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不良风气生成蔓延

　　刘云山同志在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强调，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并指出改作风要坚持防风与整风并重。防治不良之风，既要预防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问题，即从思想深处培育正气、防微杜渐；也要使风止于林莽之间，即从制度上构建硬约束，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样的综合布局和基本要求，既符合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也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

　　防治不良之风需要禁邪于未萌

　　领导干部作风具有示范效应，需要慎初。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际，强调的是良好作风防治的始发意义。战国时宋玉在《风赋》中把风气描述为：“风起于青萍之末”，原意指风从地上产生出来，开始时先在青萍草头上轻轻飞旋，最后会成为劲猛彪悍的大风。现代系统论的蝴蝶效应也是这样的原理，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有时会导致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

　　对于作风建设的发生学探究，旨在超前预防、防患于未然。《汉书》中把周朝治理的成效总结为“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黄帝内经》也认为“圣人不治已病治本病，不治已乱治本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正因为公共权力具有特殊性和自我膨胀的特点，作风建设就要防微杜渐、善始善终；正因为领导干部活动的“场域”广泛，影响面广，作风建设就要慎独、慎初；正因为现代社会新闻的扩大效应，领导干部要树立社会公众中的示范效应，所以要谨言慎行。

　　在现实生活中，容易产生微澜之际的问题恰好是领导干部在亲情、友情、爱情中渗入了权为私用的问题，很多干部正是超越原则、超越权力边界为朋友、亲属办事中风气逐渐变坏的，一些干部是在爱好、嗜好中渗入了权钱交易而产生问题的，恰好是“小事”、“小洞”不补、不慎而逐渐累积成为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严重后果。

　　在内心世界培育浩荡正气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水有根，故其生不止。作风是素质的外在表现，群众正是从党员的个体形象观察和分析党的整体形象和风气的。因此，个体素质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本源性的作用。孔子认为做人做事要坚守根本，即“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每一位执政者在内心世界里立得正，才能在与人交往中行得端，才能在工作事业中走得正，才能禁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经得起考验。对待权力和事业要正心诚意、心存善念、心存敬畏，这是好的风气产生的内在条件和内在因素。孟子认为，君子要培育浩荡之风、浩然之气。他主张：“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如果领导干部内心充满的是人间正道、是大原则，是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是对组织的忠诚和职责的尊崇，处理问题时考虑的是公众利益和群众的冷暖，这就是浩然之气。因为心中有大局、所以不敢为屑小事情羁绊；因为要为长远谋，所以不愿计较眼前得失；因为心中有正气，做事就会有锐气和朝气，就会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就能抵制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俗气。

　　好的作风需要领导干部上行下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正如柏拉图所言：“自制是一种秩序，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控制。”作为执政者，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注重修为，而这种修为所引发的教化效应、示范效应和凝聚效应在社会治理中更具长远意义。荀子说得好：“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

　　整治风气需要制度的硬约束

　　从治本的角度讲，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当然，传统文化中治理社会主张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正如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东汉名臣崔寔主张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但传统中国并没有构筑起从上到下的健全的设防制度，束缚官员欲望释放的礼制等终究也是漏洞百出。

　　现代政党无论治国理政还是从严治党，都需要制度的硬约束。制度能够合理规定相关工作部门的边界和合作原则，即制度不仅规定了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为边界，同时也暗含了相关部门的权力边界。党的十八大对制度建设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即“系统完备、科学合理、运行有效”，党风建设就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逐步完善制约权力、不容突破的“笼子”。

　　需要强调的是，作风建设不能停留于说教和详细列题目，而是明确处罚标准和处理细则。不合法和出轨行为只有受到处罚、付出代价才能回归或者消除，这样的处罚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纠偏，也是对组织群体的警示和提醒。领导干部把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要在行为示范上做出样子，也要在制度建设上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严格要求。汉代荀悦在《申鉴》中说的就是“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

　　构筑社会监督的防护网

　　根治不良之风，需要铲除不良之风得以产生的土壤，这就不仅需要增加组织约束和制度约束，还要强化社会评价、舆论约束。智慧的古代人劝诫当政者，“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以人民的评价作为行为准则。

　　将党风廉政之根深扎在群众的土壤里，提高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这就是社会善治的基本要求。社会的荣辱观、是非观、美丑观，是约束人的思想行为的有效手段。人民群众自然成为社会监督的主力，是判断社会风气清浊的标准，社会监督是优良风气的孵化器，也是不良风气的杀毒剂。现代制度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也表明，好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正向行为的助推器。社会评价与舆论影响，民间的监督，选择青史留名还是遗臭万年，是具有终极评价成效的，评价的标准就是人民群众，这是终极意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