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祖先肃慎

　　传统古史观认为，我国东北有三大基本族系：肃慎、秽貊和东胡。三族系起自先秦，迄于明清，贯穿东北古史之始终。其中“肃慎族系”，自先秦肃慎之后，在汉魏为挹娄，北朝时是勿吉，隋唐为靺鞨，其后女真和满族皆出于此。诸族一脉相承，绵延不绝。虽然自上世纪就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至今仍有很多人持此观点。那么，“肃慎族系”观缘何产生，它为何会有如此使人念念不忘的魅力呢？

　　肃慎，又作息慎、稷慎、肃昚。它作为一个族称在文献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专称，一是作为他族的别称或代称。前者仅见于先秦至西汉的史籍中，且都语焉不详。从这些记载看，中原人对先秦肃慎的了解只限于来自北方（《左传》等），向中原“贡楛矢石砮”（《国语》等）和“大麈”（《逸周书》）。其可考的文化特征不过石镞和捕鹿。与之相反，汉魏以来的挹娄诸族则不同。自从王欣率军追击高句丽王宫而“至肃慎氏（即挹娄的别称）南界”（《三国志·毋丘俭传》），中原对挹娄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其后，随着中原王朝在北方的势力延伸，中原与北方各族的交流与融合渐趋深入，中原对挹娄等族的认识也逐渐清晰、细致。史书对他们的描述越来越详尽，这些族不仅地望可考，而且其风俗、物产等情况也都大致明了。

　　那么，地域等方面皆不可考的肃慎为什么被认作面貌可考的挹娄等族的先祖呢？其一，人们关于先秦时期肃慎的记载和传说对后世影响深远。根据《左传》、《国语》、《山海经》、《史记》和《汉书》等文献的记载，从传说中的虞舜、禹到有文字记载的商周时代，“海外肃慎”一直来服。这使“肃慎来服”成了圣王威德远播的丰功伟绩，为后世所景仰。《大戴礼记·少闲》称颂虞舜、禹、成汤、文王“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汉武帝云：“朕闻……周之成、康……教通四海，海外肃昚，北发渠搜，氐、羌徠服。”（《汉书·武帝纪》）《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也谓：“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之功。”因而，历代帝王均把“肃慎来贡”作为衡量文治武功，体现威德及于四海的重要指标，十分重视来进贡的“肃慎”族。《国语·鲁语》不仅首次明确记述了肃慎所贡为“楛矢石砮”，还说“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异姓，“使无忘服也”。由于早期文献对肃慎记载过于简略，好大喜功的中原王朝便把进贡“楛矢石砮”与肃慎等同起来，即使族称不同也要强加以“肃慎”或“肃慎后裔”之名。《三国志·挹娄传》谓：“挹娄……青石为镞，古之肃慎氏之国也”。《隋书·东夷传》也记靺鞨“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之肃慎氏也”。有意思的是，《三国志》虽在作传时名为挹娄，但在记载其他史事尤其是言及向中原进贡时都用“肃慎”代指。《后汉书》亦然。唐代房玄龄等人撰写的《晋书》，更是全以“肃慎”代称晋时的挹娄。宋、齐、梁、陈诸书以及《南史》亦如此。遍检文献，古史对“肃慎族系”的记录大多源自“贡楛矢石砮”。就这样，向中原贡（甚或使用）“楛矢石砮”的挹娄等族都被好溯古比附的史家贴上了“肃慎”的标签，这是“肃慎族系”观得以形成的主观原因。从高句丽国王高琏“献肃慎氏楛矢石砮”（《宋书·蛮夷列传》）看，“肃慎氏楛矢石砮”甚至成为一种“品牌”，深得中原王朝的喜爱，连高句丽国也以此为贡。

　　其二，挹娄及其以后各族之间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据考古资料分析，松花江南岸三江平原地区的滚兔岭文化的居民就是文献所记载的汉魏时的挹娄族（贾伟明、魏国忠：《论挹娄的考古学文化》，《北方文物》1989年3期）。直接继承了滚兔岭文化的凤林文化是新发现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址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11期），它很可能是勿吉所创造的。而同属挹娄文化系统的波尔采——蜿蜒河文化（分布在黑龙江中游以下），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以绥滨同仁遗址为代表的考古遗存。有学者认为后者的族属就是靺鞨族黑水部（冯恩学：《黑龙江中游地区靺鞨文化的区域性及族属探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3期）。而以绥滨3号墓葬为代表的辽代遗存和以绥滨中兴和奥里米城址及其附近的墓葬为代表的金代遗存，一般被认为是女真人的遗存，与同仁遗址遗存属于同一谱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科学出版社，2004年）。因此，从考古发现看，挹娄以至女真各族具有不同程度的传承关系。

　　其三，挹娄、勿吉、靺鞨等族在文化面貌上存在共性。考古学研究表明，栖息生长于三江地区的挹娄等族在文化特征上也具有相同之处：陶器都以夹砂褐陶为主，皆手制。多见罐、瓮和平底碗。大都素面，或有简单纹饰；有较多的石器和骨器；半地穴式房屋；有稳定的农业，渔猎经济仍占有一定地位。这与文献中挹娄各族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或“高丽北”、“处于山林之间”、“常为穴居”、“好养豕”、产貂、“善射”的记载相吻合。这些使得对东北原始部族了解不深的中原人产生误解：他们原来是一家人。这可说是“肃慎族系”观产生的客观原因。

　　综上，“肃慎族系”观得以形成并根深蒂固，主观上是由于历代统治者重视肃慎之贡，致使作史者不能正视早期文献对先秦肃慎之记载，仅以贡“楛矢石砮”这一特征去标识肃慎。客观上，挹娄以后诸族文化面貌存在共性，并有一定的承接关系，造成“肃慎族系”一脉相承的假象。而实际上，汉代以后的挹娄诸族与文献所记的先秦肃慎时隔上千年，未必是一家子。上述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所反映的诸族在文化上的共性，是由于他们适应共同的自然环境而造成的，既不能在考古学上决定其文化性质，更不能证明其人群未发生改变。并且，考古学文化改变的背后都隐含着不同人群集团的流动与重组，即便是发生于同一系统的文化改变。所以，挹娄等族群的来源与形成都很复杂，文献中每一次族称的变化，其背后都隐含着人群的重组和文化的流变，每个族的主体成员及其构成亦不尽相同。例如，属于勿吉的凤林文化虽然直接源于挹娄的滚兔岭文化，但它的形成却是沃沮系统团结文化向北渗透、扩张的结果。其文化遗存兼含滚兔岭文化和团结文化风格，故其人群构成也应该是非单一的。因此，挹娄等族的传续发展绝非是线性的，而应是多元的。传统的“肃慎族系”史观显然是过于简单化、理想化了。

　　文章原标题：《黑水文明与东北亚历史研究》 2006年 发表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