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殖民地：阳光下的罪恶

    1898年《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德皇威廉二世于次年下令将胶澳租借地新市区命名为“青岛”。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为了证明自己的殖民地经营管理能力，叫板英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香港 ，于是提出把胶州湾建设成为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模范殖民地”以及“德国人工作成就的永久性展览会”的构想，青岛既要成为德军在远东一个牢不可破的桥头堡，也要成为德国商界开辟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门户。青岛市著名文史专家鲁海认为，德国的确采用了当时最为现代化的规划与设计来建设青岛，以致至今在某些方面也不落后，但德国的建设是以殖民和掠夺为目的的，而且将居民分为四等，在殖民地实行残酷的等级统治方面，青岛也是“样板”。

    低买高卖土地：

    强行征购或没收农民地产

    对于殖民政权来说，土地是重要的“殖民生产要素”，德国军队占领胶州湾后，马上就开始着手征购土地，“以防别的国家抢先行动，使我们得不到最好的地基进行建设”。

    德国学者余凯思在《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一书中披露，德国表面上是按照国际法租借关系向中国的土地占有者购买土地，而不是简单的没收，实际上，土地征购并不是毫无摩擦顺利进行的，“一方面，农民不情愿出卖他们的地产；另一方面，他们抗议胶澳总督府在购买他们的土地时报的价格太低。然而，农民们不想出卖的土地最终被强行没收。所谓的土地征购竟变成土地剥夺，只支付很少的补偿金”，余凯思感叹：“中国农民家庭的经济基础遭到无情劫掠，当地居民在经济上必须依附于殖民统治政权了，成了后者可随意支配的依附劳动力资源。”

    据介绍，由于各种实际困难，殖民当局在短时间内很难凑足必要的巨额资金，当时在德国委任的青岛第一任总督罗绅达到任之前，代行总督权力的德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棣特里希决定先谋求到土地的预先购买权。1897年12月到1898年1月，德国总领事司徒白和翻译官单维廉与35个村庄的土地占有者签订了合同，土地占有者只获得一笔相当于年租两倍的钱款(大约等于交易价的5%)就“暂时不把土地卖给除德国海军将军或者其继任者之外的任何人”，这样殖民政权只用了很少的财政开支，就确保了对未来要建立青岛市的半岛地区的全部土地的控制，正如棣特里希所说的那样，它使“帝国政府掌握了土地买卖的垄断权”。

    包括海港在内的青岛市市区所进行的土地征购开始于1898年2月，到1905年，殖民管理当局购买了2288公顷土地，共花费约100万马克。余凯思在书中披露，同一时期，胶澳总督府又向私人出售土地，只出卖72公顷就差不多收回了支出的数额，这样低买高卖产生的巨大差额都流入了殖民当局的金库，虽然形式上原先的中国土地占有者也可以作为竞买者参加拍卖，但是出卖了土地而只获得少量补偿的中国居民根本没钱竞标。

    殖民文化扩张：

    建学校贯彻“德国精神”

    “殖民地形势要求德国方面与中国方面打交道，理解它、影响它和操纵它”，余凯思认为，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避免仇视心理非常重要，而文化教育是一种重要手段，要借助文化政策为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服务。

    德国最初在青岛创办教育和培训机构还是主要服务于实用目的：培养德国企业和政府机关所需要的、能讲一口流利德语的劳动力，例如早在1898年，胶澳总督府就鼓励柏林传教会创办了一所学校，其目的在于培养能讲德语的劳动力，随后在青岛船坞和四方山东铁路公司所属的修配厂中，学徒学校也得以创办。为中国居民创办小学的做法却超出了实用的目的，而是力求向中国民众施加文化影响，如保罗·罗尔巴赫提议创办的青岛淑范女子学堂的基本思想就是“首先应当让女孩子们了解德国文化的最高成果，通过她们，这些成果也可以在她们未来的家庭中产生影响。”学校因此特别注意吸收家境较好的女孩入学。

    在主管胶澳租借地事务的帝国海军署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支持下，高等学校于1909年10月25日以“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名称正式开学了。

    在德国统治的17年间，共建立了1所总督府学校、26所公立小学、10所传教学校、4所职业学校和1所高等学校。余凯思分析，德国在胶澳租借地的文化政策是由两个不同的动机引发的，“一个动机与殖民地社会密切联系，学校应当在中、短期以一种细致的温和的形式巩固殖民政权的统治，另一个动机则较少注意殖民地内部的统治关系，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国的局势：它企图为了德国的长远利益而对中国的精神生活施加影响。”

    其实，在德占青岛后的最初几年里，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军事要塞的构筑等是总督府的首要政务，1905年后文化因素才在德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1905年在胶澳总督府的一份基本意向书中写道：“在我们的殖民地，我们不应该像在香港出现的情况那样把自己局限在仅仅培养一些只知道在学校教育中寻求一种更方便的谋生手段的中国人的水平上，而是要使学校教育全面地对中国人的精神和品格施加影响，要使它成为这样一种手段，借助于它，德国的知识和德国的精神可以被贯彻到全省，贯彻到经济上依赖青岛的腹地之中。”

    残酷等级统治：

    将殖民地居民分为四等

    谈及“样板殖民地”，鲁海认为在殖民地、外国租界上实行残酷的等级统治，青岛可以说是“样板”。“在这块殖民地，居民分四等，一等人是德国人和欧美人，二等人是中国的高官，三等人是豪门巨富，四等人是普通中国人”，鲁海说西方国家无论“民主共和”也好，“君主立宪”也好，都有议会。在青岛殖民当局，不但没有全体居民选出的议会，就是在租借地的德国人也没有议会，是完全的殖民专权统治。

    “殖民地特征是统治者与殖民地的被统治者，一方是主人，一方相当于奴隶，青岛就是这样，法律应该是最公平的，但在青岛有两种法律，一种适用于统治者欧美白种人，一种适用于原居民中国人”，鲁海表示：“就是法院乃至监狱也完全不同。”余凯思也在书中披露，殖民当局继续沿用了如笞责、枷板等中国传统的惩罚措施，“此类惩罚措施在中国清朝末年的刑罚改革中大都已被废除了，但是德国行政管理当局却把它们顽固地保留了下来。”

    海水浴场的游泳区也分设两部分，一部分为德国人及欧美人游泳区，一部分为中国人游泳区，而如亨利王子饭店等旅馆也只准欧美人入住，直到辛亥革命后，逊清大吏来青岛才允许这类旧吏入住。胶济铁路通车以后，设一、二、三等车厢，中国人不准乘坐一等车。

    并且在学校系统内也要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1898年建立的总督府学校只录取在东亚定居的德国人的子女。1905年，中文报纸《胶州报》的发行人李世恩试图送其子女到德国学校实习时，马上便出现了一种强烈反对这种“奢想”的抗议风潮，定居青岛的德国人绝不允许任何企图把德国学生与中国学生混合在一起的做法。

    所以，鲁海说：“现在青岛人常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而自豪，但在殖民统治时期，其只属于殖民者，而在被统治的中国人居住区依然是黑瓦黑墙，房屋低矮，院内无自来水，只有公共水栓——青岛人叫‘水龙’，房内无厕所，只有公共厕所，青岛人叫‘大茅房’。”

    严防传染疾病：

    耗巨资建医疗卫生体系

    在论证种族隔离的必要性时，殖民当局经常提及出自中国居民的传染病蔓延的危险，为了保障欧洲居民的健康，不仅要实行种族隔离，而且还要建立耗资巨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余凯思认为，1898年12月设备先进的海军野战医院的建立就可以从殖民统治者害怕传染病的恐惧心理上加以解释，这家医院共有265张病床，辐射眼、耳病和精神病专科以及一间“X线透视室”，医院的设备比当时德国国内的大多数医院都更精良更现代。1908年，殖民当局又建了一座“隔离站”，目的在于“预防突然爆发的时疫的肆虐”，在里面安放了蒸汽消毒仪和可移动灭鼠器，疑似病人将被运送到临时木板房，“在此，所谓的疑似病人仅指中国人，该隔离站由土墙、栅栏和带刺的铁丝网严密圈围起来”，所以余凯思说：“与其说是野战医院，不如说是一个囚禁犯人的大牢。”

    余凯思说，虽然殖民当局表现出来了对可能发生的传染病的极大关注，但具体的为中国居民诊治疾病的举措却少得可怜。德国殖民管理机构从未让人对中国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做过调查统计。1909年欧洲人居住区所有地段都安装了供水管和排水系统，而台东镇直到1907年、台西镇直到1908年才有一条集中的，可以从公共水龙头取得干净水的输水管道相通，“胶澳总督府只为大鲍岛及其邻近地区的中国居民安排了一种由两位海军医生主持的医院门诊，欧洲居民则可以在海军医院接受治疗。”

    而且 ，殖民当局还在1900年生效的《中国人条例》中，以“保障公共健康”为由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了诸多严苛的限制，如详细规定了每处公寓允许居住的人数，在大鲍岛，每位年逾10岁的中国人须占地基6平方米，室内空间25立方米；不满10岁的儿童，每两位视同一人。在台东镇和台西镇，每位年逾10岁的中国人都必须占地2.5平方米，室内空间达8立方米的通气的房间。此外，还设立了厕所和每日清除垃圾污物的规定；禁止饲养牛、猪、绵羊和山羊等家畜等。对中国人的活动时间也有限制，如“晚从9点钟至清晨日出时止，中国人若不带点亮的灯笼或在前方没有照明设备，不许上街”，这些规定使得居住在市区的中国人受到了严格的社会控制和空间监督，因此当时德国国内和外国的媒体就对此提出了公开批评。

    允许卖淫活动：

    妓女到警察局登记注册

    虽然德国人旨在青岛建立现代卫生标准，然而在欧洲驻防部队中经常发生的疾病并非瘟疫，而是性病。余凯思表示：“性病的传播与卖淫有着密切联系，后者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胶澳租借地。对于这个现象，殖民当局采取了一种‘开明’态度”，余凯思披露，总督府政策的目标不是禁止卖淫，而是借助行政管理章程和社会控制机构消除性病传染的可能。

    根据1899年1月19日的警察条例，“所有从事卖淫活动的人”都必须到警察局登记注册。妓女应当每星期六到德国医生那里进行一次检查，查看是否患有传染病。每次检查都记录在案，妓女们人手一册，随身携带。一旦发现某妓女染上了性病，就要把她强制性地送到专门为中国妓女开设的医院中接受治疗，该医院也是唯一一所接受部分中国人就诊的海军医院。余凯思透露，在殖民地做妓女的妇女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个别欧洲妇女。除了对登记注册的妓女定期检查，当局还试图对逛妓院的嫖客加以区别对待，有人曾设想不允许中国人进欧洲人光顾的妓院，反之亦然。

    所以，鲁海认为，“样板殖民地”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只说一面是不完整的。德国人的确在将青岛建设成一座现代化城市方面建树颇多，但也无法掩盖其殖民本性。

    ■相关链接

    青岛古力，见证百年沧桑

    1898年德国殖民军登陆青岛，立志要把这个只有2万人口的渔村，打造成海外殖民地的样板城市。当他们调集了当时德国一流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来到青岛，按照19世纪末欧洲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实地勘察设计，形成了青岛的城建规划。其中，极具现代意识的城市下水管网，让100年后的青岛人依旧受益。

    煞费苦心建“样板”

    在青岛的老城区，光滑的马牙石铺成的道路旁，被踩得斑驳的“古力盖”，乌黑发亮。我们仍然能看到德国人留下的“古力”。古力是德语“Gully”的音译，意思是指带有可供人出入井盖儿的地下雨污水坑道。这些古力盖中心，大都有一个“K”，“K”代表“KIAUTSCHOU”，意指胶澳。

    2004年10月，青岛档案馆人员在德国发现了一批记录青岛城市建设的原始档案，其中一部名为《胶澳发展备忘录》，系当年胶澳总督府组织编写，完整记下了当时德国殖民者建设地下管网的意图、理念及施工进度。

    按照和清政府的租借条约，德占青岛99年。所以，德国殖民者登陆之初，它的城市规划建设几乎按照100年的高标准设计、施工。德国人之所以在青岛煞费苦心是有原因的。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力图把青岛建成一个样板殖民城市，显示自己的强大，以此与英法竞争。因此不惜代价采用了最新的科学技术，运用国家干预及军队管理，在市政规划、行政管理、路网建设、卫生保健等方面，都采取了若干新政策。

    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看待

    按照《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最初德国人在青岛铺设地下水网，是作为公共卫生问题考量。

    在德占青岛之前，青岛只是一个只有2万人的自然渔村，没有地上水管，更没有下水道。为改善糟糕的卫生环境，登陆之初的德国人，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城市改良计划，他们要把青岛建设成为“接待南部欧洲病人的疗养地”。

    初来乍到，殖民军水土不服。1898年10月，进入雨季后，德国人中间经常发生肠炎，此病在欧洲人区和驻军中多有发生。备忘录显示，德国人认为大肠杆菌和痢疾流行，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土壤和饮用水污染、居住环境的拥挤。《胶澳发展备忘录》明确提出，“通过中央输水管道提供保证安全的优质饮水，扩建下水道网，以及清运中国人的垃圾等，都是面临的紧迫任务。”

    此后十几年间，关于饮用水和地下管网的建设，一直未有中断。这是青岛第一次大规模铺设下水管道的开端。青岛地势南低北高，丘陵地貌，这条线顺山势集中在南部老城区沿海一线。主要是在地下埋设暗渠。从1899年开始铺设，一次就铺了3500米。

    德国人修的地下排水设施主要有两种形式：地下是管道和暗渠，地上是明渠。第一批修建的暗渠集中在龙口路、江苏路、安徽路、中山路一带。德国人总共修了12个排水系统，相互独立又彼此连接，暗渠总长度为5464米。

    档案显示，暗渠都是埋在地下2米，直径最粗半米，细的如同手腕粗；管道则是用烧制的陶瓷管，每截2米左右，带螺丝口。管道接口麻纱外面沥青封口，一般多为一米半到2米长的短管，方便检修。这套系统基本覆盖了青岛老城区，现在在青岛西部老城区，100多年前修建的暗渠至今还管用。杨猛

    《胶州年鉴》明确城市布局

    占据青岛之后，德军在现馆陶路1号成立了测绘部门，开始了殖民地城市建设有准备的前期工作。翔实调查后，德国人对如何在胶澳实施具体的建设，已形成了初步的设想和构思，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推出了胶澳青岛区总体规划方案。1898年10月在德国出版的《胶州年鉴》称：

    在青岛村西侧可布置商业区和官厅街，在对面丘陵的东侧布置兵营和炮兵营地，还可分别建设别墅区和海水浴场。对于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如教堂、总督府、野战医院等)，应特别注意选择合适的地点。火车站应根据城市规划的要求布置在商业区内靠近青岛湾处，铁路则根据地形使其穿过指定的工业区和仓库区，通过胶州湾之东，这样港口内的铁轨可以与铁路有良好的连接。

    “这个规划明确了自由式结合、棋盘状布局的城市道路骨架，在当时标注的总督府山(观象山)南麓设总督府，选用面对青岛湾设计轴线式市政绿化广场和道路，同时辅以支路，采取对称式放射状的手法，以衬托总督府建筑的显要位置，强化中轴线和中心建筑的威严。”青岛市档案馆编辑研究处处长周兆利分析说，这种布局是在展示一种权力和统治的至高无上，与中国古代的建城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欧洲的放射状道路网系统的建设方式，能使中心区更为突出显要。

    1910年，德国人对城市的性质进行了调整，青岛已不再是其初始设想的军事基地和交通口岸城市，而是以商业和经济发展并举，结合交通口岸有机建设的集港口、交通、商贸和经济协调并存，共同开发的商埠贸易城市。

    这个时期，大批满清显贵和富豪财主进入青岛，他们想融入欧洲人的圈子，欧洲人也想从他们手中挣取钱财，由此欧华分区居住的禁令解除。本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王法艳（署名除外）图片《青岛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