教育→现代普通教育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东乡族民族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为伊斯兰经堂教育时期。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是东乡族民族教育史上出现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在东乡族传统社会中影响最大的教育形式。东乡族伊斯兰经堂教育，是东乡族男性在清真寺讲经堂内以学习伊斯兰教经文为主的教育方式，其产生的背景决定了它教育目标只能以伊斯兰教育中的德育部分为主，教学内容主要以伊斯兰信仰、价值观、伦理道德为主，如《古兰经》、《圣训》、教义学、教法学等，教学目的仅限于维护和巩固东乡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规范他们的伦理道德行为。东乡族称经堂教育场所为“学堂”，大多设在固定的清真寺内，以“寺坊”为中心，经堂教育体制属于民间办学，其教师由清真寺负责聘请，或者由主寺的阿訇自己担任，教育经费由“哲玛体”（信教群众）捐赠，经堂教育采用的课本约有十几种，与其他穆斯林地区采用的课本大同小异。东乡族经堂教育一般分为小学、大学两个层次。小学分为男校和女校，女校一般设在私人家中，男校设在清真寺内，男校教师一般由“二阿訇”担任，主要招收东乡族儿童进行伊斯兰文化的启蒙教育，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拼读和念诵,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背诵《古兰经》、《圣训》的相关章节，以普及伊斯兰教初级常识和基本礼仪为主，由于采取松散的教学管理、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没有学习年限。但一般需要4-5年时间。大学教师由开学阿訇担任，主要招收具有小学程度的满拉，系统学习《古兰经》、《圣训》、教义学、教法学、哲学等，而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语法、句法、修辞、逻辑及天文、地理等方面知识，教学方式一般采用游学制，学生可以自愿慕名拜师，自选学习的清真寺，一般需要十几年或更长的时间。满拉学完规定的课程之后举行“穿衣”（毕业）仪式，毕业后便有资格应聘或被推荐担任阿訇。

　　综上所述，东乡族经堂教育具有以下特征：教育体制是民间办学，属于东乡族群众自发性的行为。教学方式灵活，阿訇讲解与满拉互学结合，提倡自由讨论，鼓励游学，教学领域限制在清真寺内。教学内容注重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经典，忽视汉文和其他文化知识。经堂教育作为东乡族早期的民族教育活动。尽管从形式到内容是宗教教育，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然而，它在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了宗教专业人才的同时，造就了为数不少的东乡族伊斯兰学者，如马万福等。它所启迪的民族意识、形成的民族教育环境、氛围，从内部为其民族教育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通过经堂教育伊斯兰文化、宗教思想渗透到东乡族社会生活各层面，直接影响了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巩固，对东乡族民族教育由伊斯兰经堂教育向民族教育转化起了促进作用，为东乡族新式民族教育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经堂教育在东乡族民族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东乡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产生于清末民国初年。清代以前，东乡族民族教育发展十分缓慢，明末清初，东乡族地区仅有4所私塾，分布在川塬地带，每所私塾有先生1名，学生20名左右。清康熙四十四（1705）年，河州知州王全臣将义学增加到20所，东乡族地区有少数富绅子弟入学念书①。道光年间（1821—1850年）河州又新设20所义学，其中东乡族地区有3所，锁南坝、长川里和洪济桥义学，东乡族儿童入学人数较前有所增加②。光绪二十八（1902）年，河州知州赵宏在东乡族地区设置7所义学，锁南坝、扎木池敦德、喇嘛川新德平善集慎修、新同集敦睦、唐汪川养正和经正等义学，接受教育的东乡族儿童人数随之增加，这些义学是在私塾和社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校一般有先生1人，学生10到20名，教学内容以《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为主，教育经费除扎木池敦德义学自筹外，其余均为河州州署拨款。义学的设置为东乡族儿童就近入学创造了条件，培养了不少的人才，为东乡族新式民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起到了推动作用。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学习西方教育制度，兴办国民教育，由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东乡族地区相继设立了一批新式小学，据统计从1919—1949年，东乡族地区兴办小学17所，其中高级小学4所，唐汪第一高级小学建于1912年，是东乡族地区第一所高级小学，每所小学设校长1人，教员2-8名不等，学生少则10余人，多则50余人。初级小学学制4年，开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7门。高级小学学制2年，另加历史、地理、公民等课。有一些小学还开设阿文课，聘请阿訇来校上课，如唐汪复兴七校，聘请汪家村汪哈比为阿文教师③。教育经费通过社会征集、政府拨款、学租收入及捐赠等方式筹集。从上述17所学校的教学管理体制、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来看，东乡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已具雏形。再从学校分布地域来看，山区有7所，川区有10所。民国时期，仅从唐汪小学毕业的学生就有40多名。数据表明，民国时期，东乡族民族教育较前有了一定的发展，教育的触角延伸到了山区，教育服务半径扩大，为东乡族近现代社会发展培养了为数不少的人才，但分布在东乡族地区的学校规模不大，设备简陋，教育经费保障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因此，东乡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呈现出速度缓慢的发展趋势。

　　在东乡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回族教育促进会对其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东乡族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宣传兴办新式教育的行列。1913年导河县（临夏前身）回教教育促进会，东乡族马磷当选为会长，他多方动员民众送学龄儿童入学、捐筹资金兴办教育，对东乡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起到了首倡和示范的推动作用。1930年改导河回教教育促进会为临夏回民教育促进会，东乡族马维良当选为会长，他为推进临夏穆斯林教育的发展，将原镇守使管理补贴官俸的东校场上下20亩水田捐为教育用地。1934年，东乡族上层人士马斌支持创办了东乡折桥中心小学。1938年，东乡族马国礼任宁县回民教育促进会主任委员，东乡族马绍文任永靖县回民教育促进会主任委员。因此，回教教育促进会在为东乡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兴办学校，东乡族各界人士参与兴办教育的行为，在东乡族地区推进新式民族教育，提高东乡族民族文化水准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东乡族地区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亦有所发展，但经堂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的步伐缓慢，在教学过程中仍不重视汉文教学。如河州的马万福（果园哈智）阿訇（1894—1934）于清光绪年间赴麦加朝觐并留学，“回来后目睹中国穆斯林师道之伊斯兰掺杂着许多汉族风俗，于是展开了遵经改俗的运动。”致力于在西北地区大力发展伊斯兰经堂教育，在培养阿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在教学过程中都未能重视阿汉并举，虽培养了一批大阿訇，而这些阿訇绝大多数不识汉字，只能用经堂语翻译、讲解经典，不能听说，不能意译，这与王浩然阿訇和达浦生等四大阿訇以及他们培养出来后代经汉两通的阿訇相比有些逊色了。然而，他们在西北地区普及伊斯兰经堂教育、培养教职人员、经学人才以及继承、传播、发展伊斯兰教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

　　总之，东乡族地区新式学校的创办标志着东乡族民族教育开始由单一型的伊斯兰经堂教育向以近代新式民族教育为主、兼有经堂教育的多元型转化。该时期东乡族民族教育呈现近代新式民族教育和经堂教育同步发展的特征，为东乡族现代普通民族教育的创立创造了有利的教育氛围，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在东乡族民族教育史上，近代新式民族教育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三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中国政府在实施民族平等、团结、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的同时，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东乡族的民族教育事业也随之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东乡族民族教育从体制、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教育发展纳入了国民教育发展体制中，迈入了现代普通教育发展时期，在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东乡族地区相继建立了一批学校，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东乡族民族教育发展成就显著。据统计，1949年初，东乡族地区有9所小学，其中高小5所。1951年新建小学17所，学生增加到 1959人，其中东乡族在校生1300人，占当年在校生总数的66.4%。1953年学校增加到29所，其中高小5所，初级小学23所，初小在校生人数为2416人。其中东乡族学生1156人，比1951年增加156人，有教职员工85人，其中东乡族教师4人，阿拉伯语教师5人。1955年在县镇创办女校1所，招收女生95人。与此同时，增设小学9所，全县有35所学校。其中专为东乡族设置的学校有23所，在校生总数为2127人，其中东乡族1123人，占当年在校生总数的52.8%。1958年东乡县小学猛增到101所，在校学生增加到16524人。

　　东乡族民族中等教育的起步较晚，1952年为适应东乡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创办了东乡初级师范学校，有教职员工3人，学制3年，从1952-1963年，共为东乡族地区培养小学教师311名。1953年，在东乡初级师范学校附设初中班1个，招生40人。1953年，第二班招生43人。1956年，增加为2个班，学生增招为80人。1959年，创办了东乡族历史上是第一所中学—东乡中学，设有3个班，140名学生。

　　60年代到1978年，“文革”期间东乡族民族教育受到了影响，表现在学校和学生的数量时高时低，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严重不足，民族教育发展极不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东乡族民族教育的发展，采取对东乡族学生实行“双免”，给中学生发放助学金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东乡族民族教育发展迅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结构、布局日趋合理。逐步建立从幼儿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完整的教育体系。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从无到有，取得了初步发展的成效。教师队伍不断扩大，师资水平明显提高，教学条件明显改善。东乡族干部群众对教育的认识水平提高，社会各界积极捐资助学。东乡县干部群众捐资修建了唐汪二中、达板等学校。80年代中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马进成捐出自家承包5.5亩地，捐资5000元办起了白庄小学。宗教界人士张明义相继献地504亩，捐资1.2万元，创办了大湾头小学。县委县政府制定了“科技兴县”的发展战略。1999年，颁布实施了《东乡族自治县教育条例》，逐步将教育纳入法制化轨道。东乡族现代普通民族教育通过2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教育规模、教学质量都较前有显著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逐年提高，文盲率逐年下降，人口素质不断提高。据统计，2002年东乡县有各级各类学校184所，其中小学171 所（完全小学103所，教学点68所），完全中学3 所，独立初中和八年制学校各4所，师范1所，幼儿园1所，在校学生31769人，其中中学生4331人，小学生27438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85%，女童入学率为73%，现有教职工1878人。东乡族现代普通民族教育与50年代相比发展速度加快，在校学生增加1.92倍，学校增加了1.82倍，教职工增加10.26倍，不仅有了本民族的大学生、研究生，而且有博士生。建国50多年来，东乡族民族教育发展成就喜人，但也存在着教育基础薄弱、青壮年文盲率高，办学条件差，校舍严重不足、师资队伍业务素质急待提高，教育经费不足等问题，这些因素制约着东乡族民族现代教育的发展，使民族教育发展与东乡族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针对东乡族现代民族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应尽快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使之尽早地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半多世纪以来，由于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东乡族伊斯兰教育基本上没有得到改良与发展，特别是建国以来，经堂教育成为东乡族民族教育的辅助手段，它与当今伊斯兰世界教育发展水平现状相比差距很大，在东乡族民族教育史退居次要地位。因此，该时期东乡族民族教育呈现出以发展现代普通教育为主，经堂教育成为辅助教育的特征。

　　回顾东乡族民族教育发展史的历程，归纳起来，其教育类型可划分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新式教育和现代教育五种形式，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成为东乡族社会发育成熟的重要途径。东乡族群众受教育的层次可以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从东乡族群众对教育的接受程度看，根据各个时期教育发展特点主要有自愿接受、强迫接受和积极接受三种不同方式，它们相互交织、共同伴随着东乡族民族教育的成长发展进程。

　　一个民族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该民族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进程，对东乡族教育而言亦如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处理好伊斯兰教育和普通教育间的关系，加快发展现代普通民族教育发展的步伐，提高东乡族劳动者素质等问题，是摆在东乡族现代化建设发展道路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应当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注释：

　　①（清）王全臣：《河州志·学校志》卷2。

　　②（清）杨清、张廷式：《河州续志稿》卷1。

　　③ 汪鸿明主编《唐汪回民小学校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