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称与蒲松龄精神上一脉相承

▲莫言作品《生死疲劳》、《酒国》、《丰乳肥臀》和《蛙》(从上到下)的图书封面。

　　编者按:2012年1月26日,青岛大学文学院教师刘琛博士和美国学生Willem　Morthworth(中文名字:毛育新),去高密拜访了莫言先生,问了一些有关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并形成了访谈录,现发表以飨读者。文章有删节和部分改动。　

　　■您曾经说过,福克纳对您有很大的影响。福克纳在作品中构建的他的空间意象——约克纳帕塔法县,对他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相应的,“高密东北乡”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有这样的影响吗?

　　莫言:我最早读福克纳的作品是1984年。1984年的冬天,我买了一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当时一读感觉到很震撼:一个人竟然把小说写成这个样子!繁复!说实话这部小说我至今也没有从头读到尾,只读了一些片段、只读了一些章节,重点看了前面写的很长很长的一篇序言,是中国翻译福克纳作品翻译得非常好的李文俊先生写的,他对福克纳的创作、生平都作了非常详尽的介绍。

　　我觉得对我启发最大的是:福克纳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文学王国,他在真实的基础上,虚构出来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当然在美国的地图上找不到这样一个县,但在美国的文学版图上,这个县可能是大放光彩。福克纳立足家乡,他一辈子写他的像邮票那么大的一块地方的家乡,但是这个地方,往深里挖掘,挖出一口一口的深井,井里冒出非常旺的泉水。我感觉这一点对我自己的启发很大,一个作家必须创造出一块属于自己的乡土、文学的乡土。在他的影响下,我的作品中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些字眼。那么这个“高密东北乡”,就是从这个地方往东北方向——高密县城的东北方向的几十个村庄,我们习惯就叫做高密东北乡。我觉得福克纳通过写乡土确立了自己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他的小说实际上传达出了一种非常深厚的恋旧的信息——对乡土文化、对农业文明的眷恋,而且,针对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不断地侵袭、不断地占领,表示强烈地反感。所以我觉得他的小说的忧伤的怀旧情绪对我们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讲,也是引起很强烈的感情共鸣。1984年我正在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福克纳的书,感觉跟福克纳的情绪很吻合。因此,我想受他的影响,主要是福克纳的写作立场跟我非常接近。他的写作也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我当时就有一个野心——我也要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在世界地图上可能很难找到这个地方,但是在世界文学地图上,应该有一个“高密东北乡”,所以福克纳应该是我没有见面的导师。

　　■福克纳有一句话:我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赋予这个世界以生命；同时这个世界也创造了我。那么,您和“高密”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有您两个“高密”。一个是现实意义上的,一个是文学意义上的。

　　莫言:肯定是现实的高密养育了我,我生于斯,长于斯,喝了这个地方的水,吃了这里的庄稼长大成人。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少年、青年时期,在这里接受了教育,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女,在这里认识了我无数的朋友。这些都成为我后来创作的重要资源。我想我小说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乡土上的故事。有的确实是我个人的亲身体验,有的也是我过去生活中的真实记忆。很多的邻居、我生活的村子中的人,都变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当然,经过了改造。另外我们村庄里的一草一木、例如村子里的大树、村后的小石桥,也都在我的小说里出现过。也就是说我在写作的时候,我的头脑中是有一个具体的村庄的——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村庄。或者说,整个高密东北乡,都是我在写作时脑海中具有的一个舞台。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的高密东北乡,养育了我,也养育了我的文学。

　　反过来说,文学上的“高密东北乡”,是在真实的高密东北乡的基础上的想象和发展。早期的写作,很多都是依据了这种真实的事件和亲身的经历。但是这些东西毕竟是有限的。一个人要连续地写作30年,无论他有多么丰富的个人体验,都会把这种体验写完。那么这就需要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写作的素材——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历、把别人的故事当做自己的故事来写。可以说,后来我把外面很多的东西拿进了我的“高密东北乡”里来。

　　我在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写过很宏大的一个场面:就是2000年的新年之夜,高密的县城的中心广场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到这里来聚会,来迎接新年、倒计时,广场的上面有一座高高的铁塔,铁塔上面不断地变换着数字——倒计时记录新年的距离,而且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但是事实上,真实的高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场景的,高密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广场。那么这个场面是哪里来的呢?是源于我和几位记者2005年到日本北海道的一次采访。当时我们在北海道的札幌市的中心广场上度过了新年之夜,跟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在一起。那么我小说里描写的这一个场面就是在日本发生的。但是我把它放到了我的小说里、放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移植过来。那么在写作当中,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将来你们也会看到,你们从青岛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路过了高密,高密一马平川,是平原,别说高山了,连一个丘陵也没有。河流大多干涸见底,河里的水很少。我的小说里经常会出现沙漠,出现茂密的森林,出现很高的山脉,这都是哪里来的?这就是移植、想象。在《蛙》这部小说里,有一条波浪滔天的大河,河上有很多的船只,水非常深,但是事实上在高密的版图上没有这样一条河,我老家房子的后面有一条河,但是已经干枯多年了,去年才有一点点水。所以说小说家的真正故乡和小说家笔下的故乡,区别是很大的。但是它的根是从真正的高密东北乡生长出来的。我就是这样东拿一点、西拿一点,再加上自己的加工、想象,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王国。福克纳说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他让谁生谁就生,让谁死谁就死。那么我在文学创作中也有类似的体验。我曾经说过,我创造了一个文学的王国——高密东北乡,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我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我想这些经验与福克纳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