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籍：北宋贤臣一代名相 边关雄帅议和鸿儒

　　庞籍

　　庞籍(公元988年-公元1063年)，字醇之，成武县伯乐集镇庞楼村人，北宋贤臣，一代名相，官至昭文馆大学士、宰相，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颖国公。病故后，仁宗遣使吊唁，赠司空，加侍中，谥庄敏，司马光亲撰墓志铭。《宋史》有传。

　　天子御史 忠鲠之士

　　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庞籍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庞格官为国子监博士。庞籍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年纪轻轻已成饱学之士。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及进士第，被授黄州司理参军。黄州通接淮楚，襟带江汉，临深负险，屹为雄镇，为繁剧之地，狱讼繁杂，事多棘手，但庞籍莅任处事，勘鞫（jū）狱讼，足智多谋，得心应手，深得知州夏竦赏识。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经夏竦大力举荐，调任开封府兵曹参军。以其精明强干，善理疑难，被知开封府薛奎复荐改为法曹参军，执掌开封府刑名之政。后迁大理寺丞、知襄邑县。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庞籍被召入京，撰修《天圣编敕》。书成，擢为刑部详复官，负责审查全国各地上报案件。继迁京朝官，任群牧司群牧判官，执掌全国马政。庞籍任职后，便到各地养马坊、养马监详察。由于承平日久，制度废驰，官吏以权谋私情况尤为严重。回京后，庞籍上疏皇帝，极言时弊，仁宗皇帝极为重视，特为此下诏申严法制。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被擢为殿中侍御史。其时，北宋建国七十余年，已出现种种危机端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庞籍，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以礼治、人才、仁政、信义为根本的治国主张。他秉性刚直，坚持原则，荐贤斥佞，犯颜直谏，被誉为社稷之臣。

　　仁宗皇帝继位之初，以年幼奉遗诏尊真宗刘皇后为皇太后，真宗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仁宗皇帝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大权完全掌握在刘太后手中。刘太后垂帘听政十年病卒，遗诏仁宗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让杨氏继续垂帘听政。围绕太后遗诏以及还要不要垂帘听政问题，朝廷大臣展开了激烈争论。庞籍认为仁宗皇帝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独立处理政事，不必再由太后称制，力主撤帘还政。为此，他上书皇帝，力陈垂帘听政之弊，并将《内东门仪制》统统焚毁。争议结果：杨太后退居后宫，称保庆皇太后，不再参与朝政，仁宗皇帝得以亲政。

　　仁宗亲政后，庞籍又在整肃朝纲、清明用人等方面，屡献良策。他说：“陛下躬掌万机，关键是如何用人。要辨别邪正奸伪，任用贤正，防止朋党。选用大臣要采取众人公论，而不能听某些人的一面之辞，要让那些勇于进取、忠正刚直的人布列朝廷，襄治国事。”当时，宰相张士逊为固相位，排挤异已，结私用人，并暗中派人到各地广选美女入宫，皇室后苑珠玉宝器工匠也骤然倍增。为此，庞籍特在奏疏中提出要“以俭约为师，以奢靡为戒，重惜国费”，实际上是不点名弹劾张士逊的所作所为。张士逊正得仁宗皇帝宠信，言官们说话无不千方百计迎合张士逊，独庞籍敢于直斥其行径，因此深得同僚钦佩。御史中丞孔道辅谓人曰：“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醇之，天子御史也。”

　　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庞籍任开封府判官。当时，亲政后的仁宗皇帝开始放纵色欲，常深居九宫贪恋女色而妨废政事，尤为宠爱新选入宫的尚氏、杨氏等美人。尚氏等人则依恃皇帝宠幸，有恃无恐，竟遣内侍随意以“教旨”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朝廷大臣对此均缄口不言，深怕有所得罪，唯庞籍上书直言，痛切陈谏。他说：“自祖宗以来，从未有后宫美人妄称‘教旨’而发号施令、干扰府政的先例。今尚美人与内侍韩从礼等一起破坏国家法度，臣担心这样会影响皇上的圣德，请朝廷杖责违法内侍，以儆他人。”仁宗皇帝不得已，遂下诏责斥尚美人、杖笞宦官韩从礼，并令有司：“今后凡是自内宫传出的命令，有司有权拒绝执行。”从此后宫肃然，朝政也免受后宫干扰，此举庞籍更赢得“忠鲠”之誉。

　　一度受仁宗皇帝宠信的三司使范讽以权谋私，先为阿附自己的左藏监库吴守则虚报政绩，迁其官职，继又因吴守则的女儿嫁内宫尚美人的弟弟，范讽以贺礼为名送吴守则银质马鞍，以博得尚美人欢心，固结权位。庞籍对此颇为反感，先后数次上书弹劾范讽，建议朝廷严惩，以儆效尤。但范讽与宰相李迪关系密切，李迪极力偏袒，不仅将庞籍的奏疏留中不发，而且还冠以言宫禁事不实的罪名，以礼部员外郎贬为广南东路转运使。陛辞之际，庞籍仍对仁宗皇帝谏言：“范讽的罪若不加惩处，臣担心官风将日趋腐衰，西晋之乱将会重演，还请圣上深思。”对此，仁宗皇帝仍不醒悟，反以他弹劾范讽之事有出入、不尽实为名，再降其太常博士，贬知临江军。及至后来范讽失宠，复为宰相吕夷简所厌恶，仁宗皇帝才下诏追查范讽的罪行，申斥其败坏士风的行为。

　　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庞籍由福建路转运使召为侍御史，复改刑部员外郎、知杂事，迁判大理寺，晋天章阁待制，逐渐得到仁宗皇帝的信任及重用。

　　边关雄帅 议和鸿儒

　　自真宗景德初年，宋朝与辽国签定“澶渊之盟”之后，北方边患暂时得以缓解，但此后西邻的党项政权却迅速发展起来，党项族首领、西平王赵德明死后，其子元昊继位，开始谋求摆脱宋朝控制。元昊推行党项传统的秃发方式，禁用汉人风俗结发；废除唐宋两朝所赐李、赵姓氏，复用党项原姓“嵬（wéi）名”；废用宋朝年号纪年，自立年号“大庆”；升兴州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扩建宫城殿宇。同时发动对外扩张战争，连年对吐蕃、回鹘（hú）等民族用兵，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占有银、夏等十余州在内的广大区域，并开始派兵入侵宋朝边地，把十万军队布署于临宋边界地区。景佑五年（公元1038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设官立职，改定兵权，创建文字、礼仪制度等，完成了西夏建国的巨大事业，同时也成为宋朝强大的竞争对手和一大边患。这使大宋倍感震惊，遂急作部署，重新起用前相王曾为枢密使，夏竦(sǒng)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诏令陕西、河东等地整饬边备，全面统筹边防。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庞籍被任命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后为都转运使，负责处理对西夏的军政事务。庞籍到任陕西，认真落实朝廷整饬边备的诏令，亲自巡访各地，制定御敌方略。一方面，他全面考察了西夏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发展状况。当时，西夏农业多用侵耕宋地的办法，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比宋朝稍差一些，庞籍指出：“（西夏）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手工业也有较快发展；商业则基本依赖与宋朝的贸易。庞籍在考察后说：“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一方面，庞籍全面分析了北宋、西夏、辽和其他民族政权并存的情况，看到西夏连年不断对辽及吐蕃、回鹘等用兵，不仅给西北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严重影响了西夏的农牧业生产。再一方面，庞籍经过慎密侦察，全面掌握了西夏贵族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并积极采用离间政策，瓦解元昊的统治。另外，庞籍还详尽考察了延州一带地形，正确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和边防守备状况的优劣，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队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壮，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今银川市）。大宋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运输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灭的危险，因此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作战方针。针对西夏国小、民少、经济寡弱、物力有限的实情，庞籍认为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努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在夏军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这样西夏军无隙可乘，锋芒受挫，就会无功而返。若西夏军屡屡穷兵黩武，本国的经济就会十分困乏，军队的斗志也会逐渐削弱，到那时就可不战而胜。于是，他作出“积极防御，在有利条件下主动出击”的战略部署，实施“占据要害，屯兵营田，长期经营边关”的战略准备，并采取措施加强边防军事设施建设、整治部队，制定并执行了缮城湟、筑堡寨、修军制、抚人民、招流民、兴营田、抚羌蕃等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战略防御政策，使陕西的边防一时颇见成效。

　　此时，开封府府吏冯士元来陕西偷贩女口事发，作为陕西长官的庞籍被人弹劾“失察”，结果获贬职处分，降知汝州，徙知同州，再改陕西都转运使。期间庞籍以天章阁待制之职，与文彦博共同审理了黄德和案，为在宋夏延州之战中力战遭擒而亡的刘平等将领平雪了冤狱。直到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庞籍才复职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继之，又兼任鄜延路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次年，再改延州观察使、左谏议大夫，再次在西部边关为帅。

　　此前，由于主客观原因，宋军已数败于西夏。自元昊攻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远、栲栳诸寨，破五龙川等地后，陕西路沿边百姓不断遭受夏军焚掠，居民生活相当困苦，十余万宋军也没有营垒，散居于边境老百姓家，军纪相当散漫。庞籍知延州后，“补绽茹陋，抚民以仁”，积极备战御边，发展生产。庞籍令各地修治颓废的城池村寨，安顿百姓，恢复生活与生产，招抚安置流民。严格整顿军纪，禁令军队不得骚扰侵害百姓。惜护民力，在缮修城池等工程中，尽量让士兵负役，蠲(juān)减老百姓赋役。后来庞籍罢兵回朝，陕西百姓遮道相送，感其用兵数年，从不烦民。

　　庞籍知延州，采取的御边政策特别成功。在军事方面，实施步步为营的防御战略，在有利条件下坚持主动出击的灵活战术，全部收复了被西夏侵占的土地。为激励士气，庞籍组织宋军主动出击，其部将周美攻取承平寨，王信收降龙安寨。经亲自巡察，庞籍发现金明寨西北有条浑州川，河上游有桥子谷，是通往延州的咽喉之地，也是历来西夏军队入侵的必经之路。庞籍命得力部将狄青率军万余人驻扎于此，并在川尾谷地修筑了城堡“招安寨”，又先后在收复之地修筑了十一座城寨。为巩固胜利果实，又招募百姓在收复地区垦田耕种，收取租税以赡养守军。这样，军民两安，边防大固。在经济方面，采用制裁措施，断绝了与西夏的互市和榷场贸易，迫使西夏停止侵耕，致使西夏手工业、商业一度处于停滞萎靡状态。在政治方面，利用反间计，剪除了很有才干、握有大权的刚浪陵和遇乞等西夏将领。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庞籍对辽、吐蕃、回鹘等民族采用招抚蕤(ruí)和政策，稳定巩固关系。一次，契丹来使请求割取天池庙地，部将知忻州郭逵在庞籍的授意下，礼节俱全，向契丹使者出示了太平兴国年间契丹写给天池县的信，信中提到：“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使契丹大为折服，并主动打消了这一无理要求。在战争部署上，庞籍总结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重点配备兵甲器械，变更原来的“东西阵法”为“方阵法”，对民间武装“弓箭社”进行“立队任将校”、“增损其约束赏罚”等方面的军事化改造，开通德癿（qié）名、平戎道等地的道路，加强了永和、乌仁关等地的防御能力。在战略战备方面，庞籍又把防御措施推行到陕西沿边各路，在延州与庆州间修筑了大顺城，在环州和镇戎军间修筑了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打通了各州之间的道路，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实行一方有警，各方能援，最大限度地增强了整体防守能力。庞籍统兵战守之策使延州边疆日益得到巩固和发展，并数次挫败了夏军入侵，为大宋刷写了御敌新篇章。

　　庞籍堪称一代良将。古人云：“良将者，不必亲披坚锐。上兵伐谋，运筹帷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庞籍两为边帅，戍边数载，殚精竭虑，功勋卓著，得到仁宗皇帝嘉许诏奖，赐钱百万。战争罅(xià)隙，他胸怀冲天豪情，挥气吞山河之笔，写下了《渔家傲》（见《全宋词》）：“儒将不须躬甲胄，指挥玉尘风云走。战罢挥毫飞捷奏，倾贺酒，三杯遥献南山寿。草软沙平春日透，萧萧下马长川逗。马上醉中山色秀，光一一，旌戈矛戟山前后。”

　　宋夏连年战争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和灾难，由于贸易中断，西夏百姓“饮无茶，衣昂贵”，怨声载道。元昊感到疲惫不堪，一边打仗，一边派使臣李文贵携带书信谒见庞籍，请求转达宋廷议和。庞籍深知元昊为人，估计到这可能是元昊大举入侵故意放出的烟幕弹，于是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加紧备战，在延安城东北要冲之地兴建新城，作为延州城的屏藩，一方面答应元昊的要求，向朝廷转达了元昊讲和的意思。仁宗遂密诏庞籍，派人去西夏商谈。庞籍认为元昊骄气太盛，若派人劝和，便会认为软弱无能，更不会把大宋朝放在眼里。于是，庞籍仅把西夏使遣回，未派人前去。

　　果不出所料，公元1042年秋，元昊出动两路大军，南攻镇戎军，实施其经渭州东南进入关中的军事计划，在定川寨打败宋军后，欲乘胜东进，却不料在潘原为宋军所败。庞籍与知庆州范仲淹派军狙击，使夏军遭受严重挫折，元昊不得已撤军罢战。战争使西夏民不聊生，人怨沸腾，党项部众的厌战情绪日甚一日，元昊决意与宋议和。仁宗皇帝命庞籍全权处理。

　　最初，元昊提出称宋为“东朝”，自居“西朝”，与宋朝并立；继之，又提出以小国事大国之礼待宋，自己仍称帝。庞籍则数次与之争辩，坚持其臣宋之礼。元昊谴贺从勖(xù)上书，改名“曩(nǎng)霄”，自称“儿霄上书父大宋皇帝”，欲用子事父之礼代替臣事君之礼。贺从勖辩解说：“子事父，犹如臣事君。”并要宋朝割让三州十六县土地相赠。庞籍明确地告知对方：“你们要战，我奉陪到底。若不战而降，则所请赏爵封国，皆有常制，我决不食言。至于割地，则闻之未闻，万万不能，对此不必讨价还价。”贺从勖要进京面见宋仁宗。庞籍一面送他入京，一方面上书仁宗皇帝：“西夏很久未与我朝通市，经济困难，人民怨愤，希望宋夏罢战。现在看他的来书，辞气不再傲慢，必然有臣服宋朝之心。若圣上决不让步，拒绝子事父之礼，元昊定愿俯首称臣。凡名称、礼数及其所求之物，亦应尽量裁损，若实不得已，再行退让。若对其所求不加裁抑，臣恐其豺狼之心，贪得无厌，反而对宋不利。”最后，仁宗皇帝采纳了庞籍的意见，在坚决拒绝割让领土的前提下，同意增加其“岁币”，恢复宋夏的榷场贸易，同意西夏人来京城馆驿从事买卖交易；元昊仍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称宋为“父大宋皇帝”。公元1044年，终于迫使元昊称臣，达成议和协议，从此西北边疆安定下来。

　　独任宰相 务实兴邦

　　元昊臣服，西北安定。公元1045年，庞籍被擢任枢密副使；公元1048年，改任参知政事，拜工部侍郎；公元1049年，迁枢密使，晋户部尚书；公元1051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使，独任宰相（宋时一般以两人或三人同为宰相执政）。

　　庞籍执掌朝廷枢政，尽职尽责，唯贤是举，不以官爵养私和邀取声誉，用人虑事，以国事为先，从不计较个人的毁誉，为积贫积弱的宋王朝维持承平时日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北宋历史上，庞籍精兵乃是一次鲜见的治军范例。庞籍受命之时，宋王朝积重难返，矛盾重重，政荒民疲。公元1047年，河北王则起义更是雪上加霜，令朝廷困忧不堪。时任枢密副使的庞籍向皇帝献策：“自陕西用兵以来，公私困乏，财政拮据。如今又值灾荒，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以致费用不资。臣认为当务之急，是省并冗吏、裁汰冗兵。可撤并边塞之兵就食内地，以省军费。”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于公元1050年降诏，凡年五十以上及身体矮小者，一律免放为民。诏书颁布，舆论哗然，朝中大臣纷纷上疏反对这一做法，因为朝廷过去害怕灾荒年发生灾民暴动，便在灾区大规模征兵，以减其势；边关将领争执尤烈，上疏陈说：如今边患未息，正宜加强边防，怎能轻易裁军？再者，这些士卒因长期为兵，靠官府养活，故不愿回乡务农，况又习熟弓刀兵器，练有武艺，一旦聚为盗贼，则恐难以平安。仁宗以为言之有理，亦颇为踌躇。于是庞籍再次上疏：“现在公私困乏，上下惶恐不安，正是朝廷耗损巨资蓄养冗兵之故，若不对其裁汰，则无法摆脱困境。再说，裁汰之兵回家后由官府加以安置，给其土地耕种，使之安家乐业，凭什么说他们一定要为盗贼呢？若果为盗贼，臣请以死挡之。”庞籍的这番辩说，彻底消除了仁宗的顾虑，于是下定决心，委托庞籍主持裁军。这年，陕西等地拣放为民的士卒达六万余人，有两万多人减其供给一半。此次裁军成功，使仁宗对庞籍更加信任。

　　狄青平叛堪称北宋历史上一次全面的军事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王朝一度屈辱软弱的形象。公元1052年，广南西路的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攻城掠地，兵锋直指广西重镇邕(yōng)州。宋王朝几次征讨失败，满朝文武惶然无措。宰相庞籍向仁宗推荐枢密副使狄青，狄青也主动请缨。仁宗即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路宣抚使，率兵平叛。此时谏官韩降上疏仁宗，认为按照祖制，不宜专任武官狄青专制一方。仁宗皇帝征询庞籍的意见，庞籍答道：“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则号令不专，不如不遣！青沉勇有策，请付重任。”仁宗皇帝于是下诏：“岭南兵事一律听从宣抚使狄青一人节制调遣。”并在垂拱殿置酒，特地为狄青饯行。公元1053年正月，狄青抵达岭南，召集诸将，惩治了以前临阵脱逃、战斗不力的将领，败将陈曙及军校数十人被施以军法，整饬了军纪，振奋了军威。然后，狄青指挥宋军自宾州合兵出击，在归仁铺与侬军展开激战，大败敌军，擒获其首领五十余人，侬智高只身逃往大理国，邕州一举收复。

　　捷报传至京城，仁宗皇帝喜不自胜，对庞籍说：“岭南平敌，如果不是当初你坚持专任狄青，是不能取得这样胜利的。广南之捷都是你的功劳啊！”于是，即欲擢升狄青为枢密使，庞籍认为不妥：“狄青起于军中，任职枢密副使，朝臣们都议论纷纷，说自大宋建国以来，从没有人可与狄青相比的了。现在狄青有幸平定南方侬智高叛乱，立下战功，议论的声音才刚刚停止。假若现在封赏太过，会使狄青成为众矢之的。臣所言非独便于国体，也是为狄青考虑。”两个月之后，仁宗不仅任命了狄青，还封赏了六百九十一位有功的平叛之人。

　　庞籍减负是北宋历史上较为集中的一个时期。庞籍为福建转运使时，便上疏减免漳、泉、兴化军丁米，持执政管理官员认为不可，没有核减。公元1051年10月庞籍任宰相，11月朝廷即下诏：“漳、泉州、兴化军，自五代以来，计丁出米甚重，或贫不能输。自今泉州、兴化军旧纳七斗五升者，主户与减二斗五升，客户减四斗五升；漳州纳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户减三斗八升八合，客户减五斗八升八合，为定制。”《宋史》载：庞籍为相三年，朝廷下近二十道诏书蠲免减丁米、官米、科徭、差徭、税役等赋税徭役贡物，涉及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用人方面呈现出中国历史上一次人才济济的盛况。论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庞籍先后与夏竦、薛奎、司马池、文彦博、范仲淹、韩琦、滕宗谅、欧阳修、包丞、沈括等一起将兵辅政；培养、举荐并重用了司马光、狄青、范缜、种世衡、郭逵、周美、王信、李师中、王莆等一大批栋梁之才，使处在危机中的宋王朝一度呈现中兴之望。庞籍为相推荐殿中丞、馆阁校勘范缜，认为有异材，能积极进取，特迁直秘阁。其部将种世衡在用反间计剪除元昊羽翼中立下大功，在徙知环州拜别庞籍时哭诉：“世衡心肠铁石也，今日为公下泪矣！”。

　　整顿吏治礼制颇见成效。庞籍为相伊始，即下诏曰：文武官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课迁官。后又多次下诏整顿规范吏治，如公元1053年，诏书曰谏官、御史，必用忠直淳厚、通世务、明治体者，以革浮薄之弊。庞籍处置事理更是承圣谕、载敕中，严格官吏举荐制度，并制定了对不称职官吏弹劾、惩罚措施。如诏曰：荐举非其人者，令御史台弹奏，见任监司以上弗许荐论。诏：太常定谥，毋为溢美。

　　皇祐五年七月，庞籍撰文制作“镇国神宝”。引《唐六典》次序：一神宝，二受命宝，冬至祀南郊，大驾仪仗，以镇国神宝先受命宝为前导。

　　庞籍提倡节俭，反对挥霍浪费。他认为天下之财是农民之膏血，应该备饥馑兵革非常之用。宋朝到仁宗时，国势日趋贫困，国家府库之财十之七八被皇帝奉养赐予和贵臣饮宴之用。因此庞籍极力举谏皇帝、贵臣带头节俭，以期收到上行下效之功效。如宫禁市物给实直，非所阙者毋市。在广南平叛期间，请罢上元张灯等。

　　齐州学究皇甫渊以捕盗立功，按宋朝赏例应赏给其钱，但皇甫渊却数次上疏朝廷，要求录用为官，并找了道士赵清贶(kuàng)为自己说话。赵清贶与庞籍有远房亲戚关系，赵清贶与庞籍的仆人接受了皇甫渊的贿赂，因分贿不平，庞籍的仆人告发了赵清贶。开封府鞫审此事，逮捕了赵清贶，定罪刺配远州，但赵清贶死于发配途中，此事引起朝廷官员议论。谏官韩降上疏，说赵清贶之死是庞籍暗中所为，是为了杀人灭口等等。仁宗复派人调查，证明赵清贶的死与庞籍根本无关，但却动摇了庞籍的相位。

　　内侍省都知王守忠因服侍仁宗日久，自认有功，要求赏赐节度使官衔。仁宗问庞籍可否，庞籍回答：“自祖宗以来，还未有授内臣节度使之官的。臣下认为，陛下承继祖业，亦不应隳(huī)坏祖宗法典。”因此，庞籍又得罪了宦官。庞籍还说朝廷提拔官员太快，主张按旧例待届满视其政绩给予迁转，又得罪言官，以致怨声颇多。最后，在反对派言之不休的弹劾声中，1053年，庞籍终被罢相，出知郓州。

　　田园宰相 远亦忧国

　　庞籍被仁宗皇帝称为“深谋远虑”的宰相。罢相以后，仁宗顿觉朝中再无此等良臣，大有失左右手之感。一次，辽朝遣使索御器，仁宗问宰执大臣如何处理此事，大臣们相互观望，束手无策。仁宗不由感叹：“你们有谁能像庞籍那样能断大事啊！”言下颇悔当初罢免庞籍之举，于是特诏加庞籍观文殿大学士，继拜昭德军节度使，徙知永兴军，再改知并州，不时垂询遣问。

　　公元1055年，庞籍从郓州前往永兴军路过京城，仁宗召见，问曰：“朕今用文彦博和富弼为相，你以为二人如何？”庞籍回答说：“二人都是朝廷大臣中的最佳人选，陛下能任用他们，正是天下所希望的，实为国家社稷之福。”仁宗也颇为自得：“确实如此啊！不过也有人说文彦博私心较多，朕倒没有听人说富弼有什么缺点。”庞籍微微一笑道：“文彦博曾与臣执政中枢，臣了解他实际上并无私心，都是那帮对他有意见的人诬陷的。富弼原任枢密副使，没执掌过大政，也没得罪过朝臣，故得众口称赞。”庞籍荐言曰：“陛下既知其二人贤而可用，就应当深信不疑，使之尽力辅佐朝廷。若陛下以一人之言而用，又以一人之言而疑，臣恐朝廷大业堪虑。”仁宗颇为赞许。

　　公元1057年，仁宗染病久而不朝，朝廷上下为之担忧。仁宗自十五岁时立皇后郭氏，又选美女充盈后宫，可所生几子尽夭。仁宗为无子而忧，整日沉溺后宫，嗜服丹药，渐致形神疲乏，身尪(wāng)体羸(léi)。大臣们有事闻奏，只是点头敷衍，连话都不愿多说。庞籍此时虽为外官，亦以国祚为忧，于是便密疏仁宗：“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无所系心。愿择宗室之宜为嗣者早决之，群情既定，则灾异可塞矣。”并连连陈请，言辞甚切。仁宗念其一片忠心，有意召他还任京师，不料有人从中作梗，弹劾庞籍在陕西时擅自在麟州白草坪筑城堡，州将武戡(kān)为夏兵所败，皆因庞籍用人不力，结果复降为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移知青州，后徙定州。

　　嘉祐五年，庞籍自定州应召还京师，诣中书省求致仕，执政曰：“公康宁如是，上意方厚，奈何坚求欲去？”庞籍曰：“若待筋力不支，明主厌弃，然后乃去，是不得已，岂得为知足哉？”结果，“表上者九，手疏二十余通，朝廷不能夺。”乃许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颖国公。

　　居家以后，庞籍以写字、读书、诗赋自娱，于史学、理学颇为经心。他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他一生尽职守责，力求进取，廉洁奉公，甘处清贫，正如他晚年所作诗曰：“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

　　公元1063年3月，庞籍病逝于家，享年76岁。庞籍一生著作颇丰，有《天圣编敕》、《清风集》（范缜序）、《清风集略》（司马光序）等传世，《全宋诗》、《全宋词》等录其多篇诗文，《宋史》、《成武县志》等载有司马光、文彦博、范仲淹、苏轼等与其唱和文辞。在山东潍坊沂山歪头崮，留有庞籍题壁“郝崖映辉，云海飞霞”石刻，笔力雄浑仓劲。在陕西延安清凉山，在山东青州松林书院，在山东成武庞氏家祠，贤相庞籍的塑像、礼位赫然屹立，多少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祭奉和景仰。

　　司马光称其“敏而好谋，果而不惑”。《宋史》曰：庞籍为政，通晓律令，长于吏事，随练习民事，皆能用其所长。庞籍戍边治民功绩赫赫，不愧为我国北宋时代一位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诗人。

　　庞籍长子元鲁，景佑五年（公元1038年）进士，大理寺丞；次子元英，恩荫主司郎中，有诗集和《文昌杂录》6卷（补遗1卷）；三子元常，恩荫内殿崇班；四子元中，恩荫大理寺丞；五子元直，恩荫大理寺评事。孙恭孙，字德孺，以荫补通判施州，历任涪州知府，徽猷(yóu)阁待制，直学士、成都知府，陈州知府，待制、泸州知府，思州知府、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