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知县陈甘雨：一地“名宦”　受人“崇祀”

　　莱芜古称嬴邑，穿秦汉，过唐宋，历史可谓久远。今人看来,其真正于苍茫沉淀的史海中悠然浮现，是在明朝。在此之前，她如一块断碑残碣，是被弃掷掩覆于荒野草莽之中的。
　　明嘉靖二十四年，知县陈甘雨走马上任。三年之后，留给莱芜一部三万字的嘉靖《莱芜县志》（以下称《县志》）。对于这地方的人来说，这部小小的《县志》，像是观景的窗口，又如照相的镜头，从此，莱芜古邑便影影绰绰、隐隐约约地走过来了。莱芜人似乎挺感激这位“县太爷”，也便与这部《县志》一起，记住了他的名字。
年轻的进士
　　有关陈甘雨身世的记载,后人所知是不详的。由碎散的史料中，我们知道:陈甘雨，字应时，号少渠，福建甫田人。在赴莱芜任知县之前一年，才考中进士，先是在都省试政，冬天，便接到任命，外放莱芜。他自称其身份是“赐同进士文林郎”。
　　他的真正到任，是在次年。那是距今四百六十多年前的一个初春，那年的闰正月。从此，他成为明朝以来莱芜的第二十七任知县。
　　他的生卒年月元考。而进士出身，也便是正经的文人了。拿同期的文人相比的话，他所处的时代大约与归有光、徐文长相后先。推想起来，他应该比徐略长，而比归稍幼。但与他们比较起来，他仕途上算是十分顺利的了。他成为进士的几年前，归有光才成为举人，而归成为进士，却比他晚了整整20年；徐文长却终生没有考中举人。与他为同年进士的有山东历城的李攀龙，而李攀龙生于1514年，陈甘雨成为知县的时候，他已满30岁了。想来，陈甘雨与李攀龙的年龄当不相上下。因为三年知县离任的时候,李开先为《县志》写序,这样说道：“陈君青年博学，有规措之才，警敏之智，临政略无难色，而绰有能声，形清事简，有余力而为是举，固有以也。”这是在称赞他年轻有为了。这一评价，时人引为知言。”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早年在中央政府任事，而年甫四十便罢归林下，回到了他的老家章丘中麓，到为陈氏《县志》作序时，居家已是八年，年龄当在四十七八岁，而他称陈甘雨为“青年”，则陈当比李小得多。但也不会太小，因为给《县志》作跋的熊兆，又尊称陈甘雨为“少渠夫子”。所以，如此想来，陈甘雨任莱芜知县的时候，大概在35岁之下。
　　就这样，一位“青年博学”的进土，来到了他的治所，他的仕途的第一站。不过，尽管金榜题名即放外官，又值血气方刚踌躇满志，而且是沐着习习春风前来赴任，但等着他的是否一定是得意呢？他作为一个南方人，对这个北方小邑又能了解多少呢？
前贤的教益
　　陈甘雨寻访稽考，认为，莱芜虽是山野僻远之地,但并非圣人不到的地方。孔子曾来观礼，孟子也来栖止，秦始皇、汉武帝为求仙访道更多有遗迹。这使他稍感慰藉。更况，古来与他一样治理这片地方的官吏，多有贤者。他访耆旧，观碑记，实实在在地见出一方百姓对为自己带来福利的贤官名宦的没世不忘之情。这些贤官名宦，“或高清廉之风，或笃匪躬之义，或教育功溥，或抚字心劳，其迹若殊,要皆为国为民赫然有声者也”，百姓或德其政，或去而思、至情可感。前代如韩韶、范丹、雷有终、廉公谔，本朝如冯永固、何继周、熊骖、王政，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好似炬火钟声，不能不令陈甘雨的心怦然而动。
　　尤其是其中还有他的一位福建老乡，即距其35年前任莱芜知县的何继周，更让其颇感亲切和自豪,又深为激动和仰慕。在县治仪门之外，他一边昕着人们的缅怀与追忆，一边品读当时百姓为其所立的去思碑文，心绪一定不会平静。这位同乡大人，“达于大体，能于德政”，“心立以清，持己以慎，莅政以勤，驭士以礼”，辟田野，谨庠序，崇礼教,，敦信义，省徭役，节冗费，劝和睦，除灾异，才足以应变，明足以烛幽，宽足以有容，恭足以事上，慈足以恤下，德足以及物；他惩奸人、治刁民、建书楼、驱旱煌的壮举，几十年后，也变成传奇。所以陈甘雨由衷钦佩地说：“政教之泽，于今称颂。”可想，在陈甘雨心中，何继周是被立为楷模的。“德者得也，人于心而不失；政者正也，传于世而不泯。”他读着碑上这样的话语，想着当年邑之士庶为何侯送行而“攀辕卧辙，如失襁褓，不忍其别”的场面，这位年轻的新任知县那潮涌的心里，定会泛起凭着自己的德才为这方百姓留下点什么的情思吧。《县志》，就是他给时人和后人的一点儿念想吗?
　　另一位对陈甘雨深有触动的人物恐怕就是廉吏王政了。他在三年前死在莱芜知县的任上,实践了自己“万民皆善居官愿，一介不贪自幼心”的夙志。陈甘雨坐在几年前王政坐过的那把交椅上，住在几年前王政住过的那间平房里，怎么会不时时追想这位“百为从俭，一介不取，生无百文之蓄，死无饭含之米”的前辈那山高水长的清风呢？于是，他的脑海中便浮响起千百年来在百姓中传唱的歌谣了；“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釜中生尘鱼，境内安以乐；昔闻范史云，今见廉公谔。”这些民间曲词，以其不朽的生命力，穿越时空。眼下，更打动了这位青年县令。
　　虽是初莅莱芜，而见闻所及，这些古圣前贤对陈甘雨的影响却必定是深刻的。同时，这也引发了他对于“名”与“实”的思考，他曾明确地说，“夫名，实之征也；名非实不长，实非名弗彰。”他被后人所写的几部《县志》列为“崇祀名宦”，实在说来，该在这里即能寻到一条明晰的线索，找到一点鲜亮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