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荫棠：痴心教坛工作迷 志存高远苦行僧

　　教坛武训--叶荫棠

　　他，活着，节衣缩食，甘守清贫，默默无闻；

　　他，死后，基金奖学，献出遗骸，名垂千古。

　　在不了解他的人的眼里，他是一位怪人；

　　在不理解他的人的眼里，他是一位痴人。

　　他超凡脱俗，情怀高洁，志向远大。他的所思所想，常人难以理喻，他的所作所为，常人难以忍受。生活中，他是一个“怪人”；工作中，他是一个“狂人”；精神上，他是一个“巨人”。

　　他，就是成武县第一中学高级英语教师--叶荫棠。

　　历经磨难志弥坚

　　叶荫棠1928年生于湖北汉口，兄妹8人，他是老大。父亲曾在上海和南昌任银行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知书达理，教子有方。兄妹8人都学业有成，4人获大学本科学历，4人获中专学历，分别在广州、南昌、济南、济宁等地工作。他曾在档案里写道：“父亲从小教我们勤，母亲教给了我们俭，这都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良好的家庭教育给他的人生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他的人生轨迹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密不可分。童年、少年时代是伴着战争和灾难度过的。孩提时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38年日军迫近武汉，他们一家加入了向贵阳逃难的人群。白天，日军的飞机在天上盘旋、轰炸；夜晚，住牛棚、睡草窝，身上爬满了虱子。长时间的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他患了伤寒，骨瘦如柴，差点送命。艰难跋涉三个月，途中亲眼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惨状，全家人大难不死到达贵阳。

　　炮火、饥饿、灾难摧残了他的体魄，同时，也砺出了他不屈的性格，使他幼小的心灵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落后了，而落后就要挨打。此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一粒种子，就是要学好知识、本领，报效国家，为振兴祖国尽力。求学期间，他非常勤奋、刻苦，每天总是第一个去学校，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学到深夜才休息。

　　为逃避战乱，他曾先后辗转于贵阳西南小学、黔西中学及贵阳师范附中等学校，学习成绩和操行都是优等，曾以优异成绩考入20：1录取新生的国立学校，并在贵州教育厅主办的贵阳初中毕业生会考中荣获第二名。

　　194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海关税务专科学校，1948年毕业后到广州海关工作。由于他刻苦好学，英语水平出众，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很快便成为颇有才华的海关关员。

　　广州解放前夕，政局不稳，人心惶惶，同事中有人去了台湾，有人去了香港。要好的同事劝他同去香港：“凭你的英语功底，肯定有前途。”他断然拒绝了，说：“我相信，共产党能解放旧中国，就一定能建设一个新中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毅然投身于新中国的怀抱，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关关员。

　　1951年，经组织推荐，他进入南方大学培训班学习4个月，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资本论》等哲学理论，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随着知识的积累，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之所以落后，归根到底落后在科技上。国家要强盛，民族要振兴，首先要提高科技水平。而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则是强国富民之本，这一时期，居里夫人、诺贝尔、米丘林成了他心中的偶像。他决心向他们那样，以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多做贡献。1952年，他向组织写了报告：“中国是农业大国，搞好农业至关重要，我立志做个红色农学家，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1953年，他离开条件优越的海关，考取了中山大学农学院。

　　他的大学生活，是在紧张、亢奋中度过的。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并选修俄语，为把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引进中国打下了基础。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反右派”运动开始了，性情耿直的他，怀着对党的一腔热情和一颗忧国忧民之心，直言不讳地“鸣放”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积极的一面，深感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国家将不堪重负，甚至向同学们流露出终身不娶的想法，决心以此来唤醒人们的人口意识。他对当时的人事档案管理存有异议，建议对个人的鉴定向当事人公开，经当事人签名盖章方有效。在学生毕业分配问题上，他提议应根据学习成绩和个人志向确定分配方向。祸从口出，从此灾难便频频降临在他的头上。刚刚走出校门，被分配到广东省土地利用局的他，便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6月，他被开除公职，下放到广东三水农场改造。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生磨难。

　　在三水农场的三年间，他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一边充分利用学过的知识，改造旧的耕种方式和种植模式。先后担任大田作业组长、蔬菜组长，由于积极肯干，被评为改造标兵和积极分子。

　　1963年12月，被摘掉“右派”帽子，听到这一消息，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写了要求工作的报告：“兹见祖国大力发展农业，我是受农民助学金培养而从农学院毕业的，目前正是学有所用的时候，恳请能分配工作，不论地区，不论待遇。”在当时，他的赤子之心未能得到理解，直到1967年才被解除劳动教养，安排到济南市建筑公司当了工人。1970年中苏关系紧张，大中城市疏散人口，他再次被作为“黑五类”下放到成武县白浮公社贾楼大队接受劳动改造。

　　在白浮贾楼的八年中，他被公认为是乐于助人的“大好人”。刚到生产队，看到社员生活困难，他就把在济南建筑公司当工人时省下的钱捐给生产队，买良种、农药、农具。车把式贾福来因公负伤，由于缺药少针，伤势恶化。他连夜骑上自行车赶往济宁，设法买到五针红霉素，当夜又匆匆赶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终于保住了贾福来的大腿。

　　在贾楼，他还被公认为是队里的“老黄牛”。让他积肥，他把人粪尿、柴草与土杂肥混合堆沤发酵，发明了“三合一”绿肥，并被大面积推广，他所在的积肥组被公社树为红旗组。八年间，他收过粪尿，挖过河坝，拉过人力车。每年初冬，他第一个下到刺骨的冰水中捞出一捆一捆沤好的红麻。去济宁拉氨水，他拉着千多斤的地排车，一步一步独自爬上又高又长的运河桥。

　　在劳动改造期间，他一刻也不放松学习。他反复学习马列选集和《毛泽东选集》。许多主要篇章，他都可以背下来。他关注国家形势的发展，经常让别人到大队部为他借报纸，一看就是大半夜，他坚信总有一天，乌云会散尽，祖国会晴朗明媚，温暖如春。

　　历经挫折，他没有消沉，没有抱怨，甚至没发过牢骚，过后，有人对此不解，问他如何看待这段经历，他说：“我个人的经历确实不幸，但是我们的国家不也遭受了不幸吗，母亲可能一时委屈儿女，但儿女决不能去抱怨母亲。”

　　痴心教坛工作迷

　　1978年，经历了20年坎坷，20载磨难，组织上昭雪了他的冤屈，摘掉了带了20年的“右派”帽子，恢复了工作，安排他到成武一中任英语教师，时年他已50岁。

　　重获新生的喜悦让他激动不已，他在履历表上写道：“经过反右派，大鸣大放、文化大革命等漫长岁月后，我亲身体会到，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才呈现欣欣向荣，我个人才有了光明前途，”

　　1978年10月的一天，他用那只伴他大半生的破自行车推着他的全部家当--一只破木箱、一条破棉被来到了成武一中，一中的领导和老师热情接待了这位历经坎坷、饱经风霜的“苦人”，学校当即给他腾了一间房子。看到他带来的那床被子不能再用，老师们争相拿出自己的布票和棉花，学校出钱买来了布，几位女教师连夜给他缝制了新被褥。从此，开始了他的园丁生涯。

　　在成武一中，他是出了名的“工作迷”。他的英语功底十分扎实，却对教学十分陌生，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他从零开始，虚心好学。一本薄薄的课本不知读了多少遍，上边密密麻麻写满了眉批。为了写好教案，他成了资料室的常客；他虚心向其他老师学习教学教法，像小学生一样坐在教师后排听有经验的老师讲课。开始时，授课时间掌握不好，他就买个闹钟，一遍一遍地练习，常常练到半夜。一天晚上十一点多了，教导主任董筱村路过他的门口，听到他还在练讲课，就推门进去劝他休息。他见董主任来了非常高兴，不由分说把董主任按在椅子上，给他上了45分钟的英语课。

　　很快，他就掌握了教学的“门道”，能熟练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和先进的教学方法，把枯燥的英语课讲得像一幕幕话剧。他讲解英语课文《礼物》，讲到作者亨利凄苦的身世时，表情悲怆，语调哀婉；讲到亨利发愤图强自学成才时，则语调高亢，神采飞扬，把本来乏味的内容讲得趣味盎然。

　　他开始教2个班的英语，后来教3个班，每周18节课。学生多，作业量大，学校规定作业可以抽改二分之一，但他坚持全批全改，而且每份作业都加批语。一百多份作业，几乎每天都要熬到深夜。他曾深有体会地给同事谈起批改作业的重要性：“讲课如播种，辅导如施肥浇水，批改作业如锄草，要想获得丰收，哪一个环节都不能松啊！”

　　为了创造外语学习的环境，从1980年，他就倡议在校园开设了“英语角”：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把爱好英语的同学集中在操场边的树荫下，给大家用英语讲故事，教英语歌曲，让同学们演英语短剧。他还办起了英语板报，亲自撰写中英文对照短文，提高同学们的阅读能力。

　　为调动大家写英语作文的积极性，他亲自写“下水作文”。有一年，他喂了五只鸡，觉得太少，便又从市场上买了两只，不料是病鸡，传染了其它五只鸡，结果全部“一命呜呼”。有感于此，他对自己得五望七的欲念进行了反思，用中英文分别写了《祭鸡文》，借祭鸡而喻人生，情感充沛，富有哲理，文笔幽默生动，一时被广大师生传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教的学生，有的考进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名牌大学的外语专业。1985年，他的学生于钦金高考外语得了满分。

　　1982年，他被评为全县优秀教师，1986年，第一批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他的考勤表上全是“满勤”。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五、六个小时。他像一支燃烧的蜡烛，为党的教育事业发光发热。

　　在长达二十年的劳动改造期间，他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摧残，患上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有时候腿痛得打颤，但从没有因病痛耽误过一节课。1991年退休后，他积极向校领导申请，继续留岗任教，一直到68岁，才走下了心爱的讲台。一次，因坐骨神经痛复发被强送进了医院住院治疗。但他人在医院，心系学生，病情稍有好转，就让医生打上封闭针，又走上了讲台。他的妹妹和外甥从济南赶到医院看他，已经人去床空，来到学校，看到他正在教室强忍着疼痛讲课，下课后他一瘸一拐走出教室，妹妹和外甥心痛地热泪盈眶，同学们感动地泣不成声。

　　在成武一中，师生们还送给他一个雅号--“打鸣鸡”。不仅因为他每天起得最早，更重要的是他作风严谨，一丝不苟。自1978年到一中，他就成了学校的义务广播员。每天早晨，他都会腰挎收音机，来到广播室，准时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6点的报时信号播出去，然后对着话筒噗噗两声，用中英文催促大家“起床了”。近二十年，七千多个日日夜夜，天天如此。近二十年中，只有两次误点，一次是有病起不了床，另一次是看世界杯足球赛睡过了头，就这仅有的两次误点，也引起他深深的自责。除了早晨喊起床，学校的大小通知，师生的寻物启事、招领启示等，需要广播时，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诿。有一年，他刚刚大病初愈，一大早就向广播室赶去，上到二楼，坐骨神经痛发作，倒在了楼梯上，早起的学生发现后，要架他回去，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学生只好把他架进广播室，他忍着疼痛，指挥着学生打开了广播，准时发出了起床号令。

　　他还利用校广播站，开辟了“成武一中校园之声”节目，亲自撰写英汉对照的短文，利用课余时间广播。同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新闻、校内好人好事，深受师生欢迎。

　　他经常感叹：自己年龄大了，能工作的时间太少了，要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从1979年开始，他除了做好广播员，还义务兼起了“四大员”：司铃员、灯管员、板报宣传员和体育器材保管员。当灯管员，他准时送电、及时关灯。教学楼和宿舍电源开关不在一处，每次，他都要从后楼到前楼，从楼上到楼下。晚上熄灯后，楼道漆黑，他磕磕绊绊，摸索着下楼。风雪天，满身雪花，下雨时，双脚泥泞，他没叫过一声辛苦，没有过一句怨言。当司铃员，他总是手牵铃绳，眼盯马蹄表，尽力做到铃声和时间分秒不差。当体育器材保管员，他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及时分发活动器材，自己动手把破了的篮球沾上再用，自己动手修理木马、跳板等。

　　1991年退休后，学校为了让他安度晚年，不打算再让他干这些操心费力的事，他知道后，找到校领导，摆了一大堆理由，硬是说服校领导，不仅正常任课，而且继续义务做这些事情。

　　1996年7月，迎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在校办公楼外挂出，他主动承担翻牌工作。每天要翻过二楼的一个窗户，然后在阳台上放一把凳子，再踩在凳子上才能够着。此时，他已68岁，身体还有毛病。学校怕他身体吃不消，坚决不同意，他再三请求，要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个赤子对祖国的真挚忠贞之情。从此，整整365天，他每天爬楼梯翻窗户换计时牌，就是在坐骨神经痛复发的时候，他仍拄着柱棍，让人扶着爬过窗户亲自翻牌。

　　他是一个宽容、大度、讲修养、有涵养的人。1982年、1985年学校建了几排家属院，学校分给他三间新房，他却主动找到校领导：“现在学校住房困难，我一个人，用不了三间房，我不搬了，让其他老师住新房吧！”由于他的房子在四层楼后边的平房，终年少见阳光，1992年，学校为了照顾他，又给他盖了两间朝阳的新房。他看到一位青年教师一家三代住一间房，又把新房让了出去。直到1996年，他坐骨神经痛日益加剧，在学校的再三催促下，才住进两间的小院。他的办公桌一用就是20年，期间学校几次给他买了新办公桌，他都坚决推辞：“不用换，这张就很好，新桌子给别的老师吧。”就这样，那张桌子从办公室到广播室，一直陪伴他到去世。

　　被打成右派后，他就再没和广州、南昌的四个弟、妹见过面。1979年后，每逢假期，他都会收到广州、南昌的来信，邀他到南方一聚，他也日思夜想着远方的亲人，但每到假期，他不是忙着参加教师培训，就是加班辅导学生，一拖再拖，直到去世，四十年也没能与这些亲人见上一面。

　　济宁的侄女高考前，几次请他过去帮忙补习一下英语。他却只在济宁待了两天，为侄女列了一些复习重点，就匆匆回了成武。他对侄女说：“在这里我只能帮你一个人复习，在成武还有几百名学生等着我呢！”

　　1983年，他的父亲患了喉癌，在济宁一病不起。父亲曾和他一起下放到贾楼村，父子俩相依为命，感情最深，他又是家中老大，老人家多想让他守在身边啊！可当时学校刚刚开学，他实在走不开，只能打个电话问声平安。直到父亲病危，他才匆匆赶到医院。此时，老人已说不出话来，眼角淌着泪水，紧紧抓着他的手。三天后，老人去世。在商量父亲后事时，弟妹们提议立个碑，寄托哀思。他惦念着学校里的事，说：“立碑的事你们办吧，学校的事不能再耽误了。”弟妹们听他这么说，十分生气。他眼含泪水，说：“我知道自己欠家里很多，可我是一名教师，身后那么多学生，他们是国家的未来，我可以欠自己的、欠家里的，我不能欠学生的……”

　　第二天，他臂带黑纱又站在了讲台上。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刚组建时，需要高素质的英语老师，1984年、1985年两次聘请他去高校任教，连房子、煤气灶都准备好了。学校说：“省城条件是好，但咱这里也需要英语老师，去留你自己定。”他二话没说，毅然留下。退休后，弟妹们看他孤身一人，生活多有不便，争相接他到济宁、济南、广州定居，他却说：“我在成武20年，已习惯了，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对我很好，我也深深爱上了成武一中这个地方，我哪里也不去。”

　　志存高远苦行僧

　　随着工作条件、生活环境的改变，他少年时立志报国的希望，重新点燃，早已定下的人生坐标又在他心中延展。面对新的生活，他苦苦寻找着后半生的坐标，他说：“人的一生可以默默无闻，但不可以碌碌无为。”

　　1979年，平反后组织上给他补偿了3000元钱，拿着这些钱，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学习诺贝尔、设立奖学金，甘当人梯和铺路石，让青年人踩着自己的肩膀，继续攀登。

　　1979年，清明节后的一个星期天，他与当时任政治教师的卢新文老师（后任人大副主任）去野外踏青，两人躺在小河边，相互诉说着各自的经历和志向，他神情凝重地说：“人生苦短，去日无多，我将用余生实现我毕生的追求，我要效仿诺贝尔，终身不娶，设立奖学金，我的做法可能不被大多数人理解，但是我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981年3月14日，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他在“爱人”一栏中郑重写道：“特别声明，我坚定信仰独身主义，立志学习诺贝尔，死后用遗产设立奖学金奖励科学创造，遗体做科学实验。”以书面遗嘱形式确定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人生坐标确定以后他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以常人难以理解的生活方式，朝着既定的目标开始了他的“万里长征”。

　　他把人生目标定的很高很高，常人无法望其项背，他把生活标准定的很低很低，甚至达到人生极限。他平时很少与人交往，很少有人能够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大多数人对他的“苦行僧”生活不理解，在一般人眼中，他是生活的怪人，甚至有人给他编了个顺口溜：“叶老师，真正怪；输液管，当鞋带；自行车，吊起来；捡馒头，拾青菜，不要媳妇爱小孩，有钱不花存起来。”

　　他是一个体育迷、足球迷，却舍不得买台电视机，遇到精彩比赛时，常常半夜三更骑自行车到学生家看实况转播，直到年纪大了，才买了一台电视。他爱看电影，年轻时每到星期天都在电影院里泡一天，可学校发电影票，他舍不得看，总是把票卖给同事，即使是三角、两角，他也郑重其事地装起来。

　　他月工资七百元，每月费用不足三十元，主要用于水电费，他节俭、吝啬出了名，凡是能省钱的法，他都想了、用了。

　　他从不花钱买菜，而是到菜市场拣别人扔掉的菜叶，炒菜只用少量的油和盐，舍不得用其它的调味品。一次学校刚分给他一堆小白菜，就接到三天后到外地改卷的通知，他担心回来后小白菜坏掉，就接连三天顿顿煮小白菜吃。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改善生活的概念，即使是过春节，也是白菜、萝卜，他曾诙谐地说：“吃素，既能减少疾病，又能健康长寿，何乐而不为？”多年来，邻居们只见他改善过两次生活。一次是拾菜叶时肉摊主给的猪肉皮，一次是买了一条没人要的瘦羊腿。他从1982年开始养鸡，却从不舍得吃一个鸡蛋，总是把鸡蛋攒起来卖给伙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的学生会随手扔掉吃剩的馍头，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到饭后，他都提上小竹篮把馍头捡起来，大的揭掉皮自己吃，小的喂鸡。

　　他舍不得买衣服，仅有的两套礼服，一套是解放初期发的海关制服，一套是一中发的校服，他平时舍不得穿，只在课堂上和重大节日表演节目时才穿。平时，穿的是捡来的破衣服，但不管多破，总是洗的干干净净。他有一套平均磨损理论:“裤子不分前后，鞋子不分左右。”在济南建筑公司时发的一条劳动服裤子，他足足穿了30年，大妹送的一双军用胶鞋，他穿了10多年。一次课外活动时，他告诉同事自己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做了一条内裤，同事们不信，跟他到宿舍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他把一块布围在腰上，上面缝成筒，再从下面剪开，缝成两条裤腿，一条内裤就这样做成了。

　　他有辆自行车，是40年代日本投降时的战利品，用他的话说是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是走到哪里也不用上锁的放心车。就是这样一辆车子，为了延长车胎寿命，骑完后就把它挂起来。他有一口锅，足足用了18年。他还发明了只能装一块煤球的煤球炉，刚好做一顿饭，他怕锅总烧一个地方容易坏，就侧着放，转着烧，一年四季，他“做一饭三，一热两冷”。

　　他有个小竹篮，在三水农场、在济南、在白浮贾楼，一直用它，到一中时，已经掉了把，破了底，他用铁丝绑到自行车上当车筐，一用又是20年。他有顶破草帽，冒顶用铁丝穿缀着塑料薄膜，帽带是输液用的塑料管。

　　就是这样的一位“苦行僧”，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一丝不苟地记录着20年间398次存款，总计13万元。

　　学习诺贝尔，设立奖学金。他如同精卫填海，默默无闻、甘守清贫，他的希望，他的寄托，他的精神支柱，就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以他的生命为代价设立奖学金。每个发工资的日子，是他期盼和兴奋的日子，当天，他就把工资存进银行。

　　对他的苦行僧生活，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怪，也有人笑他吝啬，他都一笑了之。1991年，几个学生怀着同情、怜悯的心情到他的住处，想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说：“你们认为我很孤独、很可怜，对不对，其实我生活得很充实。”他认为，每个人的志向不同，乐趣不同，对生活的态度也不同，对人生的态度也不同。他虽然在物质上一贫如洗，精神生活上，却充实而富有，他曾自豪地说自己是精神上的百万富翁。学习诺贝尔设立奖学金，这一理想和追求，使他的精神世界始终高亢振奋，就像一个攀岩者，沿着陡峭的山崖爬行，没有退路，没有捷径，乐趣就在于攀登的过程和喜悦。

　　他能歌善舞，常教师生们跳交谊舞，还把“亚洲雄风”译成英文，走到哪唱到哪。他爱京剧，唱“打虎上山”选段，手持教鞭当马鞭，一招一式，令人叫绝。每年的国庆元旦，是他最快活的日子。每班的联欢会，都要请他表演节目。他总是穿上那身校服，一个班一个班轮着去演出。他一出场，便把整台晚会推上高潮。

　　他喜欢体育，曾四次夺取县级运动会老年组长跑冠军，两次代表县里参加地区运动会，都获了奖。他是个球迷，喜欢对足球比赛发表评论，每次看完比赛，他便眉飞色舞连评论带表演，使人如亲临其境。

　　他尽管独身，却十分喜爱孩子。他常到校幼儿园教孩子们唱歌、做游戏，有时小朋友们要“叶伯伯”唱歌，他便载歌载舞，直到孩子们尽兴。

　　对人民、对学生，他有着火热的心，宋贾荣家庭困难面临辍学，他捐出200元相助；贾延华考上高中，无钱去读，他捐了400元。弟妹们给他的衣服、被褥，他不舍得穿，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1998年，为南方灾民捐助，他考虑自己已经退休了，用不着再上讲台，就把那身校服又捐了出去。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感慨道：叶老师就这一身像样的衣服，还捐了出来，他穿的都是不能捐赠的破烂，这才是真正的爱心啊！

　　1992年，他得了重病，住院期间，他把4万多元的存折交给校财务处，准备捐给学校。学校找来新闻记者，准备搞个仪式。他却变卦了，说：“现在不能捐，一是怕张扬，二是钱太少。”

　　1997年，成武籍台商杨展云去世后为成武捐了20万教育基金，他听后很高兴，对安玉岭老师说：“我再用五年也可攒到这个数，再过十年可以大大超过这个数，我也要死后再捐，省得麻烦。”从此，他更加拼命攒钱，有时，连一顿热饭也不做了，一天三餐吃冷食，菜也不炒了，用盐拌着吃。也更加注意锻炼身体，练长跑，洗冷水浴，尽可能延长生命----生命就是基金！

　　过度的清苦透支了身体，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心脏病，腰弯了，背驼了，人苍老了。然而，宏伟的目标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别的他全顾不上了，包括自己的病。

　　1998年12月6日，他到银行办理了最后一笔存款。

　　7日，他到医院看了病，却没有拿药。

　　9日晨，一向准时到操场拾馍的他没有出现。

　　人们感到奇怪，来到他的小院，只见他屋里灯亮着，电视机响着，叫门无人应。撬开门，人们愣住了：他静静地卧在水泥地板上。

　　他走了，悄悄地走了。像春蚕吐尽最后一寸丝，像蜡烛熬尽最后一滴油，像耕牛耗尽最后一口气。

　　他猝死于心脏病，享年70岁。为他换寿衣时，在场的人们哭了，瘦削的身体穿的是五十年前的海关呢制服，衣里烂成一条条的，肩肘处磨成了网状；内裤是用捡来的破围巾缝成的，一条是紫色，一条是粉红色；捡来的两只运动鞋，颜色不一；两只袜子，一只烂了七八个洞，一只补了十七处。

　　然而，他却为后人留下了70张存折，13万元的奖学基金！

　　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创作了《叶荫棠之歌》：

　　“您自己苦自己，苦了一辈子，

　　才有了13万元积蓄，

　　若置办黄金宴，才能几席？

　　可这是一位老教师几乎全部的工资，

　　您用它做资金，

　　为万千学子。

　　您化着天边一片云，

　　向桑梓洒下甘霖。

　　叶荫棠三个字，

　　将刻在每个学生的心里……”

　　他走了，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毕生的积蓄，更是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他走了，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人壮举，但却为人们树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痴心教育的师表丰碑！

　　叶荫棠去世后，他的事迹在社会引起广大反响，《人民日报》于1999年3月30日刊登了《叶荫棠事迹泽被后人》、7月21日刊登了《化作春泥更护花》，《光明日报》于1999年4月14日刊登了《一生清贫做武训》，《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老年报》、《大众日报》、《教师报》、《山东教育报》、《菏泽日报》、《齐鲁晚报》、《羊城晚报》、《青年文摘》、《郑州晚报》、《楚天都市报》、《山东电视台》等24家新闻媒体陆续对他的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菏泽地委、行署做出了《关于在全区开展向叶荫棠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地区教育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在全区开展向叶荫棠老师学习活动的决定》、成武县委、县政府做出了《关于开展向叶荫棠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叶荫棠奖学金每年都奖励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参观叶荫棠故居及遗物展也成了历届一中学子们新学期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