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宝南迁历尽磨难 惠泽齐鲁功载千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大举进攻中国，中华大地上被战火摧毁的文化珍宝不计其数。几乎在故宫博物院国宝南迁的同时，齐鲁大地上也开始了一批秘籍珍宝南迁的行动。而这一次的珍宝南迁又是与王献唐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济南面临沦陷危机。作为山东省立图书馆和山东金石保存所的负责人，王献唐一直密切关注时局，深感浩劫即将来临。“本馆为吾东文献所荟萃，脱有不测，吾辈将何以对齐鲁父老？”誓言“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为使文物免遭战火和劫掠，他决定将其中精品转移到安全地方。经过前期考察，王献唐认为具有特殊地位的曲阜奉祀官府，是相对安全与稳妥的寄存处。
    然而，对于省立图书馆申请南迁经费的报告，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直接批复两个大字：“不理！”无奈之下，王献唐只得自筹经费，好在孔德成、邢蓝田、尹莘农和彭辑五等爱国人士，予以鼎力相助。1937年10月12日，在王献唐安排下，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工友李义贵搭乘山东医专附属医院的专车，护运第一批古籍、书画等10箱文物南下。运至滋阳（今山东兖州）时，遇敌机轰炸，所幸文物无损，后由人力车安全运至曲阜。10月23日和12月19日，第二、三批文物共21箱也分别安全抵达。
    此时，局势更加危急。借山东医专附属医院专车远赴汉口之机，王献唐携带第一批文物中精选的5箱珍品，于济南沦陷当日——12月27日，率领屈万里、李义贵从曲阜南下，其余26箱仍留存曲阜。
1938年初他们到达汉口，1月19日逆江而上，一路艰辛。在宜昌，王献唐等人险些丧生于敌机的狂轰滥炸。
三人历尽艰险，终于在1938年11月24日，抵达大后方四川乐山，将文物封存在大佛寺天后宫。此次南迁，三人辗转近一年，行程达七千余里。
    在乐山期间，经费断绝，王献唐奔波各地，靠讲学补贴费用。工友李义贵则独自坚守大佛寺照看文物，生活极其艰辛，甚至以摆摊维持生计。但他们依然尽职尽责，无怨无悔，成功保护文物躲过土匪觊觎和战火侵袭。同时，寄存曲阜的文物也幸运地躲过战火，安然无恙。抗战胜利后，王献唐多次向政府申请将文物运回山东，但未获批准。1947年6月，寄存曲阜的26箱文物被运至南京中央博物院。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王献唐的积极配合，转存南京的26箱和存放在四川乐山的5箱文物，于1949年12月11日和1950年12月25日，分别完璧归赵，返回故乡济南。其中一部分精品入藏今天的山东博物馆。
寄存曲阜的文物多为山东文献，主要分为六类 ：一、山东全省县志；二、山东历代乡贤著述；三、山东名贤画像；四、山东先哲书画；五、山东出土的石刻；六、山东出土的砖瓦陶文。
    封存四川的文物尤为珍贵，共分三大类：第一类为古籍善本，如宋赣州州学刊本《文选》、宋宝祐赵节斋刊本《通鉴纪事本末》等；第二类为书画，如王渔洋行书诗笺、刘墉小楷五福颂、郑板桥行书堂幅、高凤翰书画屏等；第三类为金石器物，如春秋凤纹鼎、周秦汉封泥、秦二世元年诏版等。
南迁文物多属稀世奇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瑰宝，也是齐鲁文化的精华。此次南迁，使山左文脉得以续存，对齐鲁之邦意义重大。今天，我们能有幸欣赏到这些无比珍贵的文物，全得益于王献唐等先贤毁家纾难、不畏艰险的爱国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