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

　　1986年6月，我陪同父亲（周汝昌）参加完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8月底就随他一同飞往美国。这次赴美，父亲是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请，以鲁斯学人的身份获得威斯康辛大学之访问教授，我则以研究助理获访问学者身份一同前往。

　　1986年中秋之前夕，我们到了美国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就在这座城市。麦迪逊城聚集着数不清的湖泊，我和父亲每天步行到湖边，风雨无阻。我们的寓所离威斯康辛大学不远，离大学图书馆尤其近，用不了几分钟即可到达。那里的书很多，可以自由选取，还可以借阅到不少港澳版书和国内不易见到的书籍，令我大开眼界。我常常自己一个人去那里为父亲借书，也顺便把我看到的“好书”借回来介绍给父亲。

　　等到熟悉了环境，协调了心绪，这年的年底父亲和我商量，酝酿构思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完成一本学术论著，才不辜负此行的辛苦和宝贵时光。他对我说，心里已经决定的一个主题就是“《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是定了的大方向，不想再改。我知道父亲此次是想试一试自己的思维能力，因为他曾流露出居住在离家万里之外而要讨论中华文化的问题有与身在家园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好比有点身在局外的味道了。我明白他写这个主题不是要给自己看，而是给美国或那些西方的读者看，让他们了解什么是《红楼梦》，什么是它和中华文化的关系。但这个主题规模范围太广大了，父亲决定先选几个重点作为开端，书册篇幅也不能过于繁重，于是就开始了试探阶段，而这一试就再未中断。

　　父亲把时间安排得很紧，1987年一开年，他就认真地动起笔来。为了这本不太大的书，他整整忙了6个月。而我，除了安排照料好他的生活之外，还必须赶紧把他刚刚落在纸上的文字誊写整理成章。记得当时用的稿纸还是威大教授赵冈先生送来的，上面印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字样。父亲令我竖抄繁体，繁体字我是认得的，可是有些字的繁体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写，只好边抄边学，等到这本书整理成形，我的繁体字也练得差不多了，这也是我受益此书之一端。

　　父亲的写作并不是从头到尾“一帆风顺”，常常有许多“意外”之事迫使他必须暂时停下来，比如替周策纵教授几次代课、外出讲学、参加会议等等，其时头绪之纷繁，对当时一位70岁的老人来说真是一种考验，尤其不易之处是过后还必须再把中断的思路重新“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