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天的独立—1911年“山东独立”前后的那些事

山东独立纪念会。(资料片)

　　本报记者 任鹏

　　武昌首义后，山东处于南北政治的夹缝之中，围绕独立问题，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轰然宣布独立，11天后又倏忽取消，在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中，山东呈现出异于全国的景象：在胶东，暴力革命成为解决问题的良药；在济南，各方势力的微妙平衡下，则呈现出一种温和的姿态。

　　“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梁启超认为，在此情况下，一旦有外患或内乱，政权的灭亡，便会像是用热水浇雪一样。

　　果然，梁启超提出这一观点十几年后，清政府便走完了不足300年的历史。

　　而轰然宣布独立，11天后又倏忽取消的山东，在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中，呈现出异于全国的景象：在胶东，暴力革命成为解决问题的良药；在济南，各方势力的微妙平衡下，则呈现出一种温和的姿态。

　　“最保守、最不易改变的民族，现在逐渐适应了”

　　“当我回顾最初的25年传教士生涯时，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噩梦。我在中国最后的15年(1893年———1908年)却充满了奇迹。古老的习俗和偏见正在逐渐让步……世界上最保守、最不易改变的民族，现在逐渐适应了，也准备接受一切能够带来利益和繁荣的新事物。”传教士狄考文多年后回忆起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此时，整个山东也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20世纪初的青岛，近代工业已经有了迅猛发展，德国当局扩建港口、修筑铁路。1910年前的六年内，胶济铁路共运输货物300多万吨，获利1100多万元。1909年至1911年的三年内，出口额年增五成，在北方诸港中位居第二。

　　1904年5月1日，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上奏，拟请在山东内地自开商埠，“以期中外咸受利益”。

　　济南、潍县、周村三地同时开埠，在中国近代绝无仅有。

　　废除科举制度的1905年冬天，日本文部省颁令取缔中国留学生，以打击革命势力，众多身份是同盟会员的山东籍留日学生愤而回国。

　　但也因此，山东省内的形势却为之一变。

　　1906年，同盟会员刘冠三在济南创办山左公学，培养学生四五百人，大部分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除此之外，济南的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农林学堂等也出现同盟会会员的身影。

　　徐镜心等人回到烟台后，秘密设立同盟会办事机关。山东同盟会组织发展迅速，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蓬莱、文登、荣成等县相继建立。

　　烟台光复：暴力革命是解决问题的良药？

　　都太着急了，似乎所有人都希望变革的步子迈得再大、再快些。所以，暴力革命被当成解决问题的良药。

　　1909年，山东同盟会主盟人丁惟汾从日本回国，谋划在烟台发动起义事宜。

　　1911年11月12日晚，革命党人聚集，由李凤梧、栾星壑等18人议决，兵分三路：一路驰往东山海防营，劫持管带董保泰，夺其军权；一路攻取道台官署；一路去大清银行，放火助威。

　　一切进展顺利，一夜之间，烟台光复。议决成立烟台临时军政府时，恰好清军舞凤号炮舰由天津开来，该舰管带王传炯表示誓与革命党人合作，革命党考虑内部“未谙军事者居多”，便公举他为军政府司令。

　　尽管换了天地，可如此一来，军政府的官，仍旧是清廷的官。

　　此时，山东同盟会主盟人徐镜心等人由南方返回烟台。这趟南方之行，徐镜心与上海、湖北军政府取得联系，请求上海军政府派军北征，驰援山东。

　　没有兵权，自然缺少话语权。

　　徐镜心与李凤梧密议“党人必得兵权，乃能再起”，提议改烟台军政府为山东都督府。虽然商定推举王传炯为都督，但这却是一招明升暗降。

　　王传炯并不甘心，他实行戒严，悍然逮捕急进会成员，称徐镜心等人为“土匪”。

　　敌众我寡，徐镜心等40余位会员被迫撤出烟台。

　　转机出现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丁惟汾得以谒见孙中山，请求解决山东危局。

　　随后，孙中山任命胡瑛为山东军政府都督，并调派北伐革命军开赴烟台。

　　此时，王传炯早已望风而逃。

　　于是，行走于烟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佩戴“光复烟台纪念章”的各色人等。

　　济南：微妙的三方角力

　　济南的形势，与胶东地区大为不同，三股力量正角力相持。

　　1905年到1907年，山东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的有53人，活动范围从学堂到新军。因清廷搜捕甚严，多在极端秘密下活动。

　　希望寻求政治地位的立宪派，不主张革命，却受到旧官僚的排挤而在省谘议局内颇受压制，正努力寻求机会。

　　代表清廷的山东巡抚孙宝琦，曾出使外国，奏请立宪推行新政，但他并不同情革命。而清廷巡防营和陆军第五镇驻守济南，军力较强。

　　1911年11月初，一则消息盛传济南：清政府拟以山东土地抵押，向德国借债3000万元。

　　一时，民情沸腾激愤，不可遏抑。

　　1911年11月5日，济南各界人士齐聚省谘议局。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徐镜心等提出事先拟定的《山东独立大纲》七则，要求立即组织临时政府，实现山东独立。

　　“山东全省自今以后与满清政府永远断绝关系”、“满清所定之各种专制伪法，概不承认”。这些“大逆不道”之言如惊雷炸响。

　　不敢直接反对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提出了一堆修正意见，《山东独立大纲》并未在会上达成协议。

　　利用控制议程的机会，立宪派将大纲草案改为“劝告政府”八项。

　　这八项要求，是温和而妥协的，其中丝毫未提及“推翻清政府”的主张。

　　在11月6日孙宝琦给清廷的电报中称：“昨日省城各界人聚集，本已倡言独立，幸有和平派劝解，改为劝告政府八条。”

　　这则电报，明显带有长舒一口气的意味。

　　轰然而起，倏然而逝

　　1911年11月7日，各界代表再次集会于谘议局，组成“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领导独立斗争。夏溥斋被选为会长。

　　11月8日，清政府电复山东请愿八条。种种推诿敷衍，让各界“集众会议，汹汹不可遏抑”，向孙宝琦要求组织临时政府、宣布山东独立。

　　这一问题被放到11月13日来解决。早上8点，各界人士就已经齐聚会场。会议从早上八点一直开到晚上九点，但对于独立问题，台上台下彼此相持，不得解决。

　　“今天如果不答应山东独立的话，恐怕这会就要永远开下去……也许立即就出人命！”这时候，新建陆军五镇的黄治坤把夏溥斋从台上叫下来，故意大声叫喊。

　　全场高声附和，声震屋瓦。

　　见孙宝琦犹豫，夏溥斋转回头来，高声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

　　孙宝琦将头上的官帽摘下来放在桌上时，全场高呼“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张贴的《山东独立宣言》让革命派心潮起伏：山东全省人民与清政府断绝关系……

　　孙宝琦由清廷钦定的巡抚，摇身变成了独立山东的都督。

　　形式上的独立已经实现，但只为“独立”而独立的争取，并未对山东今后的政局发展做出深层的久远考虑。

　　形势不久便发生逆转。

　　山东独立两天后，袁世凯入京组阁，入职总理大臣。上任不久，袁世凯便电令各省督抚：“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

　　1911年11月24日，“山东全体维持会”在济南开会，名曰妥善商量当前局势。参加会议的有孙宝琦及原谘议局一批政客，大都是封建官僚和上层士绅。

　　会场上架起大炮，两门对准巡抚衙门，两门对准谘议局。各界人士赴会后便被告知，“会议事项，立即议决，不得延宕”。

　　炮口下的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决议通过：取消独立名号；取消独立临时政府；取消联合会；取消一切不合清朝行政法规的文书。

　　孙宝琦当场同意，并宣布改都督为巡抚，恢复旧制。

　　全国震惊。

　　山东这场独立仅仅维持了11天，可谓轰然而起，倏然而逝。

　　(本文得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郭大松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