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产能过剩

　　郭生祥

　　月有阴晴圆缺，市场有起伏盈亏。有时候短缺，有时候过剩，似有一定地定数。经济周期难以避免，因而短缺和过剩也难以避免。但是如果经济周期中总是某些领域过剩，某些领域总是短缺，则这种现象或多或少还是有某些特殊性。

　　的确我们分析历史上各国经济周期，其中CPI的周期性主要体现在构成CPI的主要对象上，但是PPI的周期则不一定老是那几种大宗商品，随着生产力主要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大宗商品周期上，就可能一段时间是这，另一段时间是别的，总会有些变化。

　　本来中国工业化一直是迫切需要的，照说工业品过剩现象应该比较少，但是我们观察到建国以来，不是说整个工业品过剩，而是局部过剩现象并不少见，1980年代之前，有些时候有计划、按比例没有搞好，于是出现局部过剩，但是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制造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则是常见现象。

　　相对地是通过对中国经济周期的观察，中国的过剩很少是农业、服务业、高科技过剩的，这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些领域从来都可能是短缺或者紧平衡的，即使富裕估计也不多。

　　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经济周期这种现象，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对于中国来说，既有一般的市场经济周期共性，也有中国特殊体制机制造成的特殊性，比如由于所有制、要素权益、市场准入长期政策性差异，在投资、信贷、价格、市场长期存在政策性的偏向，在这种长期的偏向中，比如既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有城乡要素价格差，还有国有、民企之间的信贷、市场准入差，由于这种长期的差异累积，使那些长期受到鼓励的对象，不能合理反应应该承担的政策性成本，因而其价格表现是不全面的;反之受到抑制的也是一样，长期被政策抑制的成本得不到补偿。

　　因此前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偏好于国内销售，因为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则又只得依赖外销，因为只有在外销中才可以得到更多投资、信贷、汇率、市场准入等各种直接间接补贴。而后者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都难以得到必要的补偿，因而总是难以进行再生产、扩大再生产，造成至今都处在极为原始落后的状况。

　　其实这种好的越好，坏的越坏，不光城乡、工农业、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就是同在一个城市，有的马路不断地被翻修，最后演变成政绩工程中的明星，后者总是难以被关注，春风不度玉门关，因为上级看不到。这其实也是以上习惯性偏差导致的，是政策自觉不自觉地延伸。

　　因而在新中国经济周期中，凡是被政策过度关注的则特别容易过剩，反之则特别发展不足，因为那种发展过剩的，往往不单有市场因素，还有政策性因素，是二者的叠加，政策性因素习惯削低补高，让低的更低，高的更高，与市场因素呈现相反的现象，市场本身有一种自我均衡力量，由于这种政策性偏差使一个地方的充分发展牺牲了别的地方的基本发展，典型的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及某些领域的产能过剩，就是这种追赶型体制机制造成的原因之一。

　　由于三农长期不受资本技术关注，中国很多时候农业发展是不足的，因此过剩的时候并不多见，倒是周期性短缺的记忆往往叫人印象深刻。

　　同样由于广义的教育投资不足，以及对存在于市场中的创新关注不够，所以，创新很少过剩，反而长期不足。

　　对于服务业，特别是在航运、商贸、金融、社会、专业、文化上的服务业，长期重视不够，新兴服务业总是发展不足。

　　这一个习惯性地周期性过剩，一个政策性习惯被压抑，造成了中国特殊的经济周期现象，所以，中国经济周期严格地说应该分为两大类：1、市场周期性，2、政策性(体制机制)周期性。

　　治理前者主要有三个办法：1、充分发挥资本自我扩张、自我设限、自我掌握度的办法;2、充分发挥专利自我扩张、自我设限、自我掌握度的办法;3、充分发挥品牌管理自我扩张、自我设限、自我掌握度的办法，万一这些还是不行，那市场办法还有：1、兼并重组，2、破产拍卖。

　　治理后者主要是矫正以上三个扭曲：1、在所有制上一视同仁，中国目前的所有制对国有资本还是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地位，认为这是执政之基，而民营资本、三资企业尽管不再是补充地位，但是真正的还是老二的地位，国民待遇原则应该是一视同仁;2、要素权益平等，逐步让国有、集体要素平权、确权、维权，最后完全达到同权同利;3、市场准入要一视同仁，针对国有、民营、三资要一碗水端平，让其在同等条件下机会均等、自由竞争。

　　如果还是有产能过剩，那实在不行，只有关、停、并、转，至于腾龙换鸟，相当于成建制的转，则是摆在稍后的选项。

　　1980年代在治理过剩的时候，对于一些楼堂馆所当时的政府采取的是直接关停，所以不少烂尾楼现象较为普遍。历史上我们对于关、停似乎并不陌生，但是这显然需要一个强势的改革政府。显然关停并转中的并转，给人印象最深的时候是朱镕基时代，那个时候的结构调整幅度之大基本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具有标志性的是1994年之后的抓大放小、2000年前后对大学的重组。美中不足的是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只能是典型地行政主导，而不是市场的兼并重组，关停并转有些简单粗暴，没有充分注意到并转对象的人财物的契合度，有些一刀切的感觉，忽视了企业内生的兼并重组动力，对于市场份额、无形资产，自以为是左荷包和右荷包之间的关系，都是国有资产，因而就没有给予相当地关注，使并转的经济溢价效应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但是都是国有还是相当于内部人调整，相当于内部精兵简政、减员增效，但是这样一个举动终究还是忽视了市场兼并重组中的溢价效应。

　　与简单地行政关停并转不同，市场的兼并重组，一是讲求了企业内生的契合度，二是讲求了市场效率优先原则，三不是简单地实体资产直接地相加，还涉及市场份额、无形资产的重组。以上所说的恰是中国面临八九之后较为紧张的国际环境，以及九七之后较为困难的亚洲金融风暴局面，而且处在体制机制转轨时期，加上都是国有，因而只是简单地关停并转，就没有考虑太多。

　　但是自那以来，中国的兼并重组价格似乎多是朝下的(当然中国资本兼并外国企业除外)，这与欧美兼并重组动不动就是溢价多少多少的有些相反。

　　如果兼并重组价格总是朝下，自然就没有多少人喜欢兼并重组了。

　　在市场条件下，兼并重组如果你不承认被兼并重组对象的市场份额价格，在强行被并转的时候，它可能就采取转移的方式、甚至“地下”的方式卷土重来。说句不好听的话，即使是假冒伪劣，在兼并重组中也要考虑对方一定的市场份额价格，因此，政府如果要提倡兼并重组，还是要适当给些财政支持、国企投资支持，或者减免税支持，至少要提供一些优惠优先，否则，并转的正向选择还是难以有效展开的。

　　为什么西方每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兼并重组就兴盛起来，而且大家都乐意被兼并重组，而东方则不行呢?有的说东方把自由市场上的杀价机制带到了这个市场，习惯出价太低，喜欢抄底，有的说东方商战算计过多，没有多少法治规范，有的说兼并了，担心重组后的“二心”，总之，似乎还没有形成一种正向选择的兼并重组文化和习惯。

　　另外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使很多人都不愿意被兼并重组。有的说兼并重组的各种行政手续、法律保障、市场文化还在培育过程中，使得这种选项安排的成本太高，近期还不如上市、发债、信贷，或者直接创办新企业，对那些中小企业好死还不如赖活。

　　正是中国市场缺少这个兼并重组的习惯和文化，市场缺少这么个关键环节，市场对于资本投资的出清机制还没有形成，于是大量地产能过剩现象、浪费现象、假冒伪劣现象、不合作现象，就特别多，因为对这部分企业确实没有一个好的出口，四处的路都被堵死了，自然各种乱象就层出不穷。

　　根据西方市场经验，在经济危机期间，在转型升级的压力下，具体到现实企业最优路径就是兼并重组，在兼并重组中，实现分工合作，从而在统一的资本、知识产权、品牌经营制度安排下，达到供需有序化，倾向于紧平衡，产能效率不断提高，供给基本平衡，迫使技术改造不断加码、产业不断升级换代。

　　针对中国市场还不习惯这种兼并重组，如果企业暂时不愿意，政府可适当财政税收引导，等尝到甜头后，就可能从不排斥到形成一定地偏好，最后形成一定的习惯，这样就可能使兼并重组形成面对转型升级的长效机制、常态机制。

　　应该说这是成熟市场经济屡试不爽的经验，舍此既不得要领，也得不偿失。

　　总的来说，简单地关停并转，或者腾笼换鸟，还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手段和方式，针对国有企业管控，也就是内部人可能还有效，但是对于市场则显得不太合时宜。

　　前几年广东较为提倡腾龙换鸟，当时我就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旧鸟换了新笼，相当于新瓶装了旧酒，既有第二次污染的可能，也有第二次创业的可能，得不偿失，在今天信息互联网网、物联网下，随着交通日益方便和发达，市场远近配置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关键的是市场供需是否是紧平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能依然过剩，无论怎么腾龙换鸟都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何况如果新鸟进了旧笼，相当于穿新鞋走旧路，这旧路的成本是不是太高，还是未知数，而且彼此契不契合呢，只有天知道。

　　兼并重组，按照市场原则再次有效重整资源，再分市场，重新调整产能，内外再次分工合作，一是老树可以新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二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可能促使许多创新铁树也可以开花。

　　总之，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也就是市场周期低迷的时候，如果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倒逼很紧急的时候，1、关、停，关相当于破产，停相当于休耕轮耕之类的，2、并、转，并就是兼并重组，转相当于腾笼换鸟，当然如果这一切是要转化成市场化的，而不是过去那种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总的还是可以为之的。总之，采取市场原则，实事求是，讲求内生外生的自觉自愿，尽可能做到优化配置，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某种程度上说，任何一个企业其无形资产相对于有形资产，在兼并重组中，都具有更为宝贵的一面，尤其是那些创新资源，无论成败，如果能够被很好地吸纳，那是企业创新资源的宝库之一。大多数创新资源相比有形资产更具有叠加效应，往往在兼并重组中，会大大提高创新的活跃度，很多时候都可能使一些难产的创新，也可能会铁树开花。

　　总之，许多兼并重组对于创新来说，就不是1+1等于2的问题，很可能是1+1远远大于2的问题。

　　这就是我对中国特色的产能过剩的思考办法，既整合资源、规范市场，鼓励兼并重组，促进创新在兼并重组中实现1+1远远大于2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