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六中全会精神：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更高目标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党历史上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做出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史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我国当前的文化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刻，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化变革的实践对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研究提出的迫切的要求。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文化与综合国力，中西文化的碰撞、沟通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建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解放、文化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式、策略与实践，都是当下国际国内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要求我们做出严肃的回答。

　　在这样一个新世纪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党纵观全球发展格局，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以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宏阔视野和战略远见，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大决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对文化对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做了深刻论述，历史地回顾了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全面吸纳四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的重要论断，回答了我国文化建设中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方向、目的、动力，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未来格局，并全面部署了未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宏伟战略，开创我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人民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必然需要更高水平的文化生活，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变革的关口，我们面临着文化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发展期，文化繁荣成为党和国家发展的硬道理，文化的发展成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构成内容。

　　纵观全球，当代世界国家战略中的文化获得了极大的跃升。当代世界各国在制定其新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时，都将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研究和考察，作为最根本的立国之本来进行部署。世纪之交文化的变革是当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对文化的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而世界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自身已经越来越文化化了。

　　在这一全球性潮流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 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推出了题为《我们创造的多样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 1995）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指出，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种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报告指出：

　　当文化被理解为发展的基础……文化政策的概念就必须相应地扩大。任何针对发展的政策都必须对文化本身保持敏感，并受到文化的激发……这种文化政策的定义和运用意味着，通过更好地利用多元主义的现实和机会，发现那些能够将多元伦理（multi-ethnic）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内在因素。它喻示着提高政治和管理、技术、工商业、教育、社会与社区发展方面的创造性——当然还有艺术……它喻示着在社会变化过程中文化遗产观念的彻底多样化。在自然环境，它意味着更好地理解环境管理之文化遗产维度，并建立促进此种理解的机构。最后……它还要求一种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注意迄今为止被忽视了的文化、发展和政治组织形式的整合。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瑞士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来自150多个国家的文化部长和高级官员，以及文化组织的代表、代理人、委员会、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参加了此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为其后许多国家在文化领域内的政府行动提供了行动框架和基准（benchmark）。这份《计划》指出， “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今日世界来说，文化间的对话成为最主要的文化和政治挑战之一”；“文化政策应该致力于创造一种多元共同体的国家意识……将其植根于男性和女性都能接受的价值观之上，并为国家所有成员提供得以介入的机会、空间和声音”。“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繁荣同工业和后工业经济一样，也是社会整合、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的决定因素之一。《行动计划》还列出了国家通过这些原则所应该达到的广泛的目标，例如：使文化政策成为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文化生活的创造性和参与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信息社会中提高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并以此促进信息社会的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行动计划》还推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将文化从“边缘”引入各国政策制定的中心已成为各国决策者的当务之急。有趣的是，《行动计划》在草案中曾提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后来在最终定稿中作了修改“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繁荣是互相依靠的”。这反映了文化观念转变过程中各国的不同态度和观念间的冲突。

　　文化是每一国家民族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赖以存在的根本，也是鼓舞整个民族发展兴旺的旗帜。当今世界各国对自身的文化资源也越来越重视。西方文化理论家丹尼尔 贝尔认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已变得至高无上。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过技术本身，而且这种文化冲动力已获得合法地位。2001年美国的一项“艺术、文化与国家对策”项目研究报告认为，“美国文化是美国智慧和创造精神积聚而成的一种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既是人类成就和历史的宝藏，也是人类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源泉。美国文化资本在当今全球知识性经济社会中，作为一种关键性社会资源，对于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在寻求保存各自的民族特性和达成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正日益显现其重要性。”

　　今天世界的竞争，不再仅仅是政治的竞争，经济的竞争，更是一场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的竞争。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最核心的竞争领域。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

　　决定以四个“越来越”精辟概括了当代文化的变革：当代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在国家整体架构的地位日益提高。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地将文化放在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进行宏观构架，对我国当前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从根本上确立了文化在国家体制、发展战略和未来竞争中的地位。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做出了推动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战略决策，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为党和国家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

　　在一系列重大举措的推动下，我国当前文化已经逐步走向我党和我国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文化发展的理念已经成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成为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和良好文化条件。我们要在进一步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将文化建设、文化繁荣当作发展的更高目标去努力奋斗，要像搞经济建设一样聚精会神地搞文化建设，全力推动，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大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金元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