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改革驱动新三驾马车 七大支柱构成改革蓝图

　　■从金融体制改革来看，未来的主要方向是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项国家战略，它既是对高烈度货币竞争的正面回应，也是借外部压力倒逼国内新一轮改革的契机，犹如当年加入WTO。

　　■升级三驾马车即深度城市化、大消费和人民币国际化，并重新启动增长引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新一轮系统改革必将增强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建立起科学发展的内循环机制，也将逐渐推动中国经济的再度上行，并以7%左右的速度从人均GDP6500美元增长至13000美元，在10年内冲出中等收入陷阱。

　　七大支柱构成改革蓝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关于改革一盘棋的顶层设计，我们判断这张蓝图由七大主要支柱构成。

　　首先，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的基础。在整个改革体系中，行政体制改革是最先行部分。作为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的起点，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其主导方向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领域更多发挥市场配置作用，在社会领域更好利用社会民众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

　　其次，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要素价格改革，它们既是一揽子最小改革方案的内核部分，也是对1992-1994年价格-财政-金融整体但又未尽改革的最新呼应。

　　从财税体制改革来看，上一轮整体改革中，推出了分税制，并形成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体系。在那个历史阶段，该税制确实为中国推进国家基础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但时至今日也积淀了不少弊病。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中央和地方分配不合理，事权与财权错配。中央占据税收的大部分，地方财政相对紧张，这也是土地财政的主要成因。2）预算执行不力。目前已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政府部门公开了“三公”账单，但公开的预算账本过于简略，难以深入了解。而且支出结构不合理，过于偏重经济建设性支出，而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支出比例偏低，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方向相背离。3）土地财政。土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畸高，也是地方融资平台套取银行杠杆的手段。土地财政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被房地产绑架，银行亦卷入其中，形成了巨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4）税制结构不合理。营业税、增值税双重压力，个人边际税率偏高，一方面压制了企业盈利能力，另一方面不利于个人消费扩大。

　　未来的改革方向或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全口径预算监督，土地收入、国有资产全部进入预算内，着力提高预算透明度，酝酿《公共财政法案》。2）配合营改增，再度调整中央和地方分配比例，做到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上收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可能存在地方保护和重大外部性的事权。3）调整税率和科目，降低企业税负。个人税制方面的调整则具有结构性，一方面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水平，另一方面加大财产税（房产税等）征收力度。4）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分开，提高社会性支出的财政占比，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从金融体制改革来看，未来的主要方向是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项国家战略，它既是对高烈度货币竞争的正面回应，也是借外部压力倒逼国内新一轮改革的契机，犹如当年加入WTO。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关是资本账户开放，应该会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并力争在2015年前后实现资本账户基本可兑换，2020年之前实现完全可兑换。

　　而这需要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深化三者同步进行。预期未来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从长期到短期，存款浮动空间会进一步扩大，直至完全放开（期间也可能借助大额存单）；汇率市场化方面，波动幅度会进一步放开，形成机制会更加合理；资本市场方面，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多层次资本市场会日益壮大。债券市场逐渐发达，互联互通性更好；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体系，使之更加规范和开放；同时完善投资者保护和稳定回报机制。

　　金融体制改革的作用是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形成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丰富金融产品和投资选择；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增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和促进消费金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晴雨表能力和定价权的大型国内金融机构会逐渐成长起来并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

　　就要素价格改革领域而言，目前极度困扰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是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中国要素价格普遍偏低，尤以水、电、气等为甚，这本质上是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并纵容生产者低效利用能源、资源，危害环境安全。要素价格改革是未来推进泛环保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并对中国工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起到鞭策作用。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电、用水、用气等阶梯价格制度，完善水电上网价格形成机制，并推进资源税和环境税优化，将会理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和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

　　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则是新时期进一步释放土地和人力两大核心生产要素活力的关键，更关系到城镇化目标的实现以及农民利益的保护，事关经济社会稳定以及长远发展。未来的改革方向主要包括：征地制度改革，国家对土地市场的调控由微观转为宏观，更多的由市场决定土地的供给、开发和利益分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这应该是改变同地不同权问题的最好突破口；以及农地市场化流转，这是发展规模化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趋势的要求。

　　最后，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主要改革方向是国有资产覆盖领域的调整和国有资本的有序进退。国有资产必须进行分类管理，这是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以及确定合适的国有经济布局的基本前提，只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实现相对控制，而其他一般性竞争领域则应该是完全交回给市场。即便是在国有经济已经形成绝对优势的金融、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等领域，也可以进行产权多元化，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民资或者外资，实现国退民进，打破垄断，搭上市场效率的便车。

　　改革推进需要协调配套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嵌套的系统性改革，这个复杂系统的全面解决方案，靠独自或者局部的摸石头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中国的改革历来是实用主义和问题导向。深水区中的这些改革都存在不少难点，因而也都是重点。而七大改革的协调和配套推进将有助于解决当前诸多的热点和痛点问题，正如严复所说“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七项改革之间存在重要的逻辑次序和关系：1）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新一届政府已经取消和下放了221项行政审批事项。下一步预期将积极有序有效地推进，继续向市场、社会、企业放权。特别重要的是，正在进展的中美BIT等谈判规则将确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会从根本上消解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权。2）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3）土地和户籍改革则是下一步释放新型城镇化增长动力和活力的关键；4）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

　　从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在不断推进。然而，一些审批项目取消和调整后未能建立后续监管制度或承接平台，导致管理混乱现象，造成许多漏洞和隐患。同时，一些旧的审批项目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因此，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仍需建立长效机制。同时必须强化监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接受群众监督，把政府权力放在阳光下公开运行。

　　下一个十年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逻辑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发展速度，有说7%-8%，有说5%—6%，我认为7%左右即可。对于中国来说，下一个10年特别重要，“干得好就是欧美，干得差就是拉美”。今年是一个转折之年，我们可以预期今年秋天大概率可以拿出一个具有最小公约数性质的整体改革方案，目标是继续推动增长。升级三驾马车即深度城市化、大消费和人民币国际化，并重新启动增长引擎，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新一轮系统改革必将增强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建立起科学发展的内循环机制，也将逐渐推动中国经济的再度上行，并以7%左右的逃逸速度从人均GDP6500美元增长至13000美元，在10年内冲出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可以把下一个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和逻辑概括为：七大改革驱动新三驾马车，全面升级中国经济。

　　——以深度城市化替代过去的“伪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结构，创造有效需求、扩大有效投资，扬弃而不是抛弃GDP锦标赛。深度城市化是一个农民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市民公民化的过程，它将产生出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以收入分配改革为保障下的大消费和消费升级替换原来的消费不足，如果前面几项改革理顺了，则期待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就能水到渠成，将有效提升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最终形成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缓解过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态，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壮大。充分而且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网，可靠的财产性收入和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将有效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意愿和能力合二为一。

　　——以人民币国际化替换一般贸易出口，从输出廉价制造产品，升级到对外输出工程、服务、高附加值商品以至资本和货币。沿着贸易人民币、金砖人民币、马歇尔人民币、石油人民币、商品人民币、离岸（欧洲）人民币和地缘安全人民币，逐级攀升多点并进，最终获得国际铸币权和定价权。

　　在更新了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基础上重启经济系统，这将是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向上趋势，新一轮系统改革必将增强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建立起科学发展的内循环机制，也将逐渐推动中国经济的再度上行，并最终迅猛地冲出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深度城市化的要义在于人的城市化，包括及时升级城市管理方式，具体在于通讯网络、城市管网排水及水处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城市基础设施升级，以及创建绿色智慧城市与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新型城镇化必然要求城市承载能力的提升，“美丽中国”战略更将环保的重要性推向空前的高度，污染治理、资源再生、生态修复等都将成为深度城市化即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