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遇论”是公车改革最大阻力

    本报特派记者 王光照 马云云

    多年来，不论在民间还是在学术界，对公车改革的呼声都非常高。今年，这一呼声终于得到有力的回应。5日，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这意味着，目前只在部分地区试点的公车改革有望有“大动作”。 

    6日，本报“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全国人大代表、湖北

    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走进本报“北京直播室”，与本报首席评论员张金岭就公车改革这一话题进行观点碰撞。

    公务员也是改革的推动者

    张金岭：公车改革我们提了这么久，但是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两位认为公车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叶青：阻力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待遇论”，有些干部到了一定的级别，希望享受一些待遇。如果进行车改，就意味着使用公车的待遇取消了，很多人不一定能接受。我们有公车定标的规定，车多了一定要退，但很少有单位的车多了，会把旧车退回去，因为他们担心用车指标被废掉。另一个是“安全论”，很多人认为官员自己开车容易埋下安全隐患。不过我认为开车是一种熟练工种，熟练以后应该没问题。 

    孙继业：车改进展慢的关键原因是领导认识和观念问题。就拿“小轿车”这个名称来说，在国外念“car”，翻译过来就是“小汽车”，但我们翻译成了“小轿车”，这与历史有关。过去官员出门，武官骑马、文官坐轿。汽车引进以后首先是官员使用，所以翻译时就有了中国特色，加上了“轿”字。这表明汽车成了身份、地位和待遇的象征。 

    张金岭：最大的推进力又是什么？ 

    叶青：我认为是一种民主精神。现在提公车改革的主要有三种力量，一种是学者的建议，一种是民众的要求，还有就是公务员自身的要求。经过了解，很多副厅级干部不是很赞成车改，处级和副处级以下的干部倒是比较支持，这样他们好拿一些交通补助。

    车改不是向既得利益妥协 

    张金岭：公车问题是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的产生从大背景上来看，是由哪些主要因素促成的？现在参加车改的，多数是党和国家明确规定不应享有专车的公务员，实际上是认可了一些官员的不当得利前提下的改革，是在承认特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将特权合法化，本身就是向既得利益妥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孙继业：公车改革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来讲也很重要。改革开放之初，国内汽车生产厂家少，一些领导干部超标配备进口车，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群众说他们“屁股底下半座楼”，这是“马路上的腐败”。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车改不是认可一些官员的特权，实际上这些领导有车，但不一定是专车。省部级领导可以配专车，其他领导不是不让配车，按照规定，他们可以使用工作用车。车改后是取消一些官员的固定用车，跟大家一个待遇，这样更加公平。 

    张金岭：公车改革除了节约行政成本，也就是说“省钱”了，还有没有更深的意义？ 

    叶青：公车私用容易损害政府的社会形象；另外，车改之后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堵车的问题。如果我用专车，司机接送我上下班，就要来回四趟，而现在我自己开车，只要两趟就够了。 

    车补不能成变相增加福利 

    张金岭：现在进行车改，各地的改革方案不一，有的成了变相增加福利，导致改革变味走样。我们强调要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那么其核心最要害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叶青：我认为首先要给公务员进行交通补贴。补贴数额可以与工资类别结合起来，确定哪一级的官员应该给多少。这个数额政府既能给得起，又不能变成给公务员变相增加工资。例如有的城市车改后给每个副局级干部每月补贴2600元，这个数字就有些高。现在我自己在尝试车改，每个月定的费用是1000元，这个数额在武汉基本够用。 

    对于单位公车处理，我认为可以分为三部分：旧车能处理的就通过拍卖等形式进行处理；对于好车，省政府可以集中起来放到公车管理中心；另外每个厅局可以留三四辆车，除厅长用一辆车以外，其他车辆用于接待。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公务员拿到钱后仍然违规用车。所以有必要设计公车监督制度。我觉得可以像广州那样给公车安装GPS，单位能知道每辆车都到了哪里。在外部，可以给公车用特定颜色的车牌，上面再写上“公”字，让老百姓知道这些车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以便监督。

    孙继业：到目前为止，公车改革还没有固定的模式，各地车改政策也不大一样，导致各地出现车改乱象。有些地方变成了变相发补贴。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公车改革指导意见。各地可以先搞试点，然后再逐步推行，积极稳妥地推行公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