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社长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回忆往年，匡社长的教诲、关爱，我终生难忘。
1946年7月至1947年12月，我给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匡亚明当勤务员。那时匡老四十岁出头，我十三四岁，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首长，而且是我崇敬的师长，是和蔼可亲的长辈。
1946年年底，编辑部驻在莒南县东良店。一天上午，匡社长去华东局开会未回，我整理完房间后，坐在匡社长的办公桌前看《参考消息》。我知道《参考消息》有严格阅读范围，不能随便看。但我出于好奇心，趁匡社长不在偷看。看着看着，匡社长突然推门进来，我吃了一惊，急忙站起。待了了片刻，匡社长问：“小鬼，你在看什么？”我答：“我看《参考消息》。”他接着问：“看的什么内容啊？”“国民党军队打死我们多少多少人。”我答。他又问：“你信不信？”“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他耐心地对我说：“小鬼，《参考消息》是内部刊物，只供领导人员了解情况作参考用的。国民党为了制造舆论欺骗人民，中央社发的消息，大部分都是捏造的，不真实的。你年纪小，分辨能力低，看《参考消息》分不清是非，容易把思想搞乱，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不要有越不让看越想看的想法，以后不要看了，有空多看《大众日报》，你能做到吗？”我答：“我一定做到。”匡社长的一番话，我心悦诚服，受到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从那以后再没偷看过《参考消息》。
1947年4月下旬，匡社长因公去烟台，我也随行。五月上旬的一天，因我穿的布鞋前面开了口，又没带可换的鞋，我用积攒的每月发的四两烟钱，在破烂市买了一双旧皮鞋，穿在脚上觉得很新鲜，也很舒服。回到住处，匡社长看见后，吃惊地问我：“小鬼，你哪来的皮鞋？”我将皮鞋的来历和换鞋的原因如实地说了。匡社长微笑着说：“你这样做不好，你想过没有，如果革命队伍里，穿戴都按个人的欲望去做，有的穿布鞋，有的穿皮鞋；有的戴军帽，有的戴礼帽；有的穿军装，有的穿大褂，那不乱套了嘛。你的鞋坏了，你应该和我说，我可以想办法嘛。”匡社长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自已错就错在鞋坏了不向匡社长报告，而自作主张买皮鞋；还错在图好看，不买布鞋。接着匡社长给市政府写了一个条子，叫警卫员李福兴去给我领了一双布鞋。这件事，又使我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纪律教育和艰苦朴素教育。匡社长对我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在此再说三件事：
第一件，我从小酷爱枪支，到报社工作后，看到匡社长、警卫员都有枪，而自己没有，我非常羡慕，因此时时都想有支枪。1947年初，鲁南大捷以后，匡社长陪同陈毅司令员到鲁南前线视察。在临走之前，我一再要求警卫员李福兴，到前线以后如有机会，和匡社长说说，给弄支枪回来。结果他们回来后，真给我带回来一支短小、轻便的加拿大冲锋枪，还有两梭子弹。李福兴告诉我枪的来历：当他们乘汽车到达前线后，看到战场上缴获的武器堆积成山，李福兴便把我想要枪的事和匡社长说了，匡社长让他去和看守武器的战士说说，就这样选了这支适合我用的冲锋枪。匡社长问我：“小鬼，这支枪好不好？”我高兴地说：“好，好！”他让李福兴和我到村外试射两发子弹，教我学会用枪；还给我规定了两条：一是要爱护枪支，经常擦拭；二是不要玩枪、随便子弹上膛，以免发生意外。这支枪我爱不释手，打饭、送信都挎在胸前。有了这支枪，大大地振奋了我的革命精神。
第二件，1947年春节前夕，我看到家家户户准备过年，由于自己第一次在外过节，因此想家，表现得情绪低落、沉默寡言，有时坐在一旁发呆。匡社长看透了我的心思，问我：“小鬼，怎么不高兴，是不是快过节了想家？”我“唉”了一声，如实承认。匡社长说，你年纪小，又是第一次离开家过节，想家是难免的。但是现在形势不稳定，报社随时都可能转移，因此不能回家过节，而且你一个人在路上也不安全。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给家里写封信，说说你的情况，给父母拜个年，不是也很好嘛。小鬼，你说好不好？“好！”我爽快地答应了，匡社长还给了我两张信纸。这是我第一次写信，当写完信寄走以后，我心里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落了地，一身轻松。匡社长说的话和给我出的主意，解除了我的思想包袱。春节到了，我在报社过了一个愉快的、别开生面的节日。
第三件，1947年2月20日前后，根据形势的变化，报社驻地转移到莒县，编辑部驻西高柱村。转移的那天，我正患重感冒发高烧，神志昏迷无法行动。匡社长将我托付给房东临时照料。匡社长走后的第四天，警卫员李福兴骑着马，牵着匡社长的大白马来接我。这时我的病好多了，当我到了西高柱村时，匡社长亲切地询问我的病情，他看到我的身体比较虚弱，还有点发烧，让我先不要工作，继续休息，还让李福兴通知伙房给我做病号饭。这一切使我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
1948年初，我离开了匡社长，被调到报社印刷厂干排字工作。从此以后，38年没有与匡社长见面。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渴望见到匡社长，但始终没找到机会。直到1986年的秋天，我出差去福建，回来路过南京时终于见到了匡老。经我提醒匡老认出我后，哈哈笑着说：“许多年不见了，你从一个矮小的少年长成了山东大汉，不认得了！”匡老还兴致勃勃地谈了前一年（1985年）参加大众日报社在临沂召开的报史座谈会和走访创刊地的情景。那年匡老已八十出头，身体很好，思维敏捷，精力旺盛，说起话来谈笑风生。我去南京之前，在福建买了一条“三五”牌的烟，想作为见面礼送给匡老。在我与匡老告别前将烟给他时，他拒绝了，说：“烟，我早就不吸了。你看，我的室内桌上没有烟，来人也一律不招待烟，烟你带回去吸吧。”这件小事，使我感受到匡老当年的直率、淳朴犹存。
1991年秋，我借去庐山开会的机会，在回来的路上又一次看望了匡老。那时匡老已86岁，上次见面已过去5年，他还能认得我，我真佩服他的记忆力。在谈话中，匡老很关注大众日报社的发展变化，他提了一些问题问我。我告诉他，报社在经十路东端建了一座办公大楼，不久前已迁入办公，改善了办公条件，他听了很高兴。除此之外，报社的内部情况我知之甚少，没有满足匡老的愿望。离开匡老之前，向他提出合个影，他高兴地答应了。可惜我的老式相机没带闪光灯，室内光线不足，结果冲洗出来的照片很不清晰，但我仍珍藏着。这次相见，成了我与匡老的永诀。
2001年清明节，我专程去安葬匡老部分骨灰的《大众日报》创刊地——沂水县云头峪村，给匡老扫墓。我伫立墓前，深深沉浸在无限怀念之中。
责任编辑：陈宏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