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开始写作不久，就个人订报，直到后来调报社工作。转文艺界后，在济南有了小家庭，又接着订。至今五十余年，没有间断。个人订报前，上抗日小学，看老师屋里公家订的那份。“文革”后重新工作，复刊的《山东文学》和省艺术馆在一起办公，省艺术馆资料室有早年的《大众日报》，我空余中借来，将创刊后到1942年那一段，补读了，并作了摘录。一大本子摘录，今仍在手头。这样，我算一天没漏地读了咱们报。
说起来，报纸创刊，我才7岁，人们不会想到，我用“补读”的办法，读了一段似乎不可能读到的报纸。
我的小家庭，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正是家庭困难时，人口多了，负担重了，后来又连续几年受错误批判，写的作品不让发表，减少了生活上那点小小的补充，但仍然坚持订报。直到“文革”后恢复工作，有两个孩子参军，生活情况好转了。从那我订的报纸，种类增多，就是办公室有《大众日报》，我自己那份也一直保持订着。
早年老祖母就发现，她孙子，不光是个写稿迷，还是个读报迷。那时，做梦都听见邮递员敲门：“来报了！”个人学习上的求知欲，农村文化生活中的需要，更是久而久之产生的感情，这个“迷”，越来越深。报纸成了时时不可分离的心上人和友伴。就是报纸发表批判我的文章那个时候，我对它的感情也没有变化，照常天天读，并继续将重要的珍存起来。我知道那不是我“娘家”人的事，他们是“奉命”，也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原因。待平反后重新发表作品，不是他们首先热情发稿嘛！
一个好作者，不可能不是一个好读者。那种被称为“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不可能是个“以事业与生命划等号”的人。有一年我去广州开会，中间拜访老作家秦牧，见他订了二十几种报，我想难怪他写了那么多知识丰富的好作品。眼下，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十余年，我的家庭订报，一直保持在六七种。每天约有半天在读报，我读了，将重要的，画了红圈，让老伴再读。画的红圈，有的一个，有的两个，还有的三个，包括省内外、国内外重要消息，重要通讯、文章，再是那些丰富多彩的历史旧闻、生活知识，副刊上好的作品。老伴在忙家务的空余中，也是争分夺秒地赶。“我总算赶上了！”实际上，她也是个读报迷，是读报迷带出来的读报迷。她有时打趣地说：“我这辈子，是走不出你的‘圈’了！”
说起来，报纸创刊，我才7岁，人们不会想到，我用“补读”的办法，读了一段似乎不可能读到的报纸。
我的小家庭，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正是家庭困难时，人口多了，负担重了，后来又连续几年受错误批判，写的作品不让发表，减少了生活上那点小小的补充，但仍然坚持订报。直到“文革”后恢复工作，有两个孩子参军，生活情况好转了。从那我订的报纸，种类增多，就是办公室有《大众日报》，我自己那份也一直保持订着。
早年老祖母就发现，她孙子，不光是个写稿迷，还是个读报迷。那时，做梦都听见邮递员敲门：“来报了！”个人学习上的求知欲，农村文化生活中的需要，更是久而久之产生的感情，这个“迷”，越来越深。报纸成了时时不可分离的心上人和友伴。就是报纸发表批判我的文章那个时候，我对它的感情也没有变化，照常天天读，并继续将重要的珍存起来。我知道那不是我“娘家”人的事，他们是“奉命”，也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原因。待平反后重新发表作品，不是他们首先热情发稿嘛！
一个好作者，不可能不是一个好读者。那种被称为“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不可能是个“以事业与生命划等号”的人。有一年我去广州开会，中间拜访老作家秦牧，见他订了二十几种报，我想难怪他写了那么多知识丰富的好作品。眼下，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十余年，我的家庭订报，一直保持在六七种。每天约有半天在读报，我读了，将重要的，画了红圈，让老伴再读。画的红圈，有的一个，有的两个，还有的三个，包括省内外、国内外重要消息，重要通讯、文章，再是那些丰富多彩的历史旧闻、生活知识，副刊上好的作品。老伴在忙家务的空余中，也是争分夺秒地赶。“我总算赶上了！”实际上，她也是个读报迷，是读报迷带出来的读报迷。她有时打趣地说：“我这辈子，是走不出你的‘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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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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