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1911年生,雇农出身,从小跟着父亲给地主扛长工。1931年,身材魁梧的王连仲娶了太平乡西水湖涯村16岁的孟庆岱,婚后过着贫苦的生活。1937年正是中国饱受欺凌的年代,临沂被占领后,家里的房子被烧光了,村民四散逃亡。日子过不下去了,王连仲和孟庆岱就跟随家人背井离乡,外出避难,逃荒要饭,一路到了青岛。在青岛,那里也被日军占领,境况凄凉。更糟的是,一路颠沛流离,孟庆岱浑身出疹子。日本人怕传染,非要一把火给烧了,幸亏一位渔民把她藏在船舱里,才躲过一劫。万般无奈,夫妇俩返回老家,在途中经过赣榆县斗笠村时,那里的抗日运动轰轰烈烈,两人在当地落了户,耳濡目染中,逐渐明白了抗日救国的道理,王连仲还参加了农救会,很快成为骨干,不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党组织派遣王连仲回家乡,带领群众继续闹革命。回乡后,他担任了临沂县十区沙兰乡公所乡长、徐沙兰村农救会会长,组织民兵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47年,国民党残余势力王洪九带领还乡团反扑,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农救会干部,为保存革命力量,王连仲就带领民兵转移到沭河以东,在大店和大坊屋一带打游击。当游击队长的王连仲,带领民兵不分昼夜同敌人周旋,居无定所。有时在高粱地或者地瓜沟里过夜,有时在村场里的谷草垛睡一宿。到了深秋初冬,气候渐寒,民兵们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吃的是带皮花生饼和高粱米,有时甚至一两天吃不上饭,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条件十分地艰苦。王连仲因此得了严重的胃痛病,经常疼得大汗淋漓,但他没有条件也根本顾不上医治,仍旧坚持在漆黑的夜晚率队或去相公、或去独树头等地袭击敌人。
王连仲牺牲之谜
当游击队长的王连仲,纪律严明,性格也爱憎分明。当时的临沂属国、共两党地方势力的相持带,敌我对垒呈犬牙交错之势,斗争形势复杂。据徐现同回忆,当时的我党县政府设在郑旺,县城为国民党所盘据,双方经常偷袭对方。王连仲的牺牲,在当时还是个谜团。都知道是还乡团所为,但王连仲行踪不定,敌人是怎么摸上门来的呢?直到解放后,谜底才逐渐揭开。
原来,王连仲除了对敌斗争,还组织人秘密往敌占区贩运食盐等物品,以换取自己所必需的物资。在运盐过程中,本村的王连桂、王连春及王金章等人通过各种手段混进了游击队。王连桂绰号“秃光明”,脑门有点秃顶,表明和善,背地里却是个自私而凶残的人,他扛上枪后,表面顺从,背地里却干起土匪行当,夜半劫人财物,被告发。王连仲尽管不信,但还是严厉追究,遭到了王连桂的忌恨,生出异心。
1948年农历的7月27日的深夜,为躲避“还乡团”袭扰,王连仲率民兵藏在村中东湖的秫秸垛中。蓄谋已久的王连桂借口肚子痛,要回村找药铺看看,等了许久不来,王连仲放心不下,遂带着民兵李守法、李开元三人悄悄回村察看。此时天色露白,正遇王连桂,问病好了吗?答好多了。王连仲带人要走,狡猾的王连桂说:“天快亮了,还乡团天明了是不会来的,不如就在这睡会”。并主动和一个叫徐兰喜的人帮着站岗。在药铺里,奔波了大半夜,头一挨席子人就睡了过去。临天明之际,村子里的枪声将人们惊醒,王连仲等三人惨遭敌人杀害,死后还被坏人用刺刀乱捅,其状惨不忍睹。
王连仲被害后,王连桂等人伪装成嚎啕大哭状,并未引起怀疑。事后查明,连王连仲枪里的子弹,也被人暗中做了手脚,弹壳内火药换成了泥土面子,也就是说,即便开枪还击,也是打不响。为此,药铺老板险些成替罪羊,但罪证不足。叛徒是怎么发现的呢?
原来,当年参与站岗的徐兰喜,后来在黑龙江写信给孟庆岱,揭出事实真相。遗憾的是,信寄到大队里后,队长不识字,随手把信交给了时任会计的王金章。王金章是王连桂的叔,他见信后大吃一惊,于是悄悄把信的内容给篡改了,后来怕事情败露,赶紧潜逃了。据村里人讲,后来王连桂设法逃到了台湾,上个世纪90年代大概还回过一次老家。当时要是徐兰喜把信直接寄给临沂县公安局,这伙人恐怕一个也跑不了。
感人至深“孟大娘”
王连仲等人被杀害后,在乡亲们帮助下,分别被埋在村中,坟前栽上了翠柏。擦干眼泪,孟庆岱秉承丈夫遗志,继续为党工作。1948年11月,著名的淮海战役打响了,孟庆岱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当上徐沙兰村的村长。她动员男劳力参加担架队,随军上战场,动员妇女们缝军衣、做军鞋,安排慰问品支援前线。筹军粮,备草料,还一家一户安排照顾伤员,从早忙到晚,夜间还在煤油灯下做军鞋。大伙心疼她,说:“村长啊,歇歇吧,您的任务,我们做。”孟庆岱却说:“支前打胜仗,这是咱老百姓的光荣责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
王连仲的女儿王江如讲述了母亲对敌斗争的故事。还是1945年,母亲随同父亲回到家乡,担任游击队的情报员,经常化装成要饭的,怀里抱着她,胳膊挎着箢子,里面装着花线和要饭碗,活动在沭河两岸。有一次往沭河东给游击队送情报,在相公的学田庄遇到敌岗哨盘查,凶狠地问:“干什么的?”孟庆岱沉着应对:“走亲戚的!”“到哪里走亲戚?”没等她回答,一位从本村嫁到学田庄的大姑上前,大声说:“侄媳妇,你来了,快跟我回家,快跟我回家!”敌人信以为真,孟庆岱得以脱险。还有一次,党组织委派孟庆岱到独树头村了解敌情,并买了20多尺大红布,准备做党旗用。她把布放在箢子底下,上面放了些碎煎饼作掩护,谁知刚走到村东头,就碰上敌人搜查,孟庆岱当时灵机一动,急忙把红布藏在本村赶集卖菠菜的大爷爷周兆玉老人的菜底下,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孟庆岱是位小脚女人,每天干很多活,走很多路,操很多心,常常腿累肿了,脚磨破了,却从来不叫苦。解放后,临沂市河东一带广为流传的“三大娘”,即“独树头村的崔大娘”、“徐沙兰村的孟大娘”和“小尤家村的尤大娘”(分别为当今河东区的九曲、相公和郑旺三地),相当于今天的“沂蒙红嫂”,被传为佳话。上世纪50年代,上级规定不征独生子女入伍尽保卫祖国的义务,但孟庆岱深明大义,她步行40多里路赶到县武装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说服领导,下决心把当时的独生子王培军送到部队。负责征兵的首长闻知详情,深受感动,破例接收了王培军入伍。二十多年后,她又把唯一的孙子王伟送到部队。孟庆岱送子、送孙参军,受到十里八乡的广泛尊敬和称赞,成为那个年代妇女们的一面旗帜!
孟庆岱老人在战争年代是沂蒙红嫂式的拥军模范,和平年代也是居家处世的楷模。谁家一时吃不上饭,她就尽可能送去米和面;谁家孩子穿不上棉衣,她就连夜给做上件;村里周宝顺兄妹俩是失去父母的孤儿,孟庆岱就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把他们抚养大。2003年初春,已是五代同堂的孟庆岱老人在家中病逝,享年90岁。
传承家风留后人
王连仲和孟庆岱夫妇一生共育有四个孩子,后又抱养了一名。由于生长在独特的军烈属家庭,孩子们从小就自觉地接受爱党、爱国、爱军的熏陶,革命的无私奉献精神哺育了他们成长。女儿王江如回忆起父母亲的教诲,深情满怀:"父亲牺牲的时候,我们都很小,是母亲以身作则教育了我们"。母亲一直担任村长兼妇女主任,还是县人大代表,但从小生活贫困,没有条件上学,不识字,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因此深知学文化的重要性。为不让孩子们当"睁眼瞎",共和国一成立她就请来老师,在本村办起学校,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教育。
王江如特别记忆犹新的是:“1964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母亲孟庆岱拿着父亲王连仲牺牲时的血衣,声泪俱下地讲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父亲牺牲时的情景,教育我们要牢记家庭的血泪史和国家的革命史,努力学习文化、尽心为党工作,继承和发扬先烈们的优良传统,为家乡、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王连仲一家的朴素情怀,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迄今,徐沙兰村小学布置作文,还经常写关于王连仲的事,作为革命历史传统教育。
王连仲的子女们全部是中共党员。长子王培军1959年退役后回村任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30年。长女王培英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后因病去世);最小的女儿王淑华现于青岛某大学任副教授;王江如1963年高中毕业,继承父母革命传统,响应党组织号召,自愿回乡务农成为学习徐建春的榜样,1964年10月还作为青年标兵、山东省青年跃进红旗手,光荣地出席了全省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现居于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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