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年一愿酬——《石头记会真》创意到问世

　　此刻执笔为文，是2004年6月25号。回忆56年前的这一时节，正是我走访胡适先生并借得《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珍贵典籍，携回燕京大学“四楼”（未名湖畔的第四座“画楼”宿舍）。就在这年暑假期间，我与家兄祜昌费两月时光，抄得一部副本，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有正书局的《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

　　这是第一次提出“三真本”概念的历史纪程，这三部抄本是当时仅为世知的佳本。

　　《程乙本》是胡先生提倡，由亚东图书馆排印的，行世至解放后亦达80年之久。

　　我彼时年轻，说话憨直，胡先生并不计较，却立即复信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1948.7.20）

　　暑假后，自津返校胡先生就烦孙楷第先生（中国版本小说研究的首席学者）把一部二十册两大函的大字《戚序本》捎给了我。此书当时也很稀少，胡先生用报纸包好，以很浓的朱笔大字写在外面：“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

　　这就是“五十六年一愿酬”的开端。

手抄甲戌本第一回

　　正如胡先生所云，这个工程是太繁重了———但问题不仅仅是个繁重与轻易的事情。五十六年的经历，罄竹难书，也非局外人所能想象，那真是“为芹辛苦”，磨难千端，灾秧百态。

　　今天，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方告梓成。一愿已酬，百感交集！

　　胡先生早作古人，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而家兄祜昌亦在1993年辞世。他们俱不及目见这部印本，我不知以何言词表我心情，悲喜二字，是太简单太无力了。

　　56年了，在《红楼梦新证》的倡导和影响之下，早有专家本着捷足先登的精神作出了各种“校本”了。这时又印出《会真》，还有意义吗？

　　56年了，为什么不早些拿出来？难道如此意义重大的工程，就无一个“热情、侠义”之士，肯为伸出学术道义的援手，给以关切和支助吗？

　　———这么一问，问得我可真是满怀惭怍，自愧无词以答。

　　实际上，为了酬此夙愿，矢志无悔，也是曾经千方百计，不惜“捨脸”，向人求助过的。但命运还不如刘姥姥，她是脸没白捨，幸运非凡。我则一计无成，只能“忆昨西风秋力健，看人鹏翮快云程”。这五十六年的人情世态炎凉，是不寻常的。

　　56年的经营缔造，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特点吗？书名为何题曰《石头记会真》？此名有何意旨在内？

　　第一，这是个80回本，应服膺原作者最后定名《石头记》，以示有别于120回假“全本”《红楼梦》。

　　第二，“会真”是以真为终极目标，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斥伪返本，扫荡烟埃”；而“会”者，是会集已然发现的十多部旧抄本而进行大汇校，并在大汇校的基础上试行“写定”一部较近雪芹真文字真意旨的《石头记》；而“会”又含有体会、领会、赏会的复合意义。

　　“会”与“汇”的有同有异，就在于“汇”只表明是一个聚集；而“会”则在汇校异文、如何抉择取舍上更需要体会、领会、赏会，这种文化造诣作为一种无形的“尺度”。所以，这种大汇校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异文大罗列”的技术性工程。

　　这个尺度，不是玄虚的吗？其实古人早就说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每有会心，辄然忘食”。没有这种会心，亦即谈不上欣而且赏。这个尺度，可以是因人的水平而各有高低长短，却不能说它是玄是虚，那儿有“标准”在。

　　第三，“会真”的真，包括存真去伪，不必多说；还有一个“去疑”。这是说，在种种异文中，发现或有或无的字句，而那字句的风格笔致不类雪芹的，就成为“去疑”的触目点———我们将它用特定符号标出，以示可疑，恐怕有出于他人后笔增入的可能。

　　这也是鲁迅先生早已指出的：旧时小说的文字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即小说“闲书”不受尊重，读者主观认为“不好”之处，他提笔就在书上乱改。佳例就在面前：《甲戌本》上，有个孙桐生的浓墨乱改字，看了令人“中心作恶”。《庚辰本》也有很多无名氏的胡乱塗改，半通不通———这种自作聪明的妄人，至今也并不缺少。如不严辨，就糟蹋了雪芹，犯下了文化罪过。

作者周汝昌近影

　　第四，我们在十分复杂的异文情况下而抉择取舍，如何掌握一个“原则”，不是“死规矩”所能尽其能事的，比方说，常见的作法是“从众”，即以多数版本一致的则依，而舍其个别、少数。又如有一个“择善而从”。这听起来再好不过了，可实际上怎么才算“善”？就人各异见了。“字从字顺”，人们习以为“善”，奇一点儿，僻一些儿，即认为“不善”———于是校订的结果是将雪芹原笔的特色奇文，一一弄成了“千篇一律”的俗字俗句，不许这位大文豪有任何自己的“这一个”。我们引此以为戒，力避“一般化”的倾向与可能。

　　当然这就会出现一个认为我们“好奇”的嫌疑，发生一个“接受美学”的问题。把字定得冷僻奇异一些，“习惯”吗？能“接受”吗？这势必引发争议乃至批判。

　　举例而言：第五回凤姐的“曲文”不是“意悬悬”，是“意憗憗”。憗憗即齗齗，有执着、坚持、锲而不舍之义，与“悬悬”（担心，提心吊胆……）大异其趣。

　　又如，探春是“千里东风一舰遥”，不是“……一梦遥”。

　　又如，宝玉隔花窥见龄官画蔷，时当暑热，是“扇云可以致雨”不是“片云……”。扇是动词，在此念shān,阴平，若作“片云”，即是常言俗语，大大“一般化”起来，把雪芹的造字铸词的本色，全然“消灭”了！

　　此类甚多，不便尽列。

　　第五，我们的校订，还有“离开”了常规的特例，这主要是由书法知识而能以判断抄手之讹，疑不认识雪芹手稿的行草书体，一经点破，十分明了，也饶有趣味。这也属于能否接受的范围，因为从校勘常规来说那就“没有版本依据”而不敢相信了。

　　这种例，显得太大胆，逞臆断，不谨严……。但既能判断又何必犹沿旧错。这样作法是功是罪，留与公论讨究，如不足为训，存此一说，似乎亦无不可。（因行草书体在此无法排印，只得从略实例）。

　　这么说，我们的定字就一定都对了吗？谁也没有这么自封自证；只能是希望学习愚者的千虑，或有一得；而不敢自夸是“智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若只有“一”失，又何其幸也。我们的意愿是可取的，但实际作到什么地步那是又一回事了。但愿区区微悃能够得到读者研者的理解与原谅。

　　这部书是连正文带脂批一起校订的全本，因为这“全”是指当日作者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就已规定脂批是书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有异于后人的批点只是附加物，而可有可无了。

　　为创此书，不止“三易”其稿，也经历了“三抄”其家———

　　说来话长，今只简叙。三易其稿，是说这样的大汇校，异文繁複惊人，怎么表现在既展示全面情况而又显示出抉择取舍的理路，可以令人比较方便清晰地一目了然，并且留有思忖讨究的余地？这个“体例”以往无有先例可循，如果只是枯燥死板地罗列出千万条“某本作某字”式的校记，这非但不能“卒读”亦且不能成一部学术研究著作。我们作了各种试验，都不理想。最后才创成了本书现状的这种表现法，中间所费心思、精力、时间，难以尽言。实际是稿不止“三”易，至少有“五”了。

　　又怎么叫“三抄其家？”为了节省篇幅，我今只叙三次抄家的主题目与总因由：亡兄祜昌在每日力作苦耘之时，有一邻居“告密”，说他与胡适有“海外关系”，闭门在写“反书”！于是有一伙人就借题兴事，在我的所生地当作一件特大政治案件行动起来，几个部门联合行动，声势惊人，三抄之后，书籍手稿，一切资料片纸无存。最后是“扫地出门”，八口之家，因此没了立锥之地。……

　　现在印成的十卷本《石头记会真》，是在变故之后，落实政策允许著作之下，重新开始，是“白手创业”式，坚持不懈，百折不回而终于完成的。

　　经历已成历史，原不必说起；所以在此一提，是为了说明我们的物质条件、工作环境的艰难简陋，这会大大影响这部书的质量，就不言而喻。例如，祜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并无工作桌椅，是趴在一个小凳子上作这种繁重至极的大汇校的！其他可不必絮絮而陈了。

胡适致周汝昌信

　　我们兄弟二人一直力作到古稀耄耋之年，我目早坏，只能“读听”合作定稿。这种艰苦，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凭着一点虔诚，加上女儿伦玲的协作，由我将80卷大书逐字定稿，并为交待学术见解、定字理由，以“按语”的形式一一写明。———这不算“告成”，还有出版的大节目，多年碰壁，无人肯顾。最后得到二三位仁人君子之助，破格破例，玉成了此事。出版社为此一部书所费的心力，是可惊可佩的；仅仅社方设法特邀得力编辑与审校，就又花去了5年的光阴！

　　我们对这些无私相助者，五衷感篆。书是印成面世了，亦欣幸，亦惶恐。作得怎么样？能向众多读者、学者、关爱《红楼梦》的普天下热心人交待得了，过得去吗？

　　这就不能“拉客观”，诿过于种种局限了，主要责任由我定稿人来承担。一切失误不妥，敬祈惠予教正，希望还有逐步改进的机缘运会。

　　56年的大愿，总算成为现实。在红学研究史上，此书的出现应该有它应得的地位与价值，若能达到二百多年来比较系统全面地“斥伪返本”的初步成果，大体可以存于书林艺海、文化渊薮之间，个人的得失短长，就微末不足挂在心头了。谨此倾怀，敬祈垂鉴。

　　诗曰：

　　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几番浩劫邪欺正，百世沉冤绿转黄。

　　大化无忧文照耀，微诚有幸力惭惶。

　　最怜棠棣情难尽，故里春晖断雁行。甲申端午节后写记

　　附：抄去的书稿资料，并无人重视看管，曾流落在天津市内，友人发现零残遗册，送给了我。珍贵书籍中有胡适原藏大字《戚序本》两函20册，经我以数月的功力精校，将《庚辰本》的异文、朱批全部过校在胡藏本之上，一笔一划之异亦予体现，是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红楼》真本的校订，曾多方要求查找，竟无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