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诺族历史

　　关于基诺族的来源，没有文字记载。据传说，基诺人先民由普洱、墨江甚至更远的北方迁至基诺山东部边缘一处名叫“司杰卓米”的地方。后来人口增多，分为乌优、阿哈、阿希三大支系。早期的基诺社会曾处于狩猎采集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传说要填饱肚子需要走九架山九条箐。而当时祭祀活动频繁，更加重了食物供给的困难。基诺族先民因此迁离“司杰卓米”向外发展，大部分人员迁到基诺山地区的杰卓山定居。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两项重大变革：一是废除了“巴什”(血缘亲属之意)内婚制，出现了“基诺洛克”的名称。“基诺”含有“舅舅的后代”的意思，“洛克”的含义是全体或整体。这显示在杰卓山时代已经进入母系氏族社会，而“基诺洛克”是当时若干个氏族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部落组织。二是发生了信仰习俗的变革，出现“人鬼分家”。“司杰卓米”从此在人们心目中成为祖先神灵居住的“鬼寨”。当时形成了用生姜及芋头“驱鬼”等习俗。

　　在杰卓山时代的晚期，社会经济出现繁荣景象，传说当时已经有了过“特懋克”节，即“打铁节”的风俗，表明基诺族先民已掌握了金属工具而告别了石器时代；当时有了酿酒房，定期举行集市贸易，附近的其他民族都来赶集。大约在公元13世纪中叶，传说由于战争原因，基诺族先民迁离杰卓山分散到基诺山区各地建立村寨，这时发生了由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的过渡，随后又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农村公社时代的过渡，农村公社成为各个村寨基本的社会形态单位，而在农村公社内部存在父系氏族组织。每个村寨由若干个氏族组成，每个氏族中最年长的男子即成为村寨的头人，由此组成农村公社的权力机构即“七老”组织。“七老”分别称为卓巴、卓生、巴努、生努、达在、柯卜罗和乃厄。其中“卓巴”及“卓生”的含义分别是为众人挑起担子的人及为众人开辟道路的人，这是村社的主要头人。人口较少的村社只有卓巴及卓生两个头人。

　　在近代，巴朵寨原来由两个氏族组成，分别产生卓巴及卓生两个头人，后来由于疾病流行，卓生氏族的男子全部死光，只剩下卓巴氏族。巴朵寨村民的婚姻原来遵守“巴什”外婚制即氏族外婚制的古规而进行，由卓巴氏族与卓生氏族互相联姻；在失去了卓生氏族以后，村民们只得打破“巴什”外婚制的古规在血缘亲属中开亲。卓生这一职务也在原来的卓巴氏族中产生(巴亚寨老人沙车及白腊者于1998年2月向笔者讲述)。

　　在农村公社时代，任何基诺族男子都有希望担任村社的首领，即使是残疾人也不例外，惟一的条件是他的岁数要比本氏族的其他男子大一点儿。每个村社都有两面木鼓，它是为纪念其始祖玛纽玛黑乘木鼓从洪水中逃生而制作的，若有人当选为卓巴或卓生，村民们就把木鼓送到他家的竹楼上挂起来，因为这木鼓是首领权威的象征。通过这种保管木鼓的办法，几百年来基诺族社会一直避免了首领的世袭制，避免其首领使公共权力转变为私人特权的可能。

　　在公元14世纪中叶，西双版纳的傣族召片领召坎勐娶一位基诺族姑娘为妃，于傣历713年（公元1351年）生下刀逻答（刀逻答于公元1391年继任召片领，时年40岁）。这件事反映了当时基诺族与傣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并由此使基诺人的事迹开始有确切的年代可供考证。后来西双版纳召片领的势力进入基诺山，通过上述亲戚关系任命司土寨及巴普寨的长老为“金伞大帕雅”，并在基诺族各个村寨分别委任了帕雅、扎、先等大小头人。至20世纪中叶，这种统治形式已经延续了200多年，但是并没有改变当地社会的原始农村公社性质。

　　18世纪以前，基诺山已经开辟出大片茶园。据道光《云南通志》第34卷、100卷记载，18世纪20年代，包括基诺山在内的六大茶山“每年约产茶六七千驮”。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政府“设普洱府，又设同知，分驻攸乐”，为了控制这盛产茶叶的“咽喉之地”，在司土老寨动工修建“攸乐城”，驻扎500名马步兵丁。六年以后由于“烟瘴甚盛……兵丁多数伤损，其存活者亦皆疾病缠绵”，将攸乐同知及驻扎兵丁撤回。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司土老寨还残存着当时的城门墙垣及砖窑、水井等古迹。公元1799年檀萃撰写的《滇海虞衡志》谈到：“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所谓六大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慢而，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光绪《普洱府志》卷八说：“五方杂处，仰食茶山”。雍正年间六大茶山每年产六七千驮，平均每座茶山产茶1000余驮，这与基诺山历史上“茶叶最高产量1500担以上”（《版纳文史资料》第四辑，第37页）的估计是大致相符的。据调查，“攸乐山在1937年尚产茶1201担”。（景洪市政协编：《景洪文史资料之三-基诺族》，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6、47页；张肖梅主编的《云南经济》第12章说，民国年间西双版纳茶山“以攸乐为中心”）。从18世纪初叶到1940年以前这200多年时间里，基诺山的茶产量经常保持在1000担以上。这些茶通过普洱转销国内的许多地区乃至销往国外，享有很高声誉。这显示基诺族与省内及国内其他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基诺人通过茶叶的生产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劳动者前来基诺山参与茶叶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基诺族结下深厚友谊。

　　1941年由于无法忍受当时政府的剥削及压迫，以巴卡寨的搓约为首的基诺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孔明仙下凡”的名义动员各村寨群众参加起义队伍，在三年时间内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最后迫使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将车里县长王字鹅撤职查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勤劳的基诺族人民重建家园，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1956年被定为“直接过渡区”，即不经过民主改革而建立合作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并结束了原始农村公社制度。从1979年以来的20年时间里，通过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有关民族政策，基诺族社会经济正在经历跨时代的飞跃，进入更快的社会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