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族源综论
2011-12-21 15:17:00 黄柏权 来源： 中国网 我要评论
关键词：
土家族地区 土家族摆手舞 巴人 东夷族 文化表象 武陵蛮 楚民族 居住习俗 近代湖南
[提要] 自从1955年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揭示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以来，土家族族源问题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邓少琴先生在《巴史再探》中运用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了巴族乃是土家族先民的理由。
[提要] 自从1955年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揭示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以来，土家族族源问题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邓少琴先生在《巴史再探》中运用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了巴族乃是土家族先民的理由。
自从1955年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揭示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以来，土家族族源问题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40多年来，共发表涉及土家族源问题的研究文章和著作超过200篇(部)，学者们运用考古学、考据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文化发生学等研究方法，各抒已见，提出了许多见解。学者们的研究推动了土家族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 主要观点
综观土家族族源研究，主要有巴人说、氐羌说、土著先民说、江西迁来说、乌蛮说、濮人说、蛮蜒说、东夷说、毕方和兹方说、僰人说、多元说等。
1、巴人说
“巴人说”是土家族族源研究中最早的一种说法，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说法。这种观点最早是由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提出来的，他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论证了“土家”不是瑶，也不是苗和獠，而应是古代巴人，并从其自称、信仰、语言、姓氏等方面论证了巴人与土家的渊源关系，还就巴人从鄂西南向湘西的迁徙进行了考察。
在潘光旦先生发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后不久，1958年，彭武一同志在《舞蹈丛刊》第4期上发表了《湘西土家族摆手舞的历史来源和活动情况》，从“巴渝舞”与摆手舞的连续性进一步论证了古代巴人是土家族的先民的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掀起了研究土家族的热潮，其中族源问题成为主要焦点，在争论中，主张“土家”为巴人后裔说的占大多数。这里又分为巴人后裔说和巴人主体说。
庄燕和在《巴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巴人应是由甲骨文记载的“巴方”发展而来，后发展到湖北清江流域，约公元前3世纪，一部分巴人迁到湖南西部，成为那里土家族的先民。
林奇先生在《巴楚关系初探》一文中认为，巴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殷墟甲骨文，巴国灭亡后，巴人聚居到湘鄂西一带生息，现在湘鄂渝黔边界的土家族即是巴人的后裔。前苏联学者伊茨也从巴渝舞等文化表象入手论及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
邓少琴先生在《巴史再探》中运用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了巴族乃是土家族先民的理由。
陈启文在《鄂西土家族族源考略》中指出：“鄂西土家族的族源确切地说是巴人的一支。”
廖子森在《土家族族源浅谈》中说：“今日鄂西、湘西都聚居着土家族，与东汉时的巴郡、南郡蛮是有深远的渊源关系的。”
胡挠先生在《廪君 夷城 土家族》一文中说：“现在鄂西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主要是廪君五姓的遗裔。不仅在姓氏上有延续关系，而且在文化、信仰、习俗上也有延续关系。”
胡挠还在其他文章中多次强调这一观点。卞澎在《廪君巴蛮子与长阳土家族》、金吉光在《德江土家族源流探索》、谷臣章在《桑植土家族族源初探》、冉敬林在《酉阳土家族是清江巴人的后裔》、杨通惠在《论秀山土家族族源》、张加良在《沿河土家族与古代巴人》、邹廷生在《沿河土家族族源考》等文章中都主张土家为巴人的后裔。
鄂西、川东和黔东北出的一些介绍土家族的小册子多持此说。
《鄂西土家族简史》指出：
“古代居住在鄂西地区的巴人，他们在这一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并有后代绵延。其后代即现在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土家族。”[9]1986年出版的《土家族简史》也持这种观点，该书写道：“根据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社会历史调查材料，我们认为：土家来源于楚、秦灭巴后定居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区的巴人。但是，在有关巴人活动记载之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活动，这个地区是我国早期人类活动发祥地之一。”
随着研究的深入，单纯的巴人后裔说越来越受到挑战，于是，主张以巴人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的“巴人主体”说越来越受到关注。彭武一先生是最早提出“巴人主体说”的学者之一。他是最早研究土家族的土家学人，历来主张巴人后裔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他对原来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完善。在《唐宋年间土家族先民的族属问题》中指出：“土家族就是以这支巴人作为主体成分融合其他民族成份，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形成的。”
著名土家族学者彭英明教授在《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中说：“土家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也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居住在湘鄂西地区的土著巴族为主体，溶合了其他一些部族如汉人、蛋人、乌蛮等的某些氏族部落，而在唐、宋时期混血形成的”。
著名民族社会学家、土家族学者李绍明先生也持这种观点，他在《川东酉水土家》一书中，通过对川东酉水流域的土家族进行实地考察、结合史料记载进行综合研究后说：“古代巴人与现今的土家族有族源上的关系，或可这样说：以古代巴人的一支后裔为主逐渐融合了周围的其他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土家族”。《川东酉水土家》是研究土家族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民族学著作，其结论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
贵州民族研究所的陈国安先生在对黔东北的土家族进行调查研究后，也得出了以上相同的结论。他在《贵州土家族族源初探》一文中指出：第一，贵州土家族的先民主要来源于古代巴人；第二，板楯蛮一支，也成为土家先民的一部分；第三，土家的先民中，应该说也融进了部分僚人。
董珞先生也主此说：她认为总体来说土家先民应为巴人，但北部方言区与南部方言区有差别，北部方言区的主体先民是廪君蛮，而南部方言区的主体先民是板楯蛮。
无论是巴人后裔说，还是巴人主体说，其主要依据是：⑴古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与现今土家族居住地基本吻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地域。⑵从历史发展的线索看，巴人—蛮—土—土家的脉络清晰可辨，其历史发展有连续性。⑶从信仰看，土家族信仰白虎与巴人的信仰一脉相承。⑷从文化表象看，土家族的摆手舞、撒尔嗬与巴人的巴渝舞、踏蹄白虎事道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建筑文化、地名文化等都有承袭关系。⑸从姓氏上看，古代巴(蛮)人中的曋、相(向)、田等大姓仍是土家族的大姓。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也具有一致性，巴人的勇敢善战等民族性格在土家人身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2、氐羌说
氐羌是古代生活在我国西北部的人体群落，分布广，人数多，西南许多藏缅语族的民族都是从古氐羌人发展而来的。最早注意到巴人与氐羌关系的仍然是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已经注意到了“西南有巴国，太皋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和“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顾相，夅(降)处于巴”这两条史料，并提到巴人源于西北，只是点到为止，未作进一步探研。
最先提出“氐羌说”的是彭官章先生，他在1981年写成的《从语言学角度谈土家族源问题》一文中说：“土家语是古羌人氏族部落方言—巴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土家是以古羌人的一支—巴人为主体的，又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的混合体，土家是古羌人的后裔。”接着他与朴永子在《羌人巴人土家》一文中，运用大量的文字资料、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进一步论证了土家源于氐羌的理由。
持氐羌说的还有著名民族学家刘尧汉先生，在其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总序》中指出：元谋人是亚洲人类的共祖，“从而可以说，甘、青古羌戎是从金沙江两侧迁去的”，因此，彝、白、土家等民族都是虎伏羲部落的遗留。刘先生在《中华民族龙虎文化论》、《彝族和土家族同源于虎伏羲》、《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中反复论证了这种观点。伏羲属氐羌因而土家族祖于伏羲，也就是羌氐的后裔。
何光岳先生是研究南方民族源流的著名史家，他在《冉龙来源和迁徙—兼论土家、布依族的一支先民》、《巴人的来源和迁徙》、《相(襄)人的来源和迁徙—论土家族向氏的先民》等文章中都论证了土家族源于羌人的理由。
此外，彭武文等人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在《从葬俗特征论述土家族的族源》中分析比较了古羌人与土家族的屈肢葬、火葬、二次土葬、岩棺墓二次葬习俗完全相同，并论及了氐羌人由西北向东南三次迁徙的过程，他说：“土家族从远古到唐代末年的两千多年间，以氐羌为主体，融合了其他数以十计的部族。这数以十计的部族则是土家族之前身。”
氐羌说实际上与巴人说有密切联系，只是，氐羌说对巴人的来历进行了一番追根溯源，把《山海经》和《路史》的记载与《世本》、《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述结合起来，对土家族源进行了更深的发掘和清理。
氐羌说的主要依据是：(1)土家语是在古羌人氏族部落方言—巴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廪君不是巴人始祖，土家族族源的正确序列应是：古羌人—巴人—土家；(3)古羌人的信仰与巴人、土家人的信仰一脉相承；(4)羌人的建筑 笼”与巴人的干栏，土家人的吊脚楼有因袭关系；(5)葬俗上羌人与土家人也十分一致。因此，氐羌与土家族有渊源关系。
3、土著先民说
最早提出土著先民说的应是谭其骧先生，他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一文中认为，永顺、保靖的彭姓土司是土生土长的“蛮人”血统。80年代后，湘西不少研究者提出土著先民说，1981年刊印的《湘西土家族》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探讨湘西土家族的族源过程中，我们发现，湘西土家族的先民是居住在湘西的古代土著人。因此，我们认为，就湘西土家族这个民族的主体来说，是古代湘西地区土著的后裔，用土家群众的话来说就叫‘毕兹卡’，也就是‘本地人’”。之后，不断有人写文章支持这一观点。彭秀枢先生在《土家族族源新议》中说：“从湘西地区的土家族情况看：土家族是古代土著先民的后裔，是史籍记载中‘武陵蛮’和‘五溪蛮’的一部分”。彭勃先生在《土家族的祖先就是从古以来聚居于湘鄂川黔边区的土著先民》中指出：“我认为土家族祖先就是从古以来就定居于湘鄂川黔边境的土著先民，或者说以土著先民为主体，融合了其他一些部族的先民，形成了今天的土家族。”他把土著说扩展到四省边区。叶德书先生从语言学的角度强化了这种观点，他说：“从语言上看，土家和‘巴语’无亲缘关系，因而‘巴人’就不能是土家的源，而只能是流；和土家语有着共同的本质属性的，倒是繁衍生息在湘、鄂、川、黔边境的土著先民的共同语。所以，土著先民才是土家族的源而不能是流”。田永瑞、彭善坤、向渊泉等人都持以上观点。
持土著先民说的主要理由是：(1)湘西与巴子国无领属关系；巴郡南郡蛮与武陵蛮不是一个系属；湘西出土的文物不属于巴文化系统，湘西土家人没有信仰白虎或白帝天王的习俗。(2)从酉水流域发现的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看，湘西自古就有人类生息繁衍。(3)从土家族的自称和留下的许多土家族语地名可证实湘西土家自古就是当地土著民族。(4)从梯玛日和舍巴日等文化事象的延袭以及“土老司”祭祖唱词和摆手舞唱词看，土家族祖先迁徙的地域未超出酉水和沅水的范围，没有越过大江大河。因此，湘西土家族就是本地人。
4、江西迁来说
50年代的民族调查中，一些湘西土家族群众传说，他们崇拜的彭公爵主、田好汉、向老官人是在唐末五代从江西吉安府迁来的。之后，有的学者也撰文支持这一观点。向泽新写的《湘西土家族来源于江西》，彭继清撰写的《彭士愁来自江西考》、彭秀枢撰写的《溪州彭土司来自江西考—兼与谭其骧教授商榷》都论证了湘西彭氏土司来自江西的理由。他们认为：(1)彭氏是湘西土司的始祖，乾隆《永顺府志》、光绪《龙山县志》、民国《永顺县志》均有记载。(2)具江西欧阳圭斋的《彭氏族谱序》、解缙的《彭氏族谱序》、艾幼学的《安定王玕公传》等记载，彭氏是江西吉安的望族，入主湘西的彭咸在《通鉴》、《九国志》、《十国春秋》上有记载。(3)《溪州铜柱记》所记的彭氏、田姓、覃氏、龚氏、向氏、朱氏皆来自江西，这些姓氏成为后来湘西土家的大姓。
5、乌蛮说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在论述土家族时，提出了土家族是古代乌蛮的观点。后来也有人撰文支持这种观点。王承尧撰写的《古代乌蛮与今天的土家族》、罗维庆撰写的《土家族源于乌蛮考》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作。王文说：“根据史书记载，研究一下古代的乌蛮与今天的土家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土家族和乌蛮有着渊源的关系。土家族应该是隋唐时期进入土家族地域乌蛮的一支，融合土著居民和巴人一部分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罗文说：“我们认为土家族中虽有‘巴人’的成份，但‘巴人’不是形成土家族的主体，土家族是乌蛮的一支，自黔西北进入湘鄂川黔边融合一些其他民族而形成的。”
乌蛮说的主要论据是：(1)史书记载湘鄂西一带有乌蛮居住。(2)土家族自称“比兹卡”，而古代贵州有比兹族，并留下许多与“比兹”有关的地名。(3)土家语近彝语支，即是说与彝族语言有渊源关系，而乌蛮属于彝族。(4)宗教信仰、葬俗、服饰、婚娶、风习上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敬土王、驱赶白虎，都行火葬和崖墓葬，服饰包头巾、女子穿八幅罗裙，男子都穿肥大桶裤，都行姑舅表亲，都尚黑、尚红等。可见，渊源关系明显。
6、濮人说
著名文史专家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指出：“巴、濮的上层统治部族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人民，原来都是江汉平原上农业公社的成员，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何介均在《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一文中利用考古材料，对湘西沅水流域的文化层面进行了清理，认为沅水中上游最早的居民是濮人，继为巴人，再为楚人。邢敏建先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说法，他以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精细，运用最新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湘西酉水流域的古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清理排序。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酉水流域地区主要分布着楚、巴、濮三个民族，在楚未进入湘西以前，这里主要居住着当地的土著民族“百濮”，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开始经营西南，使大量巴人进入湘西，形成“百濮”、“巴人”杂居的局面。到战国早期，楚人进入了湘西，楚民族和楚文化成为融合濮民族、巴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主体。邢敏建先生在主张濮人说时，又提出了楚人为土家先民一部分的新观点。
颜勇又把濮人说的地域范围扩大了，他在《土家族族源新探》上说：“我认为，土家族是湘鄂川黔接壤地带的土著居民和以后进入的巴人、濮人等融合而成，其主体部分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濮人”。此外，彭南钧先生撰写的《源远流长、正本清源—关于土家族的几个主要问题》、林时九的《湘西古代民族文化渊源探》、谢心宁的《从湘西酉水流域崖墓的族属看土家族源》[40]等文都主张濮人说。
主张濮人说的主要依据是：(1)从语言学上看，《宗周钟铭》记载的“南国 孳”就是自称“毕兹”的濮子，“ 孳”这支濮人，就是土家族的先民，(2)从周代到春秋战国，濮人大批向西南迁徙，其中一支向湖南沅水、澧水一带流动，从迁徙时间、地点、路线等可以断定，进入湘西一带的濮人就是今天的土家族先民。(3)土家族神话有伏羲兄妹繁衍人类的传说，“伏羲”的对音是“毕兹”，濮人的祖先为伏羲，故毕兹卡的先民是濮人。(4)从沅水、酉水流域的考古发掘看，最早的文化应是濮人创造的。(5)濮人的居住习俗、绩织细布、攻取朱砂等都在土家族文化中有表现。
7、蛮蜒说
主张土家先民源于“蛮蜒”的学者不多。刘美崧在《试溯湘西土家族的族源—兼探土家先民“蛮蜒”与楚、巴、濮等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蛮蜒是土家族早期先民”的论断。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古蛮蜒首领与现代土家族大姓的姓氏相同”、“早在南北朝以前，‘蛮蜒’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区已相当活跃”、“錞于是土家先民‘蛮’人祠祀的神物”、“从葬礼等风习来看，土家族是‘蜒’人后裔”等11条理由。并对巴人后裔说，土著先民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董其祥先生也基本持此说，他认为，“巫蜒”所在地，也就是巴族先民的聚住地]。
8、东夷说
何光岳先生在《虎方 白虎夷的族源和迁徙—论土家族主要的一支先民》一文中说：“虎方是古老的一个方国，它最早为虎氏族，是黄帝系统的六个胞族之一。……到了商代，成为虎方。与商的关系是先和后战，终于被迫由河南中部向东南迁于濮北及淮南。由于邻近东夷诸族，其习俗渐变有浓厚的东夷色彩，故又称为虎夷或夷虎。……其中一支和巴人结合，还有一部分则南迁于川鄂湘黔边境成为土家族的一支主要先民。”文中较清晰地追述了从虎方—东夷—白虎复夷—土家的全过程。肖国松老师在《古代巴人从黄河流域迁到武落钟离山略考》一文对土家族的来历作了梳理和考证，他认为东夷族一支约于四千年前从黄河，后迁鄂西南清江流域的武落钟离山，成为土家人的先民。不少学者都认为伏羲属于东夷族团，范文澜先生即主张此说。龚平在《伏羲始作八卦考》中说：“伏羲所在的风姓东夷族活动于长江、黄河下游这一地域内。”可见，东夷说与氐羌有关系，都追溯到崇虎的伏羲，分歧只在伏羲所在的地望。
9、毕方、兹方说
毕方、兹方说是邓和平先生近年来在全面研究土家族族源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观点。他在《松滋土家族史考》和《土家族源流研究》中反复申述了他的观点。他说：“确切地说，土家族是古代巴部落联盟—巴国中的‘毕方’、‘兹方’的后裔为主，融入其它民族成员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他认为，“毕方”当在今川东一带，理由有三：(1)毕方在羽民国以东，羽民国在黑水下游以南，黑水南入海，印证毕方在川东南。(2)毕方在灌头国之西北，灌头国是“三苗部落联盟”的一支，位于崇山，崇山在今湘西或川东南。(3)毕方以鸟为图腾，以狩猎为生，居于深山老林之中，与川东南地貌吻合。兹人，远古时居于今甘肃境内，春秋战国时期一支东迁，一支南迁，一支复向西迁，一支东南迁，其中南迁的部分兹人后裔，与“毕方”后裔融合为“毕兹卡”。邓先生的观点目前还未引起土家学界应有的重视。
10、僰人说
这也是一种全新的观点。当人们在为土家族的族源争论不休，又对“比兹卡”的本意难以解读的情况下，中央民族大学的朱文旭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他在《从彝语支土家族族称看僰及乌白蛮源流问题》一文中，利用民族语言学、语音学、语义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得出了“毕际”、“毕兹”就是“僰人”，土家缘于“僰”，而不是源于“巴”的结论。他的主要依据是：
(1)、从语音学上分析，僰人，上古并纽职部*bwak，中古并用德韵*buak，僰在汉藏口语中念b或ph、p辅音，土家族自称pi33t 55“毕际”、“毕节”、“毕兹”为僰*bwak、读为pitεi,“僰”辅音演变成p，k辅音韵尾演变成t。
(2)、“僰”其实就是’白蛮”，它与乌蛮尚黑相对，“白”表示阳、天、日、男；“黑”表示阴、地、月、女。从语言学角度，把白语和土家语划归在彝语支是恰当的；从文化现象看，土家服饰与彝语支民族服饰是一个系统，生活习俗相一致。
(3)、从贵州毕节地名及其读音看，“僰”后裔土家族迁徙到金沙江以东毕节地区约在唐朝南诏时期，他们在贵州毕节地区居留一阵后，向东迁入湖南湘西、川东及鄂西一带，那里的人叫他们为“毕际客”。
11、多元说
从前十种观点可以看出，真正主张单元论者不多，大多学者主张以某一先民为主体融合了其他民族后形成了土家族。因此，我们在此论及的“多元说”是论者在考究土家族族源时未明确提出主体论观点。伍湛先生在《四川土家族的形成及其发展轨迹述论》中说：“四川土家族族源如帚，正源是最早居住在这里的‘奴 夷蜒’诸溪洞‘蛮人’部落；北源是巴子国时期及其以后迁入的涪、万等地的‘巴民’；南源是唐、五代、北宋时来自贵州的黔人夜郎遗裔和侗、苗先民，多因复成是四川土家族早期族源结构的基本特征。”赵大富在《黔东地区土家族》一文中说：“显然土家族的族源只能是多源的，而不可能是单一的。
应当说，在古巴人迁入五溪地区后，融合了原有土著以及后来迁入的其他民族，而逐渐形成的土家族”。曹毅先生在对各种观点分析综合后指出：“笔者认为土家族有两个主要源头，即伏羲氏族的巴人与湘西地区土著居民，这两个主要源头在历史进程中又融入了少量的它民族成员，特别是在黔东北和川东南融合了较多类别的其它民族，而在唐宋年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土家族。”
此外还有“三苗”说、“僚”人说等。由于不具代表性，此不举述。
二、分析综述
以上举的十多种观点都是学者们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有各自充分立论的理由和基础。通观学者们的观点似乎可以作出以下综合结论，土家族有两个源头，一是古氐羌人中的伏羲族团的一支—巴人；二是自古就居住在峡江和武陵山区的土著—濮人。氐羌是生活在我国西北部的古老民族，无论这群人是从乌蒙山区北去的，还是西北的土著，这群人长期生活在我国西北部是事实，而伏羲与羌人的关系不但古书记载多，今人论述也详。
伏羲与巴人的关系不仅《山海经》和《路史》等详明，而且今天土家族地区仍然广泛流传着伏羲兄妹制人烟的神话。虽然有学者主张伏羲属东夷族团，地望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因而主张巴人属东夷族系，这种观点是经不住推敲的，“伏羲生于成纪”(今甘肃天水)，正好与巴人活动的地域和迁徙的路线相吻合，从史载和发现的巴人遗迹看，巴人是从大巴山沿汉水南下，后逐步进入鄂西南和峡江地区的。
巴人在鄂西南及峡江地区居住了相当长的时期，并在这一带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随着清江隔河岩电站和三峡水库的修建，在清江和长江三峡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包括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各代的文化遗址，巫山人被称为目前亚洲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在三峡库区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5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73处，已找到了这一带属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考古发掘中，不仅发现了清江流域早期巴文化—香炉石文化，还在三峡库区发现了属于夏商周时期的巴人遗址168处。位于大宁河畔，占地10万平方米的巫山县双堰塘巴人遗址，经发掘判断，被认为是距今约3000年前巴人的经济文化中心。占地5万平方米，与双堰塘巴人遗址相距80多公里的云阳县李家坝巴人遗址是巴人的第二个活动中心。虽然属于巴人遗址以前的文化类型还未断定，也许就是巴文化的前身，但巴人在这一区域内活动情况及创造出的辉煌文明已得到充分的证实。
巴人在鄂西南和峡江地区创造的文化，随楚人的西进，不断被毁灭，今天考古发现的这些巴人遗址及遗失的虎纽錞于等器物足以证实巴人由东向西迁徙的轨迹，巴人在春秋战国时期不断向川东南、湘西、黔东北迁移，其中有一支似乎是沿洞庭湖、岳阳、沿沅水迁往湘西的，这在《摆手歌》里有反映。公元前316年秦灭巴以后巴人的称呼逐渐被“蛮夷”代替，虽然他们仍然在迁徙，但大多未离开湘鄂川黔边，历经汉唐，到北宋出现“土人”、“土兵”的称呼，元明清三朝实施的土司制度，将原来的巴人及活动在这一带的濮人的后裔、苗民、少量汉人固着在这块土地上，使居住在四省边区的这群人成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土家族。由于巴人自古就在这一带就建立了国家，创造了能与中原文化、楚文化、蜀文化匹敌的成就，加之人数多，致使土家族文化中保留了浓厚的巴文化因素，巴人作为土家族的重要源头从当今的土家族文化中仍然可以得到证实。
土家族的另一个源头是古代的濮人。湘西不少学者主张湘西土家族是土著居民或濮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从《十道志》等史书记载，以及湘西沅水、酉水流域的考古发掘材料和湘西土家族所保留的古老文化都可以证明在巴人进入湘西以前，这里已有人居住，这支人应为濮人，持濮人说者已提出了充分的理由，此不赘述。但必须指出，湘西土家族有巴人成份，巴文化在湘西文化中也有诸多的反映。同时濮人后裔也广泛地溶入湘鄂川黔的土家人中。
据著名史学家蒙默先生研究证实，濮人(百濮)是广泛地分布在古代巴蜀及西南地区的一个大族团。前面提出的蛮蜒人、僰人、乌蛮、僚都属濮人。据《华阳国志 巴志》载，在巴国地区，“其属有濮、賨”,共、奴、 、夷、蜒之蛮”。加上《蜀志》记载的“滇、僚、僰”，蒙先生认为古代巴蜀主要有十一个民族，濮人最早见于《尚书 牧誓》，杨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足见其分布广，人数多。蒙先生认为巴地有濮人，而僰、僚与濮就是一个民族，他说：“濮与僰两字在古代音同字通。先秦汉魏时期的濮(僰)就是魏晋以后的僚。晋宋时期的学者尚知濮、僚同义，可以互用。盖濮他称，僚是自称，这种情况至今还保存在贵州部分仡佬族中。文献记载上先见他称、后见自称，是符合规律的。因此，濮、僰、僚三名，只为同一民族不同场合之异称而已。”蒙先生还认为，巫蜒也属濮人的支系。乌蛮虽然来自贵州，但它属彝族的一支，而彝族先民也属百濮系统。通过以上分析，就会发现，乌蛮说、僰人说、蛮蜒说、僚人说都可以归到濮人说，它们实际上都是濮人，或是属不同时代的称呼不同，或是支系不同，正因为此，土家族文化中才会出现它们固有文化的因子，并成为论者的理由。至于江西迁来的彭姓，只能是后来融入的流，而不能是土家族的源。至于“兹方、毕方说”是一种全新的观点，虽然给土家族源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目前证据不十分可靠，有待进一步引起关注和研究。
以上只是诸家之说的一个小结论，它的正确与否还有待于考古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给予检验。也许这种结论本身就有商量的地方。如《世本》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也许廪君本就是濮人，徐中舒先生早就论证了“巴就是濮”的理由，如果峡江地区的考、古发现与濮人文化联系起来，那么巴文化与濮人文化的关系，土家族的族源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 几点思考
通过对土家族族源的综合考察，似乎有以下几个问题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1、源与流的问题
在讨论土家族族源问题的时候，不少人把“源”和“流”混为一谈，于是出现了一些混乱，给研究蒙上了一层迷雾。从民族产生发展的规律看，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民族，各民族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其他民族，但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源头，也有发展进程中的支流。
土家族源研究中出现的众说纷纭的观点固然可喜，但也可窥视出一定的偏差，那就是有的人并未在寻找源头上下功夫，抓到一点资料就阐述出一种观点，全然不顾在此之前已有人类活动。也不把这个民族共有的本质的东西加以系统周密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其中的差异性，而忽视同一性，忽视了这种文化的本源。实际上，土家族的原文化是巴文化与濮文化的结晶，土家族的源是巴人和濮人，由于融入的濮人支系繁多，再加之后来融入的苗民、汉人等族，使土家族文化在群体内呈现出差异。尽管如此，土家族原文化的本质特征仍然可以从土家人身上表现出来。研究土家族源如此，研究土家族的其他文化表象也应如此，要弄清哪些属于土家族文化原有的东西(源)，哪些属于吸收的外来文化(流)，才能把握住土家文化的本质特征。
2、地缘与族源研究
共同地域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离开地缘条件研究民族的形成是空泛的。在研究土家族的族源时在地域上应考虑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考虑到古代民族和现今民族居住地域的一致性。从前分析的情况看，在今土家族分布的广大地区，自古就有巴人和濮人在这里生息繁衍，特别是巴人曾建立过国家(据蒙默先生考证巴人至少建立了4个巴国)和不少城市(史载和考古发掘已证实)。虽然这一地带的民族分布迁徙比较复杂，巴人和濮人的主体仍未超出这一范围，隋唐以后，尽管巴人和濮(僚)人的名称消失了，但其后裔仍广布于湘鄂川黔边区，成为土家族的主体。
第二，要正确认识世居民族与外来民族的关系。从地理位置看，今土家族居住地处于祖国的腹部，是东西、南北民族交汇的要冲，特别是遇到战争或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这块封闭的腹地就成为人们的避难所，历史上迁入这块土地上的民族不是少数。但自楚秦灭巴以后，这里的世居民族巴人和濮人的众多支系从未受到过外来民族强大的冲击，更未出现过外来民族驱逐世居民族的事件，即便唐末进入湘西的江西彭氏，虽然成为当地土司首领，但也未把当地土著驱走。因此，世居民族的文化仍占主导地位，世居民族仍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主源，外来民族只是融入的细流。
第三，武陵山区虽然自古就属一个文化系统，但从西周时建巴子国始，就划为不同的政治势力范围。秦统一后，更属不同的郡县分治，以后各朝循例分属管理，直至今天仍分属四省(市)。不同的政治分野，不仅给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造成了一些人为的障碍，也给研究工作造成了困难。建国后，土家族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为配合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两次民族大调查，也随之形成了两次族源大讨论。由于学者们所属的行政区划不同，掌握了解的情况不一样，加之研究过程中缺少交流，各自为阵，以致出现了以地方为单位各自研究族源的现象。因为掌握资料的差异，各自的目的不同，于是出现了众多的说法。因此，要使土家族源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得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还有待于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把研究置于湘鄂川黔边区的大文化背景下，加强学术联系和交流，从而开创研究的新局面。
3、考古发掘与族源研究
土家族无文字，有关巴人、濮人的记载只能从汉文史志中零星地反映出来，而中原文献的记载中时常以“蛮夷”笼统称之，根本无法了解其全貌。研究中猜测、推想也无法避免，诸多的疑难难以解答，诸如伏羲与巴人的关系，巴人与濮人的关系，巴人与土著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都得不到满意的解答。因而，要彻底弄清土家先民的真实情况，必须依赖于考古发掘材料。近年来在沅水、酉水、溇水、清江、三峡库区都发现了大量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凭借这些考古新发现，有望解决巴人之谜，濮人之谜，土家族源也会随之大白于天下。
4、语言与族源研究
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但真正从土家语切入研究族源除叶德书少数学者外，还不多见。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不少学者从古羌语、巴语、彝语入手研究土家族源，提出了不同凡响的观点，促使了土家族源问题的解决。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似乎要多运用土家语这把钥匙，来解决土家族的自称、族源等问题。据统计，湘西还有10多万人懂土家语(或说50万)，在湘鄂川黔边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土家语地名，用土家语传承的《梯玛歌》、《摆手歌》已出版发行。这些宝贵的财富应当引起研究族源问题的学者们重视。
5、田野调查与族源研究
由于记载土家族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有的记载或相矛盾，或不真实，或很笼统，这都给研究土家族的族源造成了困难。因此，深入土家族聚居区，调查了解还残存于土家民众中的民族学资料，亲身感受土家文化十分必要。我们到湖南龙山土家山寨调查后就发现，我们在书斋中所获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根本不是一回事。如“赶年”的说法，土家族群众中根本没有这种称法，很可能是一些文化人杜撰出来的。又如说湘西土家人赶白虎，但土家老人说以往跳摆手舞时，老虎就悄悄进入摆手堂，接受土家山民的奉祭，与人同享欢乐与祝福。因此，要解决土家族源问题，很有必要对土家族居住区的山川形胜，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孑遗进行全方位考察，结合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得出恰当的结论。
6、土家文化的多元性与族源研究
土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多元性和兼容性，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之所以提出了十多种观点，从另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土家文化的多元性产生的原因。由于文化的多元决定了族源的复杂性，因此，在族源研究中要正视土家族文化的多元特征，尽量把土家族的源和流廓理清楚，揭示土家文化多元的成因，全面推动研究的进程。（黄柏权）
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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