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刺客古都行踪

　　百年以前，推翻满清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虽爆发于武昌，而发其先声者则在古都北京行刺。 当时，革命党人吴樾、汪精卫，就曾先后策划、实施两起针对清朝重臣以及摄政王的暗杀行动——

暮色中的银锭桥。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本文图片由彭俐摄

　　虽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但吴樾（1878—1905年）和汪精卫（1883—1944年）却是典型的江南才子。吴樾，安徽桐城人，毕业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与同乡陈独秀为莫逆之交，曾创办两江公学并参与主办《直隶白话报》；汪精卫，广东佛山人，曾作为官费生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为《民报》主编、《中兴日报》主笔，其时文名远扬。

　　应该说，吴樾、汪精卫称不上是职业杀手，既非训练有素，遑论身怀绝技？行走在京城雷雨交加、沧桑如梦的街巷，眼前放映惊险悬疑的谋杀恐怖片，那是活生生的历史，演绎传奇故事。

　　正阳门火车站

　　“掷向清廷第一弹”

　　1905年的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

　　年初，驻守旅顺的俄军向日军投降；东京中国留学生举行会议，敦促清政府实行立宪制度。稍后，写下诗句“寸寸河山寸寸金，刳离分裂力谁任”的黄遵宪去世；年仅20岁、著有《革命军》一书的邹容死于监狱。接着，袁世凯向朝廷奏请筹款自造“京张铁路”；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年中7月，当中国人首次尝试拍摄第一部影片时，就在谭鑫培主演《定军山》的拍摄地——大栅栏丰泰照相馆不远处，比影片情节更生动的暗杀行动，将发生在正阳门火车站的车厢内。

　　9月24日，秋高气爽。

　　吴樾前晚与朋友们畅饮一回，却未耽误第二天早起。他从乡音稔熟、号称“京城第一会馆”的安徽会馆（一说城内桐城试馆）走出，直奔当时中国第一大火车站——正阳门火车站“送人”。

　　正阳门车站，1500平方米的候车大厅人群拥挤，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送行的官员蜂拥，站台上更是岗哨林立。为“预备立宪”特意挑选出洋的五大臣中，有镇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与商部右丞邵英。

　　吴樾前来行刺，因他认识到清廷之立宪，乃为一场骗局，用以缓和革命党人的攻势，并试图挽救大厦将倾的危势，与以往一样，仍是在“假文明之名，而行野蛮之实”。

　　正值中秋节前后，他腰间揣一枚自制的烈性炸弹，如同礼品盒装满精致月饼，闲庭信步、镇定自若像走访自己的亲人一般。

　　按照事先精心准备，他一身朝廷侍卫装束，进了大厅，上了站台，混入五大臣乘坐的专列车厢。

　　只可惜，吴樾平时只顾练习刺杀的专项技术——射击、格斗、引爆炸弹，却不曾留心学习语言——北京官话，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狭窄的车厢通道内，一位伶俐的清官侍从拦住吴樾，不过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

　　“欸，兄弟，您是哪位大人的跟班？”

　　吴樾也若无其事地应对：“泽爷！”

　　称镇国公载泽为“泽爷”，乃是地道的京腔。这原本不会有什么破绽，但是，27岁的吴樾自从离开皖中家乡后，多年在保定求学、教学，口音中有深厚的安徽腔引起了怀疑。他忽略了五大臣的随从，都是说官话即北京话的。

　　眼见几个清兵相互召唤，围拢上来，情急之下，吴樾掏出自制炸弹引爆。

　　这土制炸弹与宋代“霹雳火球”相比，威力自然要大百倍，但是引爆装置却未见先进，既没有定时器，更没有遥控器、感光器，只能用明火点燃。这就意味着燃爆者与被炸者将同归于尽，对此，吴樾比任何人都清楚。

　　当吴樾用火柴点燃引信时，列车开始启动。他正要将炸弹向五大臣的座位投掷，无奈车厢猛然间一晃，炸弹不慎落地。轰然一声巨响，所有清廷在场官员，人人惊恐万状。

　　五大臣中，邵英伤得重些，戴鸿慈与端方只受了点儿轻伤，余则无甚大碍。

　　距离爆炸点最近的吴樾本人，为了他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理想，为“唤醒大众，起而救亡”的革命目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悲吟《吊吴烈士樾》：“皖中志士名吴樾，百炼钢肠如火烈……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前赴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小他一岁的挚友陈独秀，怆然题诗《存殁六绝句》：“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诗中“伯先”，即赵伯先，是吴樾好友、革命党人。

　　孙中山先生慨叹：“爰有吴君，奋力一掷。”

　　什刹海上银锭桥

　　反清志士埋炸药

　　汪精卫生平中最重要、最为人称道者，便是他在20世纪初期，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同盟会的上层骨干，抱定必死之心去谋刺摄政王载沣的壮举。

　　与反清志士吴樾搞暗杀时的年龄相仿，要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也是27岁。其革命激愤之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一时在神州大地上广为传诵。

　　1910年的春天，汪精卫来到银锭桥，肯定不是为踏春而来，也不是为与女友约会，而是另有玄机。

　　行前，他在写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表明心迹：“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人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在京城行刺也不容易。

　　原本汪精卫等想要刺杀的，是庸碌无为且贪贿无厌的庆亲王、军机大臣载劻。但载劻狡诈，深居简出，禁卫森严。后又将载洵、载涛两个贝勒锁定为目标，计划在他们出访欧美归来时出手。不巧，当日火车站头戴官帽的人太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拎着装有炸弹的皮箱转圈儿，寻不到要寻的“仇家”，又不能伤众，只好作罢。

　　最后选择的谋刺对象载沣，可谓当时清廷的头号人物，行动风险与难度也随之加大。

　　汪精卫计划事先将“铁西瓜”埋在银锭桥下，由汪精卫一人设埋伏，等载沣的车马仪仗经过时引爆。前夜埋雷的活儿，交给制弹专家喻培伦和黄复生；留一夜清静，给准备赴死的汪精卫和死追汪精卫的同盟会女会员陈璧君。

　　谁知当夜（3月31日），银锭桥边一住户妻子与人私奔，恼怒的丈夫出来追寻，忽然发现桥下有人影（喻培伦）晃动，怀抱一物（铁西瓜），误以为是抱着他的老婆，于是跑去报官。刚刚埋好的炸弹就这样被赶来的巡警发现。

　　侥幸逃脱的喻培伦、黄复生，告诉汪精卫事情败露，劝其马上离京躲避。汪精卫则说，京城之大，冤仇之多，谁知炸弹是何人埋下？不必多虑，等等看看！

　　果然，第二天报纸新闻报道：歹徒于银锭桥下埋雷，系针对常由此经过的摄政王，盖因清廷内部势力倾轧、篡权阴谋所致。不久，又有新闻爆料，埋雷者已被抓获。

　　清廷立宪没有诚意，督促警察办案却颇有效率。先用缓兵之计，发布虚假新闻，麻痹汪精卫等革命党人，再从“铁西瓜”上一颗螺丝钉开始排查，查出其由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制作，是“守真照相馆”老板订做的。

　　4月16日，汪精卫与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

　　清廷早已悬赏10万两白银换取汪精卫人头，此番加上谋刺摄政王的重罪，想必会被判处死刑。然而，在举国关注的这一惊天大案中，汪精卫与黄复生竟然被从轻发落，免除死刑，只被判处无期徒刑。

　　毕竟，历史已临近1911年辛亥革命的节点。汪精卫与黄复生得到了现代文明国家才有的司法程序的礼遇——开庭审理，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清朝法庭变成了汪精卫的讲演台：“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平生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同盟会多次武装起义）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

　　汪精卫与黄复生，彼此的志向相同，措辞亦相同，都在法庭上宣称自己为刺杀主谋，都想以此来为对方开脱，减轻刑罚。

　　汪、黄两位惺惺相惜，都被法庭主审官肃亲王善耆看在眼里。他尤其欣赏汪精卫的文章，不住地嗟叹：“其才出色，其志可悲。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

　　从大清帝国200多年的严酷统治来看，谋刺摄政王肯定是死罪无疑，当汪精卫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深感意外。

　　清末之际，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频繁，如史坚如刺杀广东巡抚德寿，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等等。惟有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这次炸弹未响的刺杀，反倒威力最大，影响最大，效率最大，犹如向清王朝发动最后总攻击的一颗无声的信号弹！

　　清朝历史上没有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的先例，但是清廷却有唯一的一次例外：1911年11月6日，大势已去的朝廷，被迫宣布释放汪精卫与黄复生。

　　（转载自《北京日报》，作者彭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