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西南部接峪村,在看山的石屋里住了十二年。以后迁到光山头村。徐子仁兄弟5人,他是老小。
徐家三代人给邻村下牛田王家地主种地。1908年,19岁的四哥徐光贤因受不了地主的气,独自跑到东北卖苦力。后来投到东北军,由士兵逐级提拔为团长,徐家的生活在他的接济下逐渐好起来。从1911年起,徐子仁读了5年私塾、两年小学,后考入临沂省立第五中学,上了一年便回家教书。1924年秋,只身离家去东北大连,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任东北军连长的徐光贤得知后,把他找到部队当了兵,后来给23旅旅长黄显声当副官。1935年7月,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大好河山落入敌手。徐子仁痛心疾首,遂于当年秋愤而离开部队,回到鲁南,通过关系在台儿庄分炭厂谋到了收矿税的工作。
在枣庄,徐子仁接触了共产党员李韶九、魏立久、万国华,并通过李韶九认识了中共苏鲁边区特委负责人郭子化,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当时,共产党员万国华被国民党临沂专员公署抄家通缉,徐子仁写信,将其介绍到陕西任大荔专区保安副司令的徐光贤处躲避。徐光贤同情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与中共领导人左权、徐海东、舒同以及著名作家丁玲多有来往,为我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对万国华给予了妥善照顾。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万国华于九月返回鲁南,捎来了徐光贤给徐子仁的信,信中说:共产党、八路军是中国的希望,你等如果抗日,唯有参加八路军才有前途。1937年10月,徐子仁离开台儿庄,回乡抗日。他多方联络,动员群众,筹集枪支。组织了临费边区联庄会,建起了联庄会常备队。在他指挥下,常备队赶走了在崮口山区敲诈百姓的国民党杂牌军薛家彬司令,一时声威大振,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我党周井铺、甘露寺支部尚明、商向前、郭华、陈子未等同志,以及左派民主人士王兰斋、陈发言等多次找徐子仁做工作。1938年10月成立的中共临费县委及稍后成立的鲁南特委,也把争取改造联庄会做为重要工作。同时,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杂牌军王洪久、周作庭、王玉良、李以锦等部,也在打这支武装的算盘。他们或以物质引诱,或以说客拉拢,或以武力威胁,使这支武装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但徐子仁一直不为所动。在王洪久大兵压境的紧急关头,我党派遣张岗、钱钧率领八路军山东纵队十二支队,从蒙山前的诸满来到马庄区中牛田,并派一个营驻在光山头村。费县第一游击大队也从地方镇一带来到崮口山区,解除了王洪久部对这支队伍的威胁。徐子仁下决心将这支队伍交给共产党。1938年11月,费县第二游击大队正式成立,对外称八路军山东纵队临费边区第二游击大队。1939年春,吴克华率十五支队从胶东路过鲁南,留下滕胜任教导员,后任政委。1939年5月,原大队长杨法贤叛变,徐子仁正式出任大队长。
在我党领导下,二大队由小到大,发展到九个中队,一个教导队(特务队)近千人。它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临费边抗日游击战争,掩护临费县委开展地方工作,保卫鲁中鲁南两大根据地的地下交通。同时为主力部队输送有生力量。
二大队从建立那天起,就处在敌伪顽固势力的包围之中。崮口根据地周围,有伪军的七个司令部,而我党领导的武装只有二大队,斗争形势非常复杂。但由于鲁南特委、临费县委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以及徐子仁良好的社会关系,却一直坚持战斗,成功地保卫了崮口山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胜利地进行了陈家围子伏击战,保卫马庄的岚山阻击战,以及南马庄突围。在115 师罗荣桓政委指导下,参加了讨伐反动县长李长胜和消灭土匪王学礼的战役和战斗。反日伪"扫荡"和反顽固派的"摩擦"斗争更是经常不断。战斗中,徐子仁的侄子徐怀亮和儿子徐怀让先后英勇牺牲。
崮口山区处在我鲁中、鲁南两大根据地至延安的交通线上,徐子仁的家就是地下交通站,过往干部、工作人员、交通员,都在这里暂住,休息,了解情况,补充给养。因此,护送过往人员成为二大队的主要任务之一。他们先后安全地护送了八路军第一纵队总指挥徐向前,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胶东区党委书记潘维舟,十九旅旅长吴克华、政委闫世印等党政军重要领导同志和一大批工作人员。每次护送领导同志过路,交通沿线都要派出武装人员,就连敌人据点里,也通过地下工作者安排了侦察员,随时了解敌情,保证首长过路绝对安全。郭洪涛、张经武路过时与徐子仁亲切交谈,对他参加抗日的正确选择,表示赞赏,并支援二大队法币五百元。徐向前从山东回延安路过,就住在徐子仁家中,对徐子仁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支援二大队现洋六百元。领导的教育和支持,更加坚定了徐子仁追随共产党抗日到底的决心。
在坚持战斗的同时,二大队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向主力部队输送了有生力量。1939年秋末,115师东进支队司令王秉璋、政委黄励将115师工兵连76 人交给二大队作为一中队的骨干,支持二大队和崮口山区的斗争。同时指示徐子仁重点发展工兵连, 1940 年上半年即发展到250多人,回归115师建制,编为两个工兵连。
1940年6月,二大队编入四县边联支队,徐子仁任第三大队大队长。
%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徐子仁于1940年10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9月, 徐子仁所在的四县边联支队编入鲁南军区五团,徐子仁任三大队大队长。在此期间,参加了护送刘少奇返回延安的保卫工作。在1943年的柱子战役中,三次深入敌区侦察,为我军全歼刘黑七匪徒作出了贡献。
1944年,徐子仁奉命回到地方,任温河、赵 两县工商局局长,开创了鲁南的工商事业。1945年任八宝山煤矿经理。
1946年,任鲁南区工商管理局工矿科科长,鲁南行署秘书科科长。1947年2月,北撤渤海区。10月, 奉命带领80人的精干武装回鲁南开展对敌斗争,严厉打击了国民党"还乡团",为区党委和行署返回鲁南打下了基础,受到行署主任张劲夫的表扬。
1948年10月,接收山东三大煤矿之一的陶庄煤矿,任副经理。当时的陶庄煤矿百废待兴。徐子仁作为主管生产的副经理,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殚精竭虑。他还亲自参加井下劳动,走遍了井下每一个掌子面。掘进任务重,他不顾50多岁的年龄,亲任掘进队长,夜间下井劳动,白天坚持指挥生产,使国民党丢下的烂摊子很快焕发了勃勃生机。
1955年8月,任山东省煤矿基本建设局副处长。
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徐子仁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1957年,他主动请求支援边远省区建设,调云南省煤炭局任生产处副处长。虽然长期背着错误处分的包袱,但仍然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为云南煤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三中全会以后,党组织为其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藉,享受正厅级待遇。1983年秋,以83岁高龄抱病来费县参加党史座谈会,为鲁南地区革命斗争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资料。1985年不幸病逝,享年85岁。国务委员张劲夫,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委王六生、南京军区副司令钱钧,司法部教育司司长宋子成等领导同志和徐子仁生前战友、同事纷纷发来唁电和唁函,表示深切的悼念之情,对其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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