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小夏侯尚書教授千餘人”

　　王良，字仲子，東漢東海蘭陵（今蒼山）人，王良出生在蘭陵一個普通農家，自幼勤奮好學，刻苦攻讀。先習《小夏侯尚書》（西漢宣帝時夏侯勝通曉《尚書》，稱大夏侯，其從兄之子夏侯建，從勝字，号小夏侯），對儒經書之一的《尚書》下了很大一番苦功。因此，青年時代的王良就成了一名造詣很深、頗有名氣的學者了。

　　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他無心仕途，稱病在家不去做官，隐居鄉裏耕讀度日。他雖然生活清貧，卻養成了勤儉樸素的好習慣。當後來時局平定後，他在家鄉辦起了一所學校，教授學生。由于他學問深厚，遠近聞名，又加他教學有方，一時名聲大振，學生雲集，四方學子紛紛前來求學，以“小夏侯尚書教授千餘人”，于是震動了京師。

　　公元25年，劉秀建立東漢，稱光武帝，建都洛陽，年号建武。東漢建武二年（26年），大司馬吳漢征召王良，他沒有答應，因他無心做官，便婉言謝絕了朝廷派來下诏書的使者。

　　建武五年（29年），正值東漢王朝初建，大局方定，百廢待興，朝廷廣需人才之際，于是朝廷發布诏書，征聘一些有名的“處士”到京城任職。這時被征召的士人中有會稽郡的嚴光、東海蘭陵的王良等人。

　　會稽郡的嚴光，原來是光武帝劉秀的同窗。可是蘭陵的王良怎麽會引起朝廷的注意呢？當時朝廷正在廣征天下異能之士，凡是通一經、教授十一人以上者，懂得《逸禮》、《尚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谶、曆算、音律、月令、兵法、小學、史篇、醫術、《本草》的，地方官就替他準備好車馬，送到京師裏。當時王良熟讀經書，且對《尚書》有很深的造詣，學生雲集，教授千餘人，名噪一方，被征召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良雖然無出仕，但朝廷再三派者前來相請，實在無法推辭，才離别了故鄉蘭陵，來到了京師洛陽。朝廷拜王良爲“谏議大夫”，食俸八百石。在任谏議大夫期間，王良忠于職守，一心爲國，勤懇辦事，“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後調任沛郡太守，赴任途中行到蕲縣，稱病不赴，官屬皆随就之，王良上書要求辭職還鄉，但又被征召爲太中大夫。

　　建武六年（30年），王良代宣秉任大司徒司直，食俸也增至千石。在任期間，雖居官多年，身居高位，但他始終嚴于律己，克己恭儉，謹言慎行，爲政清廉。他住在簡陋的官舍裏，用的是粗糙的家具，使的是陶器瓦罐，連穿的衣服、蓋的鋪的被褥全都是自己家裏織的粗布。他既無府第，又無姬妾奴婢，就連結發妻子也沒有接進京城居住，仍留在家鄉東海蘭陵。

　　王良任職期間，京城裏有一同僚好友名叫鮑恢。此人性格耿直，不避強暴，與另一位名叫鮑永的号稱京中“二鮑”，連皇帝都常說：“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鮑恢先是擔任都官從事，後擔任司徒史之職。有一次司徒史鮑恢因公到東海出差，途經蘭陵，他早知道王良的恭儉和清廉，這次特意到王良家中一探究竟。鮑恢到了蘭陵，來到王良的故鄉。村民們把他引到一農舍前，隻見茅屋低矮，柴扉虛掩，雞鴨啄食，一派農家景象。鮑恢正左顧右盼，欣賞着農家風光，隻見一位農婦，身穿粗布衣裙，背一捆柴火，沿着田間小道而來。農婦近前見來了客人，便熱情地将鮑恢讓到家中。鮑恢通報了姓名，說是王良的同僚好友，出差東海，途經蘭陵，特來看望夫人，想爲您捎封信給王大司徒司直。寒暄過後，鮑恢真想不到他面前的這位農婦竟是王良夫人。王夫人殺雞具黍，款待京師來的客人。鮑恢見其家中十分清貧，敬佩地對她下拜行禮。鮑恢離去時，王夫人以農家特有的忠厚和好客，将鮑恢送出家門，并要他轉告王良：家中平安，不要挂記，薄田數畝，足以供食。鮑恢離開蘭陵的時候，心裏對王良充滿了無限的敬意，并歎息其家中如此簡樸。回到京城，向同僚們說起王良家中的情況，“聞者莫不嘉之”。滿朝文武都贊賞王良的賢德。王良居官恭儉，從政清廉，深得滿朝文武百官的稱贊，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熱諷，說他這是沽名釣譽，想往上爬。王良對此冷嘲熱諷憂憤無比，做好人實在太難了，加之積勞成疾，身體漸感不支。後以養病爲由，辭官回到久别的故裏——蘭陵。故鄉的山格外青，故鄉水格外甜。清晨，聽雄雞唱曉，見農夫下地；晚間，看故鄉月明，夫人夜織。這是京都所未有的樂趣。他有時卧榻沉思，考慮這些年的宦海生涯，深感仕途的兇險，今是昨非一夕間，不免令人心寒。他想到和他同時被召的會稽嚴光，當劉秀登基當上皇帝後，他并未因是當朝皇帝的老同學而去自投門子，恰恰相反，倒是改名隐居，無意仕途。後來雖然終被從齊國查出，多次征召，把他召到京城洛陽，任以谏議大夫之職，但他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有人要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他的罪，還是皇帝說情：“自古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亦各有志。”後來嚴光歸隐，耕釣于富春山中。他佩服嚴光，這是多麽高尚的情操。

　　王良回到故鄉不到一年，朝廷又派使者送來诏書。王良病體還沒有痊愈，有心不應召，又怕得罪朝廷，後果不堪設想，隻好強支病體，辭别家人和蘭陵故土，再次赴京都洛陽任職。當王良走到荥陽時，由于路途勞頓，病體沉重，再也走不動了。他住在一個旅店，不想一住就是多日。在旅中，偶然想到附近有一位朋友，于是就想找這位朋友聊聊。他的這位朋友原是他昔日的一位同僚，因看不慣當時官場的腐敗而隐居鄉裏。當他知道王良進京任職路過此地并要見他時，他拒不相見，并揚言說：“王良也不嫌麻煩！剛回家還不到一年，又風塵仆仆地趕到京城去做官。那腐敗的官場他還沒領教過嗎？那官瘾還沒過夠嗎?我再也不願見到他。”王良聽到朋友的這番話，心裏感到非常慚愧。到此，他不想找那位朋友進行辯解，在旅店又住了數天，便打定主意:待病體稍安，就返回故裏。後來，朝廷又多次征召，要他到京都洛陽赴任。他總是以身體有疾爲由，再三謝絕了。閑暇時，王良瞅着妻子滿頭白發，深情地說：“别人做官，封妻蔭子，富貴榮華，子貴妻榮；我做官，兩袖清風，來去空空，你跟着我可要一輩子受苦了。”王夫人總是淡淡地一笑說：“富貴榮華，過眼雲煙；粗茶淡飯，格外香甜。靠自己雙手所得，享用起來心裏踏實。這有什麽不好？”從此以後，王良再也沒有到外面去做官。他全家住在蘭陵農家低矮的茅屋裏，粗茶淡飯、土布褲褂，勤儉度日，心安理得，好不快活。後來光武帝劉秀到蘭陵來，專門派使者去詢問王良疾苦。此時的王良已老病纏身，久卧病榻，不能言語了。時隔不久，王良便終老于故鄉蘭陵。

　　王良的一生，雖身居高官，食俸千石，而恭儉清廉，一塵不染。這除了他熟讀經書，立志報國爲民，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故鄉蘭陵這塊土壤造就了這位品德高尚的人。故鄉北面的文峰山上也長眠着春秋時期這樣一位偉人——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這種高尚品格是王良爲官清廉的基礎。其妻亦不慕榮華，不入官府，也是受季文子之妻粗食布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