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帮助我战胜疾病

　　我1923年3月出生在枣庄市税郭镇。“七七事变”时初中二年级辍学，1938年与父亲、姐姐一起参加革命，1939年在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任机要员。1939年秋冬之际查出了肺结核，部队为了照顾我，派我回鲁南军区任情报员，边工作边疗养。
　　那时得了肺结核没有特效药，就像现在得了癌症一样，几乎是不治之症。因此我情绪低落，非常苦闷。不料1940年姐姐又在春季反“扫荡”中牺牲了，我痛苦万状，更加悲观。首长们都劝我要理智对待，并鼓励我要以革命的乐观主义与疾病作斗争。为了排除悲观的阴影，我就到《大众日报》上寻求解脱。我爱好文学，当时在某日副刊上发现一首何为的《春蚕》，某日又看到赖可可的《陆房突围之歌》，真是音韵铿锵，动人心弦。我反复诵读，很受启发，认识到自己如果能像春蚕和突围者那样不怕牺牲不怕死亡，得了肺结核有什么可怕呢？横竖不过一死，不如努力工作，即使死了也能为革命做点贡献。姐姐已经牺牲，痛也无益，悲也无补，又何必深陷烦恼？从此我振作起来，除天天看报研究形势外，还根据情报工作的要求在努力建立发展情报网的同时发展了一位爱国商人——本家哥哥刘全恩为业余特别情报员。因他经常出入于枣庄徐州一带的敌占区，不仅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经我介绍他与一一五师后勤部的黄科长相识之后，他还先后从敌占区为我军买来了西药、布匹等军用物资，还买来一部石印机，帮助一一五师建立了印刷厂。当时一一五师和边联县发布告和印行“鲁南流通券”钞票，都有这部石印机的功劳。看看自己的工作有了成效，我心里也开了花。1942年鲁南根据地在敌伪顽夹击下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这年秋天《大众日报》刊出了《胜利在前，曙光在望》的社论，使我受到极大鼓舞，也大大增强了我用革命乐观主义与疾病斗争的勇气。
　　由于受姐姐牺牲的刺激，父亲犯了冠心病，母亲还得了附骨疽，同时我的肺结核也有加重。1942年秋鲁南区党委为照顾我们父子疗养，派我们到兰陵西部敌占区去做地下工作。到兰西后，兰陵县委听说我是中学生，给我一本《大众日报》的通讯员手册，叫我当《大众日报》的通讯员。通过学习手册我才知道一篇新闻稿必须具备“五个W”，从此我便根据写作要求和兰西区委提供的信息写新闻稿。1944年调回根据地，父亲到鲁南行署，我到三军分区第二医务所任伤病员文化教员，仍是边工作边疗养。这时我的稿子开始见报，《鲁南时报》上几乎每月都有。1946年根据地里霍乱流行，我写了《动员起来开展社会卫生工作》，第一次发表了在前面署名的文章。
　　因为我经常写稿，赵镈县委通讯干事董亮建议组织把我调到鲁城区任文助，我支后结束了该区工作3年没有见报的历史。1949年县委调我任民运部秘书，从此我的稿在《大众日报》上获得丰收。1950年苍山和赵镈两县合并为苍山县。县委任我为政策研究员，后又提任秘书。1950年5月，《大众日报》刊登了我1949年冬下村总结劳模赵廷海办互助组的经验而写的通讯《我可知道变工组的好处了》，此文刊出后当年被山东新华书店选编入《模范互助组》。由于我的稿件都是结合给县委地委写报告写出，既做好本职工作又不增加多少额外负担。结束土改时我兼土改办公室秘书，全县一百多人的土改工作队请示报告都经我手，我还编写着《土改通讯》，并亲自刻钢版。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有了大量资料和写作素材，这时我不仅向《大众日报》供稿，而且同时向《农村大众》、《解放日报》、《华东土改通讯》等报刊投稿，采用率都很高。1951年开展“三大运动”期间，《大众日报》在第一版连续发表了我写的苍山以抗美援朝为动力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的报道，同时我给地委写的报告也有几次被地委批转全区。
　　我写稿与本职工作结合，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作到了以革命乐观主义与疾病作斗争。1951年临沂地区医院内科权威于益礼到苍山时，给我检查后建议我立即休息，县委书记刘跃华也同意我休息，但我考虑我多年坚持工作肺结核也没大发展，因此回答现在土改工作很忙，还是等以后再说吧。一年后我去地区医院检查，于大夫说“你现在身体状况很好，已经不需要休息治疗了。”身体状况好转，不正是有《大众日报》的一份功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