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对于刘国松的相关评价

“原本结构明确，笔法鲜明，画面布置明晰有致的古画，经过刘国松个人化的转换之后，变成了一种结构迷离，笔法消融，画面布置近乎漫漶不明的流动状态。”（艺评人、策展人王嘉骥语）

“当时他（刘国松）正在试验用石膏加于画布上，于是开始循着范宽、郭熙，以及沈周等的结构来画，用自己的技法来表达同样的意境。他用的工具与方法，来自现代西方，但画意方面，来自中国传统，风格形成却是抽象表现派的。”（美国堪萨斯艺术史讲座教授李铸晋语，关于刘国松的抽象水墨）

“这一系列作品不仅描绘地球、月亮和太阳等实体，而且表达中国人对沧海桑田的感慨，兼容永恒和无常的情境。”（旅美艺术史家王德育语,关于刘国松的太空画）

“（刘国松）透过不断造型变化与尝试，终而激发、塑成那些可能是全世界艺术家也极少触及、思考的宇宙课题。”（研究者萧琼瑞语，关于刘国松的太空画）

从求艺的青年时代开始，刘国松就感到中国画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谋求创新，创新才是对传统的真正继承和发展。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系中，其着力点在现代，在继承与创造的文化命题中，其艺术目标在于创造。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台湾画坛初露思想锋芒，便展现出强烈的创造意识和文化理想，立志为中国画的现代发展而努力。随着他踏访美国，对西方现代艺术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他更深刻地看到中国画面临的课题不仅是更新传统，还有在西方艺术的现代进程中，建立东方艺术价值，使之与西方抗衡和对话。在他宽阔的视野与国际艺术格局之后，从六十至七十年代，其两个阶段的专攻目标非常明确，即将自己的文化理想变为可视形象。此时期，其探索一是借鉴西方抽象艺术的经验，从写实走向抽象，从描摹走向表现，从线条的勾勒，走向块面的渲染，画出大批表象与抽象结合的作品，超越了传统的山水图示与山水形貌。塑造出宏观大自然山川风云的意象。二是进一步拓展创作其“太空画”系列。此系列看上去是受阿波罗号登月的启发，实际则是形象思维空间的巨变，从地表升腾至宇宙，揽日月而入画，在宇宙中感受造化的秩序与变幻，由此创造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宇宙图式”。抽象山水与宇宙景观两个系列互为递进，使刘国松的文化理想得以视觉呈现，其画作由此进入神游八极、吞吐大荒的宏阔晶界。（范迪安《现代水墨里程碑——关于《刘国松创作大展·八十回顾》》）

自康有为、陈独秀等提出画学革命，主张以“科学的”西画来挽救陈旧没落的中国画，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变革的诉求即在国家救亡、民族图存的大背景下展开。变革的诉求作为一种文化态度，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外部的力量。而历史悠久的中国画自身，还拥有内部的对生存发展的逻辑要求。从变革的一面来看，徐悲鸿和他的追随者蒋兆和提倡的写实性国画虽有争议，不失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变革的最重要成果。林风眠吸收立体主义和各种民间艺术重在情感表达的试验，要到五六十年代后才形成完整的面貌，这是林自二三十年代起创新精神的延续。50年代后中国画的变革实验，除了林风眠之外，还有被誉为“毕加索加城隍庙”的张仃，和林风眠一样，他也是在民间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那里获得新形式、新样式。如果说林风眠在五六十年代后的创新的动力更多的是寻找新的绘画语言寄托个人情感，那么张仃则一直怀有振兴中国画的文化理想，比如他不满于当时有人认为国画表现力比油画弱，他的革新精神从一开始就有维护传统的意味。林风眠的学生吴冠中从1970年代开始把油画速写的技法引进水墨，则是希望籍此体现对自由表达的追求。1949年后的台湾，以大批故宫文物迁居为标志，其对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的延续性，其和大陆文化的整体性，都是不容置疑的。刘国松的出现，虽然带有台岛社会文化的具体影响，却不仅仅是所谓台湾美术的产物，乃是20世纪中国画坛变革语境下的新篇章。刘国松和前辈革新者所不同的是，他的动力更多的来自对人的自由的强烈追求，因而具有人性解放的现代意味。这是区别现代水墨和传统出新的水墨画的一个特质。学界之所以把刘国松视为现代水墨运动的先驱，正因为有这一层意义在。

刘国松的作品，常常挑战人们的读画经验，他放弃了传统中国画一味追求的笔墨韵致，也不追求西画塑形状物的精细或痛快的描写性。在他上世纪60年代初被国际艺坛接纳时的创作中，在他吸收中国狂草艺术所创造的抽象表现性作品里，还保留了某些类似描写性的痕迹，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太空系列作品，比如《月蚀》、《如来》、《宇宙即我心》等作品，观者只能感叹艺术家的鬼斧神工了。刘国松艺术表达的技术密码，在我看来就在于制作二字。“制作”是艺术家高度理性的体现，在高度理性中保留不加控制的随机，其手段复杂多变，匪夷所思又具有与其艺术表达相得益彰的完整性。在他的太空作品系列中大量出现的圆形、月形，显然是他借助并改造了硬边艺术的一些理念，表达他对传统绘画性的一种叛逆和挑战。其中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叛逆和挑战通过对画面常理的符合，以冷逸的美学风格，隐蔽于观者几乎不易发现的末梢。这种冷逸的美学风格与他控制加随机的理性制作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了其独具魅力的绘画之“核”，贯穿在他创作的各个时期。在他晚近开始的《春波荡漾熊猫海》、《炎夏的黄龙》等九寨沟系列作品的波光里，则多了些许温情。刘国松的亲切随和，会在这些作品里不时流露，那是历经沧桑后的平淡和优美，也是这位艺术大师晚年生活的一种镜象。（朱虹子《随感三则——关于刘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