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现代启迪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是接触过新思想，拥有新观念的时代青年。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牺牲精神，正是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而使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

　　一

　　百年前的中国，武昌城中的一次武装暴动，引爆了一场结束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成功地推翻了专制、腐朽、卖国的清政府，首要原因在于后者不能与时俱进，有效地实施并推进政治改革，自我调整与革新。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19世纪末，英法美德等西方国家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将传统的封建专制体制转换为现代民主体制。在亚洲，日本于1868年通过明治维新，也初步完成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一举跻身于列强行列。在国内，法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民权至上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许多激进的士大夫和青年人开始相信，现代国家的主权不在于君，而在于民；从西方和日本传来的立宪理念，让不少中国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在君主之上还应有宪法这一更高的法则，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政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无名小辈邹容的《革命军》甫一问世，轰动朝野，显示出面对列强欺凌、国势衰微，人心思变，已经达到无以附加的地步。

　　面对如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却未能“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实践证明，当统治阶层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他们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1898年“戊戌维新”时，清政府尚有一定的变革主动权，但慈禧却用血腥手段对之加以镇压。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后，面临反清运动蓬勃兴起，清政府于1901年1月颁布了变法诏，但所谓的“新政”，却回避了实行宪政这一变法自强的关键。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意愿，清政府倒行逆施，推出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将被新政动员起来的体制内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推向敌对的方面。直到清朝灭亡，议会未成立，国会未召开，宪法也未曾颁布。清政府的颟顸与顽固，使其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自我改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它的只能是破产。

　　辛亥革命彻底扭转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方向。自此后，民主与宪政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渐成主流，如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辛亥革命使中国封建传统文明延续两千年的历史寿终正寝，中国在制度上进入现代化的时期由此开始。辛亥革命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产生飞跃进步的重要标志。

　　二

　　辛亥革命从酝酿到爆发到成功，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清政府逐渐丧失自上而下领导改革能力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对清政府统治的忍耐程度不断降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的过程。

　　辛亥革命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下移”的一个必然结果。最早“洋务运动”发起和领导者，不是满族中央“朝廷”，而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得到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运动本身虽然很“温和”，但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继而，“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和发起者，不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但清政府却以十分“激进”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最终，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社会变革的动力便又往下移，“体制外”的社会下层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

　　辛亥革命又是一个清政府将越来越多的臣民推向与自己对立面的必然结果。贪腐的清朝政府，不消说，根本不会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从范围上说，民心的丧失也只有达到对政府不满、希望政府倒台的情绪成为一种普遍而持久的心态，统治者的地位从根本上遭到颠覆的日子才会真正来临。从程度上说，“可意、可以，可忍，不可忍”，是张中行先生用以衡量夫妻关系的四项指标，也可以用以评估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对政府不拥护，但可以忍受，是一种程度；而种种迹象表明，到辛亥革命发生时，人民对清政府的统治已经达到深恶痛绝、不共戴天的、“零容忍”的程度。

　　1900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再次于惠州三洲田起义，但再次失败。但一前一后，据中山先生的切身体会，民心已经发生显著变化。“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三

　　有学者认为晚清的新政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时的王朝统治者缺乏审时度势的改革人才。此言大谬。

　　参加辛亥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归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士兵、地方士绅、农民、游民等。但若论其领导力量，则如杨天石所说：实际上是一批青年学生，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

　　历史的反讽在于，这些清政府“培养”的指望拯救自身灭亡命运的青年知识精英，到头来却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实行有限度的开放政策，如派留学生，组织翻译西书，开办新型学堂，训练新军等，本意在于挽救大清帝国的命运，借法自强，实现“中兴”，但客观上却为辛亥革命准备了领导力量。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参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学生。辛亥革命的领导人除孙中山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精卫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辛亥革命的另一支重要领导力量——新军，则是洋务运动的产物。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组织与领导者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由于清政府未能及时扩大政权基础，采取广泛吸纳社会优秀人才的有效举措，使上述改革措施造就的社会新生力量，迅速地产生出离心倾向。当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出，革命的社会力量正在聚集之时，清政府却把这些原来聚集在洋务派周围、或是对皇权寄托希望的新知识界领袖排挤到体制之外，迫使他们与社会下层原有的异己力量结合，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力量。

　　清政府还给青年知识阶层送去了革命领袖和纲领。原来接受洋务派宣传的改良思想启蒙的孙中山，正是在上书李鸿章失败，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才选择了革命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其宗旨即使：“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历次改朝换代革命的领导者都是农民或者不同程度拥有农民观念的人士。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却是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是接触过新思想，拥有新观念的时代青年。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牺牲精神，正是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而使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