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打虎人”——拉祜族

村头的欢迎仪式

　　风声雨声“打虎人”

　　－－拉祜族胡开贵一家

　　无疑，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作为我国唯一以拉祜族为单一主体民族的县份，对于拉祜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境内的拉祜族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但让我们有些失望的是，从政府到民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成为这个曾经被称为“打虎的民族”的民族文化公认的代表。因此，在最初的时间里，我们的采访车只能随着该县宣传部的推荐而四处乱撞。

　　直到我们找到了现年72岁的胡开贵老人。　这位出身于“头人”家庭、不足17周岁即成为村长的老教师，以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成为拉祜族半个世纪以来奋勇前行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背叛“贵族家庭”

　　胡开贵1991年就退休了。现在的他，每天早晨跑步、做操，白天种种自己的小“自留地”（实际上是自己在离他所住的教委家属区不远处开垦的菜地），晚上参加一些“澜沧县民族民间三脚歌协会”的活动（他是该协会的常委），或者到老年活动中心去教一些年轻人唱“对歌”（拉祜族青年男女用于试探、倾诉的歌唱方式）。有时，他也写一些拉祜族的歌曲，自己感觉不错。

　　这时候的胡开贵，像一个最最平凡的离休干部，日子淡而有味，心境静如止水，很少生气，也没有什么更高的渴望。面对他的时候，让人很难立即联想到他的出身；事实上，他出身于拉祜族不折不扣的贵族家庭。他的三爷爷生前曾经当过本县大山区南德坝村邦过寨子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大佛爷。

　　时间当然是解放前。在当时的拉祜族聚居地，由于拉祜族社会还处在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的末期，作为神权的派出机构，“大佛爷”在掌握着一个寨子的神权的同时，还在相当程度上把持着世俗的政权。胡开贵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

　　但在1948年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份，胡开贵却“造反”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已经渗透进了澜沧县，在这一年里除掉了由国民党任命的南德坝村的保长。胡开贵的父亲是副保长，被形势所吓，整天在澜沧江边的山上躲来躲去，不敢露面。

　　1948年7月，不足17周岁的胡开贵高小毕业了，从县里回到寨子里。－－他已经是整个寨子里学历最高的人了。

　　由于当时政治形势比较复杂：国民党的保长虽然已死，而共产党的力量也不能完全掌握全局（澜沧县的真正解放要等到1950年）。于是经过村民的商议与推举，胡开贵当上了南德坝村的村长。

　　此后的胡开贵，一直保持着向党靠拢的积极的姿态。这对曾经出过“副保长”的胡氏家族来说，无疑是一个激烈的否定，同时也就意味着胡开贵已经走上了对“贵族家庭”的背叛之路。

　　第2年2月，在村长任上克尽职守的胡开贵被送进佛房专员公署第一期军政干部学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训练结束，他就被分到了警卫中队，担任第3分队的分队长。这时候的胡开贵，严格来说已经与他的“贵族家庭”的出身毫无关系了。

　　小学教师的爱情

　　1950年7月，澜沧县顺利解放，胡开贵军转地到了大山区政府，任文教干事。1951年，澜沧县第一届文教会在募乃召开，胡开贵带着全区的老师去参加。在会上，上，澜沧县教育局的有关领导发现胡开贵能唱、能跳还会打篮球，而这些正是目前的小学教师们所最最缺乏的，就在会后把他调到大山区中心完全小学教书。

　　1954年，胡开贵又被调到了富帮乡佧朗村小学。本来佧朗村小学有老师的，但由于这个村是清一色的拉祜族人，村民强烈要求派一个本民族的老师来，因为汉族老师“话不会，音不同”。又由于拉祜族有文化的人非常少，于是胡开贵就从大山区完全小学来到了佧朗村小学。

　　胡开贵当然不会知道，他的爱情就落在了佧朗村。

　　在胡开贵教的第一届学生中，有一个叫张秀凤的女生，比他小9岁，眼睛大大的，非常漂亮。1955年，张秀凤考上了高小，1957年毕业。毕了业的张秀凤准备回佧朗村担任村里的会计，就在这一年的暑假去县城听会计课。恰好，胡开贵到县城学习拉祜文，于是两人相遇了。

　　于是，两颗本来就相互爱慕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按照拉祜族一般青年男女的相爱过程，应该是先以歌声来询问、试探，所以才有了“对歌”的形成。

　　胡开贵说，通常女孩子会这样开始一次“对歌”：

　　这个地方路不好、人不好，姑娘也不美，你来干什么？

　　你不在这里住，你的家在那遥远的城市，你来做什么？

　　男孩子这时候就会唱道：

　　这里山美、水美、人也美，小鸟也叫得特别好听。

　　这里虽然不是我的家，但我想来这里认一门亲戚。

　　当然，如同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歌曲一样，拉祜族的歌曲虽然也有基本的曲调，但歌词可以随时随地根据具体的情况编唱。编歌词时的敏捷与否、工整与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歌者的素质。

　　但这一切在胡开贵和张秀凤那里有了变化。胡开贵说，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唱过情歌，只在一起说过话。当年12月，他们结婚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如此顺利的爱情，却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接受比生与死更重大的考验。

　　生的喜悦与死的恐惧

　　1959年，长子胡明出世了，小家伙给简单的两口之家带来了许多麻烦，更带来了舒心的笑声。但与这生的喜悦相反的，胡开贵渐渐地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这时候他才开始明白：虽然自己已经从根子上开始了对“贵族家庭”的背叛，但他天生的血缘却是无法改变的；现在的问题是，他必须为“血缘”付出代价，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1967年，胡开贵被以“反革命”“参加地霸武装”等罪名受到批斗。虽然自己的历史一直板上钉钉地存在着，但他真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讲不清当然就是“理亏的表现”，于是，他被赶到了大山区邦过村，接受“监督劳动”，“锻炼锻炼”。

　　到了第二年，虽然县上很快为他平了反，但对于他的批斗却并没有因为一纸平反的决定而停止。

　　7月，胡开贵被抓到富帮乡，白天进行强制性劳动，本来应该两个人抬的石头，却要他一个人去抱，结果浑身的肉都烂掉了，肚皮也磨破了。到了晚上，就在脖子上挂着牌子，站到黑板前挨斗。

　　最惨的是1968年9月的一天。那时胡开贵已经被暂时“解放”回到了佧朗村的家里。第二天就是国庆节，村支书和村长要到县上开会。也许是担心自己对“反革命”的斗争不坚决、不彻底，他们在上午10点就把胡开贵叫到学校的大操场上。虽然国家领导人已经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他们还是准备把事情搞大。

　　他们怕群众不愿批斗胡开贵，就造谣说，他曾经把小孩的舌头割掉，也曾经把群众种的苞谷破坏掉。群众果然十分生气，一拥而上，把胡开贵打得休克了过去。

　　昏昏沉沉地不知道过了多久，胡开贵觉得浑身一阵阵发冷，于是醒了过来。阳光很微弱，大约是下午六七点钟的样子。刚下过一场雨，浑身湿透，头上什么地方破了，满脸都是血。

　　支书和村长又说他“装死”，叫人把他捆起来，吊在教室里的梁上。于是又打。

　　突然，教室的门被推开，张秀凤冲了进来，高喊着：“要死死在一起!”

　　在死去活来多少次之后，胡开贵被放了下来。

　　胡开贵说，他知道群众是被蒙骗的，所以他从来就没有恨过他们。当时，他一边挨打一边对群众们说：“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事实果然如此。群众们慢慢地看清了、想明白了，然后就开始用种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歉意。

　　1972年胡开贵翻盖新房，群众自觉前来帮忙，竟然没用请一点工。1980年，胡开贵把家搬到了县城，佧朗的群众每年都要到去看他们一趟。毕竟，他在佧朗整整呆了27年，那个村里每一个会念两个字的，现在任上的，包括生产队长、会计、支书、主任、副主任、文书等，都是他的学生。

　　然而，父亲却没能挺过这一关。

　　1970年，身为“地主、老财”的父亲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斗与拷打，一天，在接到晚上继续批斗的通知后，独自拿着一把砍柴刀，沿着澜沧江向前走了。从此，再也没再见过他。据胡开贵分析，他最大的可能是跳江自杀了。

　　全体中国人的拉祜族

　　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胡开贵看上去还是那么自信和充满热情。

　　他反复提起这样一件事：从1983年开始，他参加了扫除拉祜文文盲活动，进而于1990年参加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到东回乡邦立村进行调查了解时，发现有一个惯偷，从党委书记家的腊肉、村长家的猪肉甚至公安机关的服装等等，无所不偷。村长带人抓到他，将他腿砍伤，但伤口一好，马上又偷，让人无可奈何。而且，他还吸毒。由于他会看病，手下竟然也拢络了几个小喽罗，时不时地进点“贡”。听到工作队来了，惯偷就跑到山洞里躲了起来。

　　胡开贵认为，对付他这种“滚刀肉”，“硬”的显然不行。于是，他马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如果这个惯偷自觉地下山，政府不但不抓他、不打他，甚至还会帮他再建家园；如果等到民兵去把他抓来，甚至杀掉的可能都有。开完群众大会，他又要民兵把这番话向山上喊了几次。

　　胡开贵的“头人”出身和多年来在拉祜族内树立的威信得到了承认：惯偷心情矛盾地走下山来。胡开贵帮他戒掉了毒品，然后让全村400户村民每户给他一把草、一把米，帮他把房子重新整个一新，然后又报经区上同意，给他购置了一头耕牛，让他安心地靠体力吃饭。

　　胡开贵说，从那以后，这个“惯偷”每次见到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就跪下了。胡开贵说：“我经历过太多的磨难和痛苦，所以我最能体谅每一个人的心。这可能正是我多年来工作富有成效的主要原因。我的经历都是我的财富。”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胡开贵的遭遇是整个拉祜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所以胡开贵提到现状和未来时，总是满怀信心。确实，当一个民族随着外界的波动而剧烈波动、随着自己的磨难而清醒过之后，它肯定会变得聪明起来。

　　当然，用一个“聪明”的标准来观照今天的拉祜族还为时过早。在滚滚涌动的经济之潮中，像许多少数民族一样，拉祜族也落后了。像沧源等县一样，澜沧县的财政收入也是远远不能满足公职人员的工资需要－－连“吃饭财政”都算不上，只能叫做“挨饿财政”。从文化上来讲，其实拉祜族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比如它的以黑为美，再比如它的各种节日，但它在民族文化上的影响却非常小，小到极少有人能把“祜”字正确地读写出来。

　　一个正在变得聪明起来（这是从纵向来说）的民族，当然就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胡开贵这样说。但一个拉祜族人、一个当地官员、一个旁观者怎样做才能使得这个民族显得“聪明”起来，却值得每一个参与和知道拉祜族奋进的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