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辛亥追往事 橡胶股灾掏空清王朝元气

　　1910年夏上海股市遭遇股崩 大批钱庄倒闭 恐慌迅速波及广州武汉等大城市

　　100年前的今天，旨在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已来势汹涌，地处九省通衢之地的武汉城内，革命党人或奔走串联或躲在租界调配炸药伺机举事。5天后，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历经百年之后，当我们努力还原1911年的武汉城景象时不难发现，武昌起义之能成功，在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性背后也有着偶然因素，而“铁路”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迫使清政府从湖北抽调大批兵力前往镇压，武汉空虚，给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绝好机会。

　　如果进一步顺着“铁路”这根线去还原1911年的中国，我们还会发现很多看似与革命无关的经济现象，最后都成为推动革命、击垮清王朝的重要因素，如上海滩1910年橡胶股票掀起的股灾风潮，如粤商从抵制美货开始第一次集体发言到成立广东总商会……图片：新华社发（除署名外）

　　清朝的股市就像张巨大的麻将桌

　　1910年的盛夏,大上海的股票市场遭遇股崩。一场由国际因素主导的金融危机一举掏空了清政府的经济根基。一个叫川汉铁路公司的“玩家”在股崩中巨亏350万。谁都没有想到，这将从经济上掏空清王朝最后一点元气，给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带来致命一击。

　　自打“上海股份公所”和“上海众业公所”设立、清朝有了股市以来，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麻将桌，人人讲求“短、平、快”捞一把，不求长线持有，但求短期抛售。

　　橡胶股兴奋剂刺激股市亢奋

　　1910年的春天，上海的股市仿佛服下了一剂大补的兴奋剂，充满了亢奋。这个兴奋剂，就是橡胶股票。

　　一家名为兰格志（Langkate）的橡胶公司，在上海的股市画出了一道雄起的陡峭阳线，引领大盘齐齐飙升。兰格志股票面值仅100两,却迅速被拉抬过了1000两大关。

　　3月2日：1080两；

　　3月18日：1300两；

　　3月21日：1600两；

　　3月29日：1675两……

　　在上海众业公所上市的橡胶股票都演绎了同样的神话。受到热捧当然是有原因的。账很好算：每一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市场价却在12先令，差额高达7.5倍；引用当下炒股术语来说，那可是暴利行业，行业评级3A+。市场不追求这样的阳光产业，还能追捧啥呢？

　　一月间30种新橡胶股票上市

　　橡胶的全球热潮，起源于美国的产业升级。

　　1900年,也就是这场股灾前10年，汽车已经在美国开始大规模生产。到了1908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了著名的T型车，不仅将汽车价格大幅拉低,将汽车从奢侈品变身为大众消费品,而且令美国迅速进入了汽车时代,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一时成为硬通货，全球资本市场随即“我为橡胶狂”。以外资为主的橡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上市。仅仅1910年6月，就有30种新的橡胶股票挂牌交易，卷走1350万两白银。

　　越来越多的中国钱庄、票号卷入，并且通过他们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吸纳着中国各个角落里的资金,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1910年3月，Kota Bahroe橡胶置业有限公司在上海发行新股。申购第一天，短短一个小时全部告罄。价值10万两白银的股票，吸纳了足足160万两的认购资金。

　　在那极为有限的主权保卫下，清朝成为国际资本策马扬鞭的牧场。而在腐败的国内政治诱导和逼迫下,大量的民间资本、官府资金，甚至借贷资金，或主动或被动地通过众多的银行钱庄票号涌向租界，寻求在黄龙旗下无法获得的安全，奢望着攫取暴利。

　　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统计表明，当时上海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约占70%~80%，即4000万两以上，将近清王朝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美国政策突变橡胶泡沫破灭

　　川汉铁路公司也努力挤进了这个大泡沫。川路公司CFO（总收支）施典章原想通过盘活350万的公款而名利双收，但是350万的公款丢进了橡胶的泡沫里，没有任何的回声。

　　资本市场永远是强者的游戏。1910年6月,就在所有人都在热议着上海股市何时达到下一个高峰时，作为最大橡胶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伦敦股市开始暴跌。

　　疾奔的牛突然变身成了熊，国际橡胶价格大跳水。伦敦橡胶市场一片熊嚎，又造成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盘。清朝的股民们刚刚从“资本市场国际化”中尝到一点甜头，又开始吞下巨大苦果。

　　先得到相关消息的外资银行立即收紧资金。银行倒闭潮蜂拥而至。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倒闭；23日，元丰倒闭；24日，会大、协丰、晋大倒闭。

　　正元倒闭时，上海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紧急赴南京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张人骏转奏朝廷后，宣统皇帝于7月27日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8月4日，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经过紧急处置，上海市面趋于平静。

　　救市功败垂成股灾变成危机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惜清政府官员的昏庸和内斗，葬送了并不牢固的救市成果。到了9月，清政府要偿还庚子赔款，按惯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可是蔡乃煌把官银拿去救市，银库空了。鉴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先垫付200万两。

　　与蔡乃煌有隙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结清。蔡乃煌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

　　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于10月8日宣告清理，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分设在北京、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同时告歇。源丰润倒台，导致上海大批钱庄倒闭，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

　　源丰润倒闭的连锁反应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北至北京、营口，南至广州，西至汉口、重庆，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这等于给全国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其巨大影响远远超过橡胶股票,实际上从金融和经济层面上掏空了清政府的最后一丝元气。

　　7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粤商力量大 团结民众修铁路

　　近代以来，广东的商业力量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地位日益显著。屡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在经济、思想方面颇多创新之举，比如100多年前就积极向朝廷争取设立“无税口岸”。虽然这些努力也难逃大时代的泥沼，但粤商们却日益组织起来，学会了集体发声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广州光复过程中，广州的绅商阶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09年4月22日，广东香山县最南面的“沙滩环”（今珠海境内），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清朝无税口岸“香洲商埠”在此正式动工。为建设这一面向侨商的特区，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共投资100多万元。

　　为吸引劳动力建“廉租房”

　　香洲商埠的开立，直接导火线是为了对抗葡萄牙人在咫尺之遥的澳门的掠夺，在经济上对抗澳葡当局。这是一场毫不掩饰的商战，明确规定外国人不得在香洲商埠内经营，《广东香洲商埠挂号收条》中标明：“此收条乃系华人所用，如有外国人拾得及将此条转卖给外国人者，本埠一概作为废纸，特此声明。”

　　香洲商埠几乎照搬西方的城市规划。甚至考虑到如何吸引劳动力，专门建造可供两户人家居住的小茅屋“廉租房”，月租仅1元，很受欢迎。香洲商埠建设十分迅猛，4个月就开始营业。

　　香洲商埠并非清王朝第一个自开商埠，但朝廷同意将香洲商埠“暂作无税口岸”，声明“嗣后如有商民自辟商埠者，概不得援以为例”，使之成为实行特殊税务政策的“经济特区”。

　　可惜的是，虽然拿到了免税优惠政策，香洲商埠还是没能摆脱大时代的泥沼。爱内讧的习气在开发商内部造成严重内乱，妓院、赌场和鸦片馆也很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洲商埠迅速衰落，快得如同其崛起一样。

　　粤商学会了集体发言

　　虽然“香洲商埠”的创新尝试宣告失败，但广东的工商业界仍是那个灰暗的时代中最具活力的群体。

　　“行商”这个概念的内涵，在广东时有变化。有时是指十三行商，有时是指七十二行商。所谓七十二行，囊括了主要的工商业行会。到了清朝末年，粤商参与地方事务，主要是通过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

　　粤商第一次对政治事件采取集体发言的方式，是1905年为抗议政府和美国续签《限制华工法案》发动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一名广东籍的旅菲华侨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前自杀，激起反美情绪狂飙。1905年5月，广州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的绅董开会讨论抵制办法。7月3日，广东总商会成立。广东绅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集体发声。

　　1906年，因修筑粤汉铁路问题，粤商与官府又起争执。朝廷认为铁路事关国家主权，非官办不可，不宜由私人资本经营。不过政府囊空如洗，只能再借外债。商人则认为向列强借款筑路，不啻饮鸩止渴，大可从民间筹资。

　　风潮一起，广大商民热烈响应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的号召，纷纷购买铁路股票，数日之内，便筹集资金达四千万元，这下子朝廷再没借口了，只好同意粤汉铁路广东段改为商办。受此鼓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都相继爆发了赎路风潮。到1910年，全国各省成立了近二十家铁路公司，全部都有商股，或完全商办，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

　　粤汉铁路之争，实际上，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川汉铁路问题埋下了伏笔。

　　铁路“冒烟”点燃了革命的稻草

　　对清王朝来说，铁路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铁路被抬上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而铁路修筑过程中所需的巨大资金，又将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都卷入进来。最终，清政府在铁路问题上处置失措引燃了早已蓄势待发的革命火种。

　　8月18日，一个广东人最爱的发财吉日。而101年之前的这一天，广州前知府、川路公司CFO（总收支）施典章却一点也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发一发”的迹象，反而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还是麻辣热锅上的。前一天（1910年8月17日），正元钱庄的大股东陈逸卿与其他股东一同被捕。此时，距正元钱庄在股灾中倒闭还不到一个月。

　　股灾牵出渎职案一查查出巨贪

　　川汉铁路的建设，一直是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重点工程，而且是重中之重。但一心雄起的清朝却遭遇了致命的“肾亏”没钱。从民众口袋里掏钱就成为朝廷的必然选择。川路公司资金大多来自民间，而且是来自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

　　几年来川路公司终于筹集了近千万两的资金，这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骨吸髓而来”，但离川路建设所需的5000万两资金还差得远，正好被管理层作为资本运营的借口，以便“保值增值”。在上海，川路公司投放了近一半的资金350万两，并由施典章亲自坐镇投机炒作。孰料一场大股灾瞬间将350万两吞噬干净，且不吐半根骨头。由于案件金额巨大，朝廷迅速派出专案组来查办此事。专案组本来办的是渎职案，结果却令他们大吃一惊：这根本就是一件贪污大案。除了违规操作外，施典章还涉嫌侵吞公款，数额高达百万两。

　　施典章的例子只是当时铁路混乱的一个缩影。

　　邮传部“部长”换人商办改官办

　　1911年1月，清王朝邮传部“部长”（尚书）换人。唐绍仪下，盛宣怀上。邮传部可是当时权势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机关，执掌着邮政、电信、铁路、航运等新兴垄断产业，是清朝各方力量PK的主战场，从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该部六年间居然十三次更换部长，以致被当时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盛宣怀发迹于李鸿章的机要秘书，崛起于轮船招商局等诸多官督商办的企业。商办铁路的困局让他寝食难安。最终盛宣怀决定从地方上收回修铁路的权利，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烧得很旺，但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却是嘘声一片。因为盛宣怀代表清政府的批文中明确表示各家企业炒股亏空，朝廷一律不予接受，就是说“你们自想办法填补亏空吧”。这样一来，商办公司高管们就将铁路国有化看作是对自己既得利益的极大侵犯。

　　更严重的是，此前为了从列强手中夺回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筹集资金。像川汉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还来自地主、农民。清政府的政策招致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而清政府同外国签订的铁路借款合同又进一步挑动了民间反对“卖路卖国”的神经。于是，一场群众基础广泛的保路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武昌起义枪声很快打响。

　　【历史注解】 保路运动

　　清王朝皇族内阁1911年5月8日登场，5月9日就颁发“上谕”，宣布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5月18日，清政府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外国银行团签订铁路借款合同。清政府的举措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粤、湘、鄂、川4省大举展开了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斗争尤为激烈。保路运动迅速转向反清武装斗争。保路同志军一度围攻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

　　清政府吓得手忙脚乱，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